从1984年开始，我在《解放军文艺》担任诗歌编辑近二十年，亲眼见证了当下活跃在部队诗坛的许多诗人的诞生与成长过程，朱增泉就是其中之一。记得我第一次读到他的作品，是1987年春天他从南疆前线寄来的几首短诗，有《钢盔》《迷彩服》两首，都很短，属于非常传统的那种，说不上有什么特别，丝毫没有露出后来那股“漫天香气透长安”的气势。如果有谁不相信，可以找出他的诗集《地球是一只泪眼》来读读，这本曾经获得鲁迅文学奖的诗集作为“处女作”收入了这两首诗，保证让你读后也有我当年那种感觉。那年我在阅读厚厚一叠自由来稿时在这两首短诗面前略作停顿，再把它们挑选出来备用，是考虑到刊物需要这种作品。因为那时我们的部队正在南方轮战，每年部队上去后都会自发组织诗社和印刷诗报，热血沸腾又多少有些悲壮地抒发为国献身的豪情壮志。对这些寄自前线、洋溢着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诗作，我们有责任给予扶植，也有理由对它们网开一面。正是出于这种心理，我很快编发了这两首诗，然后主动与他取得联系。直到这时我才知道他是个不小的官，在一个集团军担任政治部主任。那时还没有恢复军衔制，像他这个位置的官差不多就是个将军了。明白这一层，我又想，他写诗大概只是一种姿态，或者是一种别出心裁的战时思想鼓动。说得苛刻一些，大概也有点附庸风雅的意思。总之，我当时压根儿也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在未来声名鹊起的诗人在嘭嘭地敲击诗坛的大门，以至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在他的诗稿中乱砍滥伐。他看了我传过去的稿子后婉转地表示了他的不满，但我依然不管不顾，心想我改你的诗歌，用你的诗歌，那就是看得起你，给你一个机会，你当大官又怎么样？
当年５月，在他这两首“处女作”刚刚面世的时候，我带领两位部队青年诗人简宁和蔡椿芳到前线去举办“战壕诗会”。听说我们到他的属地来了，他马上邀我们见面。当时他们的部队已经开始接防，战事一触即发，一辆辆战车正像风一样向前沿开去。大片大片被雾岚笼罩的边山不时传来隐隐的炮声。从我们面前一闪而过的那些官兵，脸色都绷成了冰冷的铁的颜色。在我们看来，朱增泉身居一支作战部队政治部门的最高长官，在这种时候肯定最紧张、最忙乱，例如他现在所处的位置，至少应该在披满伪装网、战争的气氛快要临近爆炸的前线指挥所。但他却把约见我们的地方安排在后方的一个人去楼空的驻地，而且显得那么轻松自如，那么谈笑风生，好像即将展开的战争只不过是小试牛刀。看见他如此从容，我们先是心里一惊，接着原本有些忐忑不安的心马上也跟着放松了。我猜想他这是要告诉我们：战争算得了什么？他今天要宴请的唯有诗人，唯有诗歌。那顿饭我们整整吃了两个半小时，席间坐而论道，没有一句话不与诗歌有关。那年我刚刚三十出头，简宁和蔡椿芳分别从地方大学和军校毕业才两三年，嘴唇上仍长着细细的绒毛，但一谈到诗歌，从我们嘴里蹦出的都是艾略特、庞德和埃利蒂斯这样一些外国大诗人的名字，还有他们写的长诗《荒原》《四个四重奏》《比萨诗章》《英雄挽歌》什么的。他多半静静地坐着，饶有兴趣地听着我们海阔天空，高谈阔论，如数家珍。他对我们提到和崇拜的那些大师显然还不熟悉，这从他眼里露出的好奇和专注看得出来，他不排斥，不抵触，甚至对我们年少气盛表现出来的那种轻狂也很宽容。他静静地认真地倾听着，不时发出提问，比如问我们那些外国大诗人对待战争到底抱什么态度，他们的表现手法有什么独到之处，还请我们举几例说明，好像我们每个人都能给他释疑解惑，每句话都能让他看见一片新大陆。记忆深刻的是，他始终坐在留着一道缝的两条凳子中间，身体的重心一直悬着。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日子他其实非常忙，非常累，几近彻夜不眠，痔疮患得很严重，痛得不能在凳子上平坐着。知道这些，我们既被他的真诚感动了，又被他的痴情搞糊涂了：他都是军职干部了，年纪也眼看要到五十岁，怎么会在这种时候热血沸腾，走火入魔，动了写诗的念头？多么不可思议！再说了，仕途和诗途相比，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前者他已走得一马平川，未来当更大的官也是指日可待；诗途却要从头拓荒，从头起步，谁能保证他一定成功？就算他大器晚成，真能写成一个诗人吧，那又怎么样呢？一个将军与一个诗人在中国的社会地位，孰轻孰重，哪头热哪头凉，他还掂不出来？如此一想，我们还是论定他应该属于附庸风雅之列，充其量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等战事紧急了，军务繁忙了，写诗的念头和兴趣自然也就自生自灭了。
我们确实是这么想的！当时我们对他的诗歌到底能走多远，可能连议论都没有议论过。想不到从前线回来后，他主动以一个作者的身份与我保持联系，有时寄来几首新作，有时寄来一张背对着硕大的伪装网脸色严峻地望着群山的照片，说到底是作者与编辑的交往，从来不谈战事。但他新写的诗却离不开战争，特别明显的是他再不写那种一景一物的东西，而是在冷静地观察战争，反思战争，用他纷繁的思绪穿越硝烟弥漫的战争；诗歌的触须也逐渐向战争与人的遭遇，战争与世界的秩序、与人类的命运方面伸展。有一天，一首洋洋洒洒、长达百行的《猫耳洞人》终于让我吓了一跳。这首片段性的小长诗以坚守在猫耳洞里的士兵因潮湿和长期见不到阳光，一个个裆部溃烂，只好赤身裸体为进入点，但他思绪飞扬，天马行空，摧枯拉朽，时而想到匍匐在远古的山顶洞人、蓝田人和元谋人，时而想到生活在太空的外星人，时而想到石窟、神龛、鹰巢，时而想到弓箭、长矛、甲胄。诗歌的想象力经天行地，专横跋扈，宽可趟马，完全不讲常规套路，而要表达的思想却异常鲜明，异常锋利，简直割得出血来。正是在这首诗里，他在掷地有声地向人们宣告：他“在苦苦寻找着／真正的——人”。作品的结尾部分，甚至以泣血的声音喊道：“闪烁星空／众目睽睽／洞察着聪明非凡的地球人／猫耳洞人／拍打着肌腱鼓凸的胸／向天外生灵喊话——人／我们。是你们苦苦寻找的／人／人／人！”
读完这首诗，我呆若木鸡，无话可说。我感到这位长官现在与我离得是这么的远，又是这么的近。我无法用现有的诗歌观念接受它，也无法用通常的编辑视角取舍它。尽管我自己也在写这类分节分行的文字，并且因刚从前线归来正在狂热地写作所谓的战争诗、战壕诗，但却被他这首诗弄得心慌意乱，疑窦丛生。我对自己说：这是诗吗？又对自己说：这不是诗吗？因为找不到答案，《猫耳洞人》最终没有在《解放军文艺》上面世。
部队撤回那座北方城市，朱增泉开始了他真正的诗歌之旅。他这时似乎控制不住井喷般的思绪和灵感，在1988年，连续写作了《战争，雨季，地球的又一个受孕期》《猫耳洞奇想》等有关战争的几首长诗，陆续发表在《解放军文艺》《昆仑》《诗刊》和《人民文学》这样一些文学大刊上，接着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以《奇想》为名结集出版。那年他留给诗坛的印象就是铺天盖地，横冲直撞，一飞冲天。有许多诗歌朋友相互惊奇地打听：咦，这个朱增泉是谁？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虽然部队诗人比地方更早地知道他，但却不一定比地方诗人更早地接受他，承认他。这是实话，因为他的创作太有个性了，太不守军旅诗的常规，也太不讲写诗的道理了。其实在他的心里，本来就没有常规，没有什么写诗的道理。我说他开始了真正的诗歌之旅，是指他在经历过那场战争之后，忽然对历史、人类、战争、文明等无比巨大的概念有了一种强烈的倾吐欲望，他感到过去几十年沉淀在心里的某种东西终于绽开了，沸腾了，鼓胀欲裂了，而诗歌正好成了他让那些东西冲破地壳的火山口。许多年后，他在获奖诗集《地球是一只泪眼》的自序中说：“我是军人，不是诗人。写诗，纯粹是我的业余爱好，何为‘爱好’？性情所至，爱之好之，欲罢不能，欲弃不忍之谓也，非‘附庸风雅’之谓也。我白天有忙不完的事，每一首诗都是熬夜熬出来的。早先是一行一行地写，一遍一遍地抄，后来买了一台电脑，在夜里一字一句地敲。并不是有人想象的那样，有什么人帮助我整理、润色之类。字字句句属于我，一笔一画在心头。”他还反复申明：“我不大懂诗，我写诗不大遵守诗的规矩。如果我对诗歌理论、诗歌技巧之类懂得太多，可能会顾虑重重，反倒不敢写了。不大懂，反倒顾虑少，敢写。”
朱增泉真正“敢写”的诗，是在《奇想》出版后的第二年写出来的，名叫《京都之乱》。依然是浩浩荡荡，依然洋洋洒洒。我依然在第一时间读到这首诗，并且清晰地感觉到他的心灵在诗中的跃动和震颤。我承认我当时流泪了，为他的诗在短短几年中所积蓄和喷发出来的那种摇晃历史和抚慰人心的温暖力量，也为他面对诗歌的坦荡、真诚和执着。我相信这首发表于当年《昆仑》大型文学期刊第六期的长诗，终究会被人们发掘和重读的，因为它具备历久弥新的历史和文学双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