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当代文坛点将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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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袁鹰(2)

然而一个清晰无误的印象是,在敌伪统治的黑暗年代里,你是热爱文学的革命青年,就读于大学,课余编刊物,时有诗和散文发表,还从事秘密的革命文艺活动。我那时在“外围”,对你的了解自然是很有限的,只知道你是我们青年文学伙伴中有实干精神的一位。20世纪40年代毕竟是遥远的过去,我们的青春岁月属于过去的年代。可是我们青年时代就开始交往的友情,历四十年而不衰,这种老而弥坚的友情更觉可贵,不是吗?

在你的文学生涯里,较早一个时间对诗和儿童文学创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尔后你的写作重心集中在散文的耕耘。这里所说的耕耘,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你长期经营报纸副刊的编务以开拓散文园地,另一方面你又以如椽之笔写了大量的散文作品,不论哪一方面你都是热情的耕耘者。近年来你又相继编纂了几种大型的散文选集,对振兴散文事业不遗余力。人们高兴地看到,即使被称为失去“轰动效应”的散文这棵大树上依然结满累累硕果,各种厚实有分量的散文选集的出版便是最好的明证。

我常常想,全世界的报纸很少像中国报纸的副刊一样自成一格,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属于报纸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拥有广大的读者层。试看全国日报晚报哪家报纸没有副刊?少则一个,多则数个。一般副刊都有短小精练、雅俗共赏的随笔小品,文艺副刊当然更侧重文艺作品。有悠久历史渊源的中国散文这一文学体裁绵延至今,同中国报纸的副刊有密切联系。于是副刊成为中国报业史中独有的篇章,也成为刊登和发展散文的重要园地。我是有感而发,因为当年我们的文学伙伴们都是向副刊投稿练笔,由此开始写文学作品的。更主要的是想说明,你长期投身于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对耕耘散文园地和扩大散文作者队伍具有深远的影响。

假如把人生之旅喻作若干驿站,那么也未尝不可将文学道路分为若干驿站。抗战八年,尤其是上海沦为“孤岛”的岁月里,我们几乎都是在光明与黑暗交织的旧上海度过的。就在抗战初期相差不远的几年间,我们各自走上第一个文学驿站。上海可算是我们的文学摇篮吧。

读了你的第一个文学驿站上那一组作品,以及你近年来沉浸在深深的忆念中,掇拾一连串的上海“梦片”,不由得引起我无尽的往事回忆。记得爱伦堡有一句名言:“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那时我们常常用来作为长夜如磐的上海滩的写照。收入这本选集里的开卷十篇散文,写的是敌伪时期上海市民的苦难生活,“生活像泥河一样地流”的沉郁歌声,仿佛又在我耳边轻轻回响。《泥河》和《望春草》两组散文,分明又可当作散文诗来读,不难看出作者笔端流露出前辈散文家某些韵致和华彩。民族灾难深重的年月远去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年华也逝去了,然而对民族和国家的忠贞之心是永远不会丧失的。

3.老田

王必胜

老田是我们部门的老主任,原名田钟洛,笔名袁鹰,在文坛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他的著作,少说有三四十本,包括散文、诗歌、杂文以及编著。他主要写散文,曾有数篇作品入选教材。20世纪50年代,他的域外题材的少儿诗歌,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前几年,巴基斯坦总统访华时授予他贡献奖。还有,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老委员,他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从事新闻工作,一位资深的报人,他的文名和资历都是令人尊敬的。

老田,是大家对他的一种亲切自然的叫法,那时候,同事间称呼简单而随意,从不叫官职,没有谁把对人的称呼与叫职务联系起来。这在当时很平常,上行下效,大家都如此,老一点的不以官位自恃,小一点如我辈,也没有在称呼上不便和难堪。一个平常轻松的称呼,体现了单纯亲切的人际关系。

我是1982年来到现在这个部门的,之前是在一个大学,要说那里大小也是个局级,有相当级别的干部,也有延安时期的老新闻,大家都以某某或老某小某相称,连学校的某某老师的常规叫法也不多,没人叫官职,也没有人摆架子,好像没有条件摆什么架子。我的直接领导是一位三八式的干部,他的副手也是一位老同志,从年龄上我们相差三十多岁。他们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拖把和抹布满楼道地搞卫生,与他们共事几年,从没有听谁称呼过他们的官职,连我当时作为小字辈的,也跟着老武老苑的叫,没觉得什么不好。也许是习惯了,也许是这些当事人的带头,谁也没有把这些个或大或小或实或虚的职位当回事,这个好的传统一直沿袭下来,光大于后辈中。我那时刚到北京进机关,因了这先行的一步,来到报社后对这种平常而简单、其乐融融的集体氛围很适应,仿佛这文化机关就是这样子的,所谓官僚衙门,一点没有感觉。

按说,老田我应当尊为老师的。他不仅在资历和学识上、在生活上,是我所尊敬的老师辈的人,而在我上研究生时,师从他指导学业,也是名正言顺的老师。只不过,我们上的研究生班是集体辅导,老师多是专门指导论文写作的。可能这一点与专门的导师制的研究生不一样,所以,在几次场合我向人介绍,老田是我的导师,他却不以为然,总说哪里哪里,一笑了之,一番真诚的谦让,也就不再多说。有时候,我想,学生不才,忝列其门,有辱吾师,而从心里来讲,我总是把他当作导师的。如前所说,他不仅是我学业的导师,而且在他身边工作的那几年,他对我的教育和关爱,以及他在单位以至文坛的口碑,都是为我师表,有如师严的。

记得第一次去见他,大约是1980年。他的办公室还在王府井报社大院,我是首次登门。拜他为师,对于一个年近而立的学生,他也许觉得没有什么可要交代的,而于我却因近距离地见到心仪的作家,投其门下,颇有点惶怍,简单的交谈,觉得我的导师是一个面善之人,那副身子显得结实,虽有些发福,但看出来他的干练,听他说话,觉得江南普通话里透露出浓浓书卷味。

这以后,因他工作忙,写作的事仅与他通通电话,学业方面也只是作个简单汇报,到了快毕业时,才因写作论文与他接触稍多些。他对人对事,总是十分的宽厚,也许是这个年龄有所成就的人,对于后辈的仁厚,也许是一种放手的信任。记得我的毕业论文,他也没有具体提些什么意见,只是在大的框架和结构上,宏观指导,也是到了论文打印上交时,他作为最后的审定人、导师,签字放行。他对我最后的论文答辩,也没有后来的一些辅导老师那样的紧张,没有为我谋划商量,以便有所预案,应付可能的不测和变故,像后来我所参加评审学位时的那种杂七杂八的人事和非学业的纠葛。当时,我的评审委员有几位,都是谁,田老师也没有过问。大概他以为,我们这些“文革”后较早一批的研究生们,耽误了十年,恨不能夺回荒废的时间,大家学业勤勉,对这批人的行事标准、学业研究,较为放心,觉得都有相当的自控力;或许,田老师们还以为,当时的社会风气清纯,学风纯正,作为老知识分子,他希望看到的是年轻人的认真求实的作风和老实本分的态度。这也许是老田他们这一批德高望重的新闻、文化界知名人士,乐于指导我们这批年龄不一、社会经历也较复杂的研究生们的一个缘由。

毕业后,我成了他的下级、同事,到1987年他退休。这段时间里,我亲聆教诲,对他那学者的风度,长者的宽怀,父执般的善心,深有体会,也时有感动。部门里大都有我这种看法,记得缪俊杰先生曾在《文艺报》上写过一篇文章《袁鹰的风格》,生动地描绘了老田的为人为文,说他“官不大,名气很大,职务不高,威信很高”,认为老田是最没有架子的,对人对事真诚善良,心胸豁达。我还记得,最为大家谈论的是,他得了稿费后,总要交一笔党费,这已成了惯例。老缪的文章说,“文革”前,老田曾一次交了八千元的党费。二十多年前,人们的工资都是很少的两位数,此外也就是一点不多的稿费了,老田每笔稿费都拿出一些,好像很自然。那时,也不时兴搞什么内部的表扬,也没有内部的宣传小报和单位的闭路电视,这类宣传也不是老田的本意,他也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纯粹是个人的行为,他只是表达一份神圣的情意。按说,他的家境并不宽裕,家中老父亲和一个残疾的女儿,需要照顾,可他却多年一直是用这种方式表示一个老党员、一个部门领导者的心意。那时候,不时兴作秀,也不像现在有人还没有做点什么,就满世界地鼓噪,生怕自己做了一点事别人不知,特别是那些有点权或有点小权的人,陶醉于表扬与自我表扬中,弄得人所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