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但写真情并实景任它埋没与流传
叶广芩
每月从单位领些个工资，以前还得盖章签字，月月跟会计打照面，现在省事了，直接转到银行，取不取由你。工资的补贴名目繁多，扣除也名目繁多，让人很难闹明白究竟该挣多少。工资折上的数字月月变化，索性不去管它，想的是单位总不会亏待你，任它攀升与下滑。我写文章与此雷同，写了投了，从来不问收获，我敢说，至今各编辑部的编辑朋友中没有一个接到过我问询稿件的电话和信件，稿子寄出便寄出了，管它做甚。令人愉快的是从传达室经过，常常被传达喊住，因为有小稿费寄来。哪儿来的，多少钱也不管，反正传达的本子上一笔笔给记着，都是自己劳动所得，拿得很踏实。有这些稿费在兜里装着，至少在菜市场提着篮子买菜会感到充实，不会再为那些红盐白米的贵贱伤神。
这样赚钱真好！每天早晨在公园里操练自编的体操，多为“双手托天理三焦，左右开弓射大雕”之类的传统动作。迎着太阳看着蓝天，练得微有汗意、浑身通泰了到早市上一转，花五六块钱买束时鲜的花儿，举回来插在瓶子里，书桌上便有了清香。敲几行电脑喝几口香茶，进入自己造出的天地，喜怒哀乐，嬉笑怒骂，十分丰富。饮食清素，朋友二三，家常的日子家常的人，写些家常的文章，说些家常的话，装腔作势的年龄已经过去，天命己知，所崇尚的唯有恬淡和平安。
这样活着真好，有人问起我“家族小说”的事情，也不知是谁，在什么时候，将我写的那些《梦也何曾到谢桥》一类作品归类于“家族小说”范畴。我常想，这个词汇挺怪，谁的家族呢？我的吗？瞎掰！我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都还健在，我写的那些故事，他们一概不认可，害得我出了书只好藏着掖着，怕他们笑话。在他们眼里，我是家族中最没出息的一个，他们说“咱家那位作家，只会把些个事儿驴唇不对马嘴地胡安……”在这里应该提出的是，他们嘴里的“作家”绝对是个贬义词，与“不学无术”画等号。深秋，我在北京创作老舍《茶馆》的电视连续剧，闲暇和妹妹小荃去看望我们的四哥，这个大我两轮的哥哥给我们每人找了两本老字帖，字帖上有家里老一辈留下的墨迹，越发显得珍贵。他让我们回去好好临摹，不许偷懒，下次见他的时候要把作业带来……他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书法教授，我知道，他对我们的要求不会比他的学生宽松。我说现在写作用电脑，已经许久不用笔写字了，他批评了我那“没有灵魂和个性的肉头字”，说一切艺术都是相通的，字写得很臭，文章也好不到哪儿去……听着兄长的训导，望着屋里暗红色陈旧的家具，望着墙上映在夕阳中发黄的老照片，望着白髯飘洒、清癯飘逸的兄长，嗅着儿时便熟识的气味，我想，这就是伴随我成长的家的基调，我的文学……
人们说，作家要跟得上时代，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绝对是真知灼见，我特别敬重的崔道怡先生也说，大凡作者，其思想水平和境界要高于、新于常人，要看得远，挖得深，要见人所未见，识人所未识，成为群众与时代的先知先觉。我常常用这句话提醒鞭策自己，可是不行，我做不到。许多人家里挂着郑板桥的书法“难得糊涂”，我的房间里也挂过，后来搬了新房被我丈夫换了，换成了他写的“难得清醒”，在广岛的书房索性被他题了“糊涂斋”几个字。后来想想，他也真是题到了点子上，郑板桥的“难得糊涂”是一种超越聪明的大智慧，我是一种浸泡在迷糊中的真憨傻，自己糊涂却企图让读者明白，自己浅薄却让评论家去寻找深刻，实在是让人受罪。我写文章的时候永远是没有主题，永远是信马由缰，谁让我谈创新体会，我便如实招来，下笔之前从不知自己要写的是短篇中篇还是长篇，就好像面对一个被雪覆盖着的花园，我拿着笤帚要把通往各个景点的路扫出来，哪儿有小桥，哪儿有花台，哪儿有甬路全然不知道，从哪儿下笤帚全凭感觉，也许歪七扭八地扫出些没用的东西，也许扫到湖边险些掉进水里……但是我知道，我终究会把这些美丽景致一个一个掏出来，让人来欣赏它，享受它。这是我写作的自信，是我面对空白的电脑首先产生的意念。当然，有时写着写着没兴趣了，立马就能打住，绝不怕有虎头蛇尾之嫌。我知道，我都不想写了，读者肯定也不想看了，算了吧！
睡觉的时候我最喜欢的是“自然醒”，心里越放松醒得越早，我从没有睡懒觉的习惯。顶怕的是早晨有事，哪怕是上午十点开会，我晚上也得失眠，关键是心里搁不住事儿。这跟写文章一样，我最怕命题，谁告诉我要写什么，十有八九我准失败，因为我的个性迟缓又黏稠，很多时候是处于自己也说不清楚的莫名其妙中。我非常佩服也非常羡慕那些能写出“主旋律”的作家，常跟朋友说，看看人家，那脑袋是怎么长的！看问题多么敏锐，多么深刻。的确，这对我太难，在县里当了近五年副书记，开了无数次党委会，总也进入不了角色，官场上常说些让人喷饭的傻话，在乡下人跟前老是露怯，丢面子。
我写了些作品，阐述了我的感觉，我的心曲，我的朦胧与糊涂，竟然也能得到一部分读者的理解和喜爱，我于是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如我这样的人绝不止我一个，这是性情的共同，是文学的美丽。我总是想，搞文学的不能太清醒，太理智，那样会把美文写成论文。作家和学者有时候可以融合，有时候必须分开。有人问我作品素材的来源，揣测它们在我身上的真实程度究竟有多少，甚至将作品中的“我”和生活中的我等同起来，这让我尴尬。当然，家庭的熏陶，成长的经历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组成，从某种程度说它决定了我的性情，决定了我的为人处世，决定了我永不能更改的基因遗传。走了大半辈子回过头再看这一切，一切都很释然。人说狗是不知道自己的长相的，它们没有照镜子的意识，它们眼里只能看到人，所以它们以为自己长得跟人一样，是人的一种。我在楼观台住着，所见大部分是发髻高耸，长袍飘逸的道士，那种清澈无为、恬淡安逸让我崇敬，便以为自己也是那样的状态，产生一种模糊的认同。有一天，看见两个白发老道在廊下对弈，便凑上去看，一盘棋看完，于我是一头雾水，回头看那廊舍屋宇，四周人物，并无多少变化，绝没有斧柄、柴绳糟烂的迹象，就知自己还是个俗人，没有一点儿仙根的俗人。我对老子文化便有自己糊涂的理解——人不能跟自然较劲，人不能跟命运较劲，人不能跟人较劲，人不能跟自己较劲：“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就像写文章，全力投入地写了，写出我的真性情，糊涂也罢，聪明也罢，由人去评由人去说，褒耶贬耶，喜耶厌耶，都是客观存在，一切顺其自然……
2.我看叶广芩
邓友梅
“叶广芩的作品好就好在够味儿，不仅有京味共性，还有她叶赫家的个性。好比‘穆柯寨’的‘炒疙瘩’，一样的面，她炒出来就另个味！”
这是五年前我为她的小说集《采桑子》写的序中的一段话。评论家们创出“京味小说”一词多年，我一直没弄明白其准确定义，主观上估计是除了用北京话写北京事外，还得有北京“味儿”。要不怎么不叫“京话小说”或“京事小说”呢？而这个“味儿”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是浸透在作者血液中的一种气质。话可以学，我的北京话就是学来的，事可以编，我的一些故事是瞎编的，唯独“味儿”作不得秀装不了假，是长期在一个族群中生活熏染浸泡出来的。老北京人中有皇亲贵族也有平民百姓，味儿也就有雅俗之别。但要俗得不粗，雅得自然，很不容易。广芩作品透着优雅大气而不扭捏作态。后来见到广芩本人，尽管她在西北高原的基层生活工作多年，穿着朴素，言语谦和，但举止言谈却自然流露出雍容高雅的风度，我便联想起故友九王多尔衮的后人金寄水。他们似乎有一种相似的渗透到骨髓中的文化底蕴。
于是我就认定了叶广芩是个出色的“京味作家”，虽然她也写过其他题材的作品，但我认为只有“京味小说”是她的强项。
突然，我毫无准备地在《人民文学》读到了她的《广岛故事》，才发现我大大地错了！五年前为她的作品写序实在自不量力。怎么能说她的强项只是“京味小说”呢？
中国人写日本人，特别是写广岛的日本人，对其世风民俗观察之细，对历史伤痕体味之深，对人物心理刻画之准，达到这个地步的作品，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当然这跟我读书不多孤陋寡闻有关。因为我熟悉的中国人写广岛故事的作品只有一部，叫《别了，濑户内海》，与叶广芩这部一比，实在是相形见绌。而那篇小说的作者就是在下本人。所以看完叶广芩这篇大作后，我立即打电话给《人民文学》编辑，表示我对这部作品的钦佩。
或许这也叫缘分。我写过她的老家北京，她又写我熟悉的广岛。她写得比我高明。
五十年前我在日本劳动的地方，距广岛只有十几海里，和我站在一个机器前干活的“勤劳奉仕”的中小学生，不少就来自广岛。三十多年后我再次来到广岛，站在和平广场纪念碑前，看着那位被原子弹杀死的小姑娘用包药纸叠的千纸鹤，真是百感交集。
我亲眼看到日本侵略军在我的家乡奸淫烧杀，曾对所有日本人都充满仇恨。所以我十二岁就参军抗战。精兵简政中奉命复员，为躲避日军搜捕，流浪到敌占区，被骗往日本做劳工。这时才看到普通的日本老百姓不仅跟中国人一样善良勤劳，而且也受尽战争之苦——男人被征兵去送命，女人穿着破衣烂衫日夜劳动换不来一顿饱饭，学龄儿童停课停学被送到工厂“勤劳奉仕”义务劳动。
才认识到罪魁祸首只是那些掌权领军的***帝国主义分子！普通的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在共同劳动和躲避空袭中，我受到过奥巴桑们的关照，也和几个一起劳动的少年成了朋友。在我重访广岛期间，其中一位从电视上认出了我，想方设法打听到我的行踪，特意打电话来问候。我问她家里人好吗？她带着哭声说：“原子弹爆炸那天，除了我一个人外，全家都在广岛……”
激动之下，我写《别了，濑户内海》。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对中日两国人民造成的灾难，罄竹难书。“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翻这本老账，就是提醒人们不要忘记那段惨痛的历史，以防重演。但因才智所限，要诉的心声没有诉尽，总感到遗憾。因此读到了广芩的《广岛故事》，就有一种满足感、欣慰感。我理了许久没理清楚的思绪她理清了，我没诉尽的心声，她用独特而优美的艺术语言倾诉出来。
《广岛故事》的“故事”非常简单，就是两位女人和一条狗的平淡生活记录。
与作者住在同一单元的山本和柴田两姊妹，生活得平平静静。她们斯文谦和，穿着华丽高雅的服装，蹬着木屐从院里走过时，向每一个人鞠躬问好，“那情景让人觉得像是刚从天上飘下来的神仙，是不食烟火的仙女下了凡，飘逸潇洒极了。”两人虽然都已年过半百，却各有忙不完的闲事。姐姐是俳句俱乐部的会员、和服教室的老师，妹妹是老年合唱团成员和妇女相谈会干事。常常听到两人在屋里一个弹钢琴一个练唱歌。唱的是广岛人人熟悉的儿歌。她们养着一条叫贺茂的狗，每天都在固定的时间出来遛狗，在固定的地点请那条狗喝苹果汁。此外还有一个年轻的亲戚隔一段时间来看望她们一次，那人与狗同名也叫贺茂，他管两位老人都叫“奥上学桑”，就是妈妈。来了就替两位老人做些力气活，而且来时必定抱着一丛黄色雏菊。老人的家中永远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没任何杂物，就是花多。卧室、客厅、饭桌上，甚至厕所里都摆着花，而且都是黄色雏菊。淡雅的气氛，平静的内心，成了她们的生活基调。使旁观的作者不由得发出感慨：人家老太太才真叫“幸福生活”。
两人也有一点特殊处，就是特别怕雨，只要一下雨，她们就蔫了，不化妆了，不打扮了，不唱歌了，不弹琴了，毫无声息地闷在单元里，停止一切户外活动，连卧在庭院中的狗也不出来喂了。而正是在广岛一次狂风暴雨之后，狗贺茂死了。老人郑重地穿起丧服，还戴上黑珍珠项链。把狗的遗体洗干净后，用吹风机吹干皮毛，盖上了小毯子，停放在客厅主要位置上，两人平平静静地坐在两边守灵，直到殡仪馆来车把它接走。不久，作者得知那位叫贺茂的年轻人也因白血病去世了，原因是他母亲受过原子弹辐射污染，而他的母亲就是那个妹妹……
雨！透过那一滴滴晶莹水珠，作者以女人和作家特有的敏锐细致的眼光，终于看到了半个世纪前广岛那天崩地裂血肉横飞的惨剧写真，看到了成堆的尸体中两个侥幸活下来目瞪口呆的小姑娘，身旁是为掩护小主人被炸得变形的家狗贺茂，还看到了在一片死寂的废墟下悄悄冒出带有病态的小小黄色雏菊！更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为本国无辜百姓带来的灾难，看到了留在日本人民灵魂和骨髓深处永难平复的伤痛！
作品表现了超越国界的爱心良心，展示了作者观察生活艺术创作的才能，为中国文坛增添了一丛光彩奇葩！
可能有人认为我的看法带有太多个人情绪。是的，这可能跟个人经历和审美倾向有关。但抛开我那些情绪化的感触，相信人们读完叶广芩写日本、写广岛的这篇小说，也会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承认这是部有特色，有深度的佳作。
本来编辑是约我写对叶广芩这个人的看法，不想只谈她的作品，就啰唆了这么多。也罢，有道是文如其人，要认识这位才女，还是读她的小说，毋须我来多嘴。
3.最是书香能致远
殷慧芬
1996年6月我在庐山参加百花洲笔会，初识叶广芩，和她同居一室，不无陌生。
我俩之间有着太多的不同：我们彼此的家乡一北（北京）一南（上海）；她出身满族贵族，我出身上海普通市民家庭；她曾经闯荡西北，东渡扶桑，我除了旅游从未离开过上海；她说非常标准的京味普通话，我说一口被她称作“鸟语”的上海话。我们勉强相似的是年龄，或者还有对文学的敬畏。我猜想，广芩最初对我这个说“鸟语”的上海女子，是抱着观望的心态，不指望会产生什么劳什子的友谊吧？一年后我看到她描写上海男人的文字小气，斤斤计较，怕老婆……你看看，她对上海人的偏见（好在我们都“为人实诚”——广芩语），友情就在这样的陌生和偏见中，一点一滴仿佛凉水泡茶慢慢滋味起来。待到下山分手，我们已经成了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