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大姐是文坛公认的一位小说叙述的高手。她笔下的那些错综复杂的历史头绪，人物关系、命运以及围绕在其中、或者作为背景的事件与物件，处理得那么从容，和谐，地道。像弹焦尾琴似的，用优美的手指，徐徐弹拨，让若古若今的曲调缓缓地进入读者的心灵。很显然，在她的小说里，当代的文化式样和传统文学的精粹，常常是结伴而行，形影不离的，这就使得她的小说有一种诗意的美。
少年时代的叶大姐，家，自然在北京。后来变化了，去了土黄色的西安。在这种颜色的天地里，人群中，叶大姐不仅做过医院的护士，还做过报社的记者。然后，东渡扶桑，去了日本的千叶大学读书。这样的经历，使得叶大姐的知识储备和感知领域一下子扩展起来。从叶赫那拉氏的子孙，到北京的女学生、西安的护士、报社记者，再加上赴日的留学生，这一系列的经历，使叶大姐成为一个挺特别的作家，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如树上的果子一样，人大约也是到了该熟的时候了”。特别是叶大姐在日本的留学生涯，使她天然地获得了对祖国、对叶氏之宗族，当然也包括土黄色的西安——静下心来——隔海瞭望与思索的机会。这对她能够全景式地讲叙神州天下的故事，无疑是一种天赐的力量与支持。用她自己的话说，“那些尘封已久的人和事，个人的一些难忘的体验，常常不由自主地涌上笔端。”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这之后她创作的小说，特别是对清亡之后各色人物的命运展示，很是入情，入理，入微，既有天然的灵性，又有女性的敦厚与善良，还要包括她南北闯荡之后的坦然、自信和不吐不快的风格。让老老少少的看官们掩卷之后，感慨万千，无法矜持。但是，叶大姐却提醒大家说：“有人说我写自己，在写家族史，这未免让人有吃不了兜着走的尴尬，文学作品跟生活毕竟有很大的差距，很难严丝合缝地对应起来。”
有时，历史和现实是不完整的，需要想象来补充，这恰恰是叶大姐的强项。记得前年在北京，在中国作协的招待所里与叶大姐见面，我特别欣赏她用陕西话讲的那些让人喷饭的市井笑话，非常让人开心。还有更开心的，同是那次见面，大会安排一个青年作家代表我们讲话。叶大姐便真的是叶大姐了，像党支部书记那样，严肃地指导那个青年作家应当在发言中先说什么，后说什么。那个老实且厚道的青年作家一个劲儿地点头，而且还很感慨的样子。但发言的时候，他根本没按叶大姐的“指导”去做。坐在下面的叶大姐也开心地笑了。那次分手的时候，叶大姐送我一包陕西产的、类似快餐面式的“羊肉泡馍”。黄色花纹的包装，很好看，给人一种很陕西的感觉。回到东北我没舍得吃，让小女儿品尝，小女儿吃过了说，“挺不一样”，但是不用但是了，只有到陕西去，才能吃到真正的羊肉泡馍，而且才能真正地走进叶大姐的世界。
5.走出叶广芩
叶广荃
不少读者都知道她的名字——叶广芩。
我的同事隔三岔五会对我说，我看到你姐姐又写了篇什么什么。或是电视里在演你姐姐的戏……同事和朋友们由于认识叶广荃便更关注了叶广芩。其实在一般读者当中，我想也未必，关键的原因是我是叶广芩的妹妹，人家乐意把这样的话对我说。自己的姐姐有人关注，这当然很好，她的作品，她的家庭，她的经历都有人问到，而我却说不出什么，我觉得她很一般，甚至太一般了，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向别人说道的。她每次回北京，我得事先帮她打扫屋子，得时不常地做些个家族的传统菜给她送去，得替她交煤气费、物业费、电话费……其实这些她自己都能干，偏不干，让我替她干，而她自己就在电脑前头敲字，一敲一整天，一天吃一顿饭——早点。有几回上我们家吃晚饭，饿得眼睛发蓝，问她为什么饿成这样，说是一天没吃饭，顾不上。
读过一些采访她和评论她的文章，有“走近叶广芩”的，有“又见叶广芩”的，还有“陕西有个叶广芩”的，读了都觉得有些阻隔，不知他们在说谁。也许那就是真的她，竟让家人感到如此陌生，如此遥远……我和她应该是属于“零距离”接触的人，由于距离太近，一切都变得很模糊，就如同看一幅油画，太近了全成了斑斓的色块，想的是拉开距离，远远地看，也许清楚。但是，远的走不近，近的走不远，这一近一远，就是角色的定位。要想更换，不容易。
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是叶家兄弟姐妹中接触最多、关系最深的一对。
我和芩姐相差四岁，从小厮混在一起。从我记事的那一刻起，她便存在于我的周围了，贯穿于整个少年时代。
20世纪50年代的一天，我们全被叫到姥姥家，人们围着母亲在说着什么，我和芩姐靠着炕沿站着，听着大人说话。突然，芩姐号啕大哭起来，我觉着应该跟着她学，也哭，其实我根本弄不懂为什么要哭。原来是父亲去世了。客死在外地，芩姐是在哭父亲。芩姐对那天是这样回忆的，“有一天来人带话说姥姥得了急病，叫母亲回去。我和小荃随着母亲来到朝阳门外的姥姥家，到了姥姥家。姥姥很健康，没有一点儿生病的样子，我说，姥姥您不是病了吗？姥姥没说话。大舅把我拉过去说，丫头，你得懂事，得为你妈想想，小荃还小，别吓着她。到底怎么了？我懵懵懂懂跟大舅进了屋，屋里有一桌未动的酒菜，这种非同一般的阵势让人心底一阵阵发凉。母亲见到我，哭了。母亲说，你父亲殁了……人的长大是突然间的事。经此变故，我稚嫩的肩开始分担了家庭的忧愁。”
那年我四岁。从跟着她哭的时候起，好像就注定了，我们的行走轨迹往往踏在一个点儿上。芩姐的性格外表倔强，但其实是个心思很重、感情很细腻的人。父亲去世后的一天，母亲病了，她带着我去北新桥买东西。两个幼小的女孩子身带重孝，又没有大人领着，是非常扎眼的，夏天，胡同里净是些纳凉的人，免不了有些人指指点点。我看到芩姐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一言不发，低头只顾走路，也不管我是不是能跟上她。回来时，她从另外一条路回的家。还听母亲讲过，带她去方家胡同小学报名上学时，负责报名的老师例行公事，问父亲在哪儿工作，她沉默了许久，哭起来，弄得老师很尴尬，母亲不好意思地一个劲儿说孩子不懂事儿。后来人们都记住了，不能当着她提父亲，父亲的去世对她幼小心灵的打击是异常沉重的，就如同后来母亲的去世对我的打击是致命的一样。
父亲去世后，母亲开始为生活而奔波，顾不上我们，对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放任自流，而这恰恰给了我们自由发展的极大空间。当时的情况是我们考试得了一百分，母亲也没有太多喜悦，考试不及格，也不责备……
我们最喜欢的节目是上房。房上乾坤之大，乐趣之多，没有上过房的人是绝难理解的。我们住在北京东城一座大四合院里，院子南墙根儿有两棵大树，一棵柳树，一棵榆树。靠东北角有一个小过道，穿过小过道是一个长方形的后院，后院过去是花园，后来盖了一排北房，但规格不能和前院的正房相比，这一溜儿北房顶上就是我们的“房上乐园”。后院尽西头有一棵枣树，树旁边竖着一个梯子，这就是上房的重要通道。芩姐性格像男孩子，上房、爬树是家常便饭。母亲上班一走，芩姐立即就成了王爷，她问我，咱们今天干什么？我说，上房。于是就上房。噌噌几下就上去了，在上面如履平地，我们家养了只黄猫。猫也爱在房上待着，见我们上来，猫就跑，我们敢大步流星地在房上追猫。站在房顶上，向四周望去，连绵起伏，一片灰瓦，能隐隐约约看见景山，这时，芩姐就底气十足地喊那么两嗓子，唱“将酒宴摆至在聚义厅上，某要与众贤弟叙一叙衷肠”，我会恰如其分地为她喊几声好。配合相当默契。两个小丫头，在房顶上这样张扬，也就是在当时，在大人放任不管的环境下，用“宽松”一个词汇足以概括。
这样的“好日子”不是哪个孩子都有机会能得到，至少，我的孩子今天我不敢将他撒出去，让他在房顶上喊叫。
我们第二喜欢的是演戏。应该说芩姐在那个时候就是个好编剧，好演员。家里有的是老式衣裳，不唯长袍马褂，甚至还有两把头，花盆底，穿戴起来比戏台上还真。没有观众，街门关着，大院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不怕谁笑话，所以在表演上我们绝对放得开，那些即兴的演唱，投入的表演，至今想来仍让人怀念。演瓷人戏是我俩的传统项目，戏台是母亲的梳妆台，台面分上下两层，上面那层较窄，是摆雪花膏瓶子、梳头油什么的地方，靠后面是面大镜子，造型很像大戏台。演员是家中形态各异、一寸多高的小瓷人。父亲是搞陶瓷的，家里这种瓷人多的是。演瓷人戏只能一个人演，这样就必须有一个人充当观众角色，而当观众的通常是我。芩姐一边摆弄着小瓷人，一边绘声绘色地念叨着戏词儿，一会装成小姑娘，一会儿又装成老太太，一会儿又装成小伙子，就是装狗，装老鸹，她都叫唤得很到位……她特别会编故事，一出一出的，有时候能把母亲也吸引过来，放下手里的活不干，专看她演戏。她演得非常认真，现在我体会到，她不是在哄我玩儿，那是她的所爱，是她的兴趣所在。她演累了，该我上了，我大多是演些简单情节的，实在没得演了，就把她演过的戏，再小改一下，好歹也算一出。偏偏她的记性非常好，每到这时，她就会揭露我，而我就死不认账……前不久，我和她一起去看望已经八十岁的四哥叶广明，芩姐和我们提起自己的梦想，说写小说实非所愿，她最钟爱的职业还是去唱戏！可惜，现在年纪大了，嗓子也不行了，只好怀着一腔遗憾看别人在台上表演。难怪她有时接些个电视连续剧脚本类的活计，干得十分得心应手，舒展自如，想来那还是她的戏剧情结。
画小人书是我们花费时间、精力最多的事情。那时，我已经上小学、认字了。暑假，芩姐找来了白纸，说是要画小人书。一会儿就把纸裁成了小人书大小，拿针线一钉，完全是地道的线装书。接着就开始画起来。画画儿的本事我俩都不含糊，父兄都是画家，恭亲王的孙子溥心畲和徐悲鸿是四哥的老师，姐姐毕业于美术学院，耳濡目染，我们也敢在白扇面上涂鸦，全无顾忌。在当时我的印象里，芩姐的人物画画得棒极了，十分传神。记得有一次她犯了什么事儿，母亲说了她几句，第二天，满院子的墙上全是粉笔画的人头像。寥寥几笔，只画了脸形和翘着的头发，眉眼都没有，但我一眼就认出是谁，真是惟妙惟肖。我跟她说：“你画的是咱妈，你当我看不出来？我给你告诉妈去。”她说：“你要是敢告诉，以后甭想让我再带你玩儿。”我还真怕这一招儿，没敢去告密。母亲看了这满院子的头像，竟没发觉什么。当时，画小人书不光是画，还得编故事情节，芩姐编故事的本事又发挥出来了，那一出出的戏、一个个的故事又活灵活现地出现在纸上，她竟然自编自画出了一本小人书！在芩姐的感召下，我也开始裁纸、钉本儿，画小人书。那年暑假我俩编、画了好几本小人书。这些小人书一直保留到我上女一中。“文革”时候，芩姐和四哥两个人关起门来，将家中的“四旧”做过一次大清理，名人字画、善本书籍、字帖卖了几车，是当废纸卖出的。唱戏的全套锣鼓家伙是她拿出去当废铜卖的，十四块钱，这套家伙是当年“富连成”的叶春善先生（著名京剧艺术家叶盛兰的父亲，叶少兰的祖父）为我们家选购的。祖辈留下的多少精美的瓷器在院子里被摔得粉碎……那次的毁坏是完全彻底的，让人心疼的。所处理的物件里，也有我们画的小人书，怕人说是才子佳人，给烧了。前不久，女一中的同学聚会，我的一个最要好的同学说，还记得那时上你们家去，看到你姐姐和你画的小人书，真让人不可思议。没想到这位年过半百的老同学，竟还对近四十年前的事记得这么清楚。东北作家阿成在谈到芩姐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叶大姐是个讲故事的高手。现在看来，她小时候演戏、画小人书不能说跟后来的小说创作没有关系。小说的首要条件是好看，是情节，然后是语言、结构等等，好看的情节就是故事，怎么抓人是语言，如何讲清楚是结构，这对芩姐来说好像不是很难，她平时不太爱说话，但是要讲起来却很有吸引听众的本事，不紧不慢，娓娓道来，跟她的小说风格很相像。搞文学得有天赋、有悟性，这方面，她在我们兄弟姐妹中是佼佼者。
1963年，芩姐考上了北京女一中。我问她为什么不考离家近的女二中，她说，一就是一，排在二前边。这个回答到现在想来都挺有意思。我们学校的校名是北京第一女子中学，“女子”合成一个字就念“好”，就是北京第一好中学。在她的心目中，什么事情都要做得最好。的确，“文革”前的女一中是北京市女子中学中数一数二的，要考进女一中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学校较远，芩姐中午不回来了，兴趣又转移到了读书上。她每天下午放学回来，都会带本课外书，是从图书馆借的。她要求自己很严格，不论多好看的书，都先放一边，先做作业，然后复习，一切都妥当了，才拿起课外书来。星期天也是安排得满满的，除了复习功课，她每礼拜天还要画画，画工笔，细细地一笔一笔地描，有时一张画要画一个月，说是要磨炼性情。而这正给我提供了看书的好机会，我每天下午早早儿的把作业做完了，眼巴巴儿地坐在廊子下等着她放学，她一进门，我就上去抢书包，把书翻了出来开始看。她借回来什么，我就看什么，而且得抢在她写作业的这点时间内看，所以看书的速度极快，因为不定她什么时候就会要走了。在那段时间里，我真看了不少书，反正是她看过的，我也全看过，不过也落下个不好的毛病，看书不求甚解，一目十行，有时一本书一晚上就看完了。这种“快速阅读法”，到现在都改不过来。我小学毕业考初中，报志愿很有些戏剧性。我的志愿是芩姐帮我选的，一共是三个：女一中、女二中、女四中。志愿交上去第二天，班主任让我去校长室，说校长找我。女校长和蔼可亲，先说了不少夸奖我的话，不过，最后我还是听明白了，是报的志愿出了问题。按现在的话来说，是三个志愿没有拉开档次，三个志愿跨了三个区，西区、东城、朝阳，而且都是这三个区的顶尖学校，一旦有一点闪失，将全军覆没。女校长微笑着，把志愿递给我，让我回去把第二、第三个志愿改一下。第二天，我把志愿交回校长室，女校长的脸上没有了微笑。我的志愿还是那三个，原因是芩姐不让改，还扔给我一句话“你只有一条路，必须考上第一个。”现在想起来，老师、校长真是做到了仁至义尽，而我却是个不识时务的学生，又碰上了一个爱顶尖的姐姐。破釜沉舟，这是芩姐的良苦用心。从把志愿交上去的那一刻，我就没退路了。
最终，我考上了女一中，那年的录取分数线是196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