芩姐的家族小说让我感到强烈的震撼，那么不可思议。我开始探讨芩姐小说题材的变化，以及文风的变化。因为只有我，只有与她有着共同经历的亲人，才能从那些字里行间体会到素材的利用，体会到从生活转向艺术的奥妙。太神奇了，司空见惯的人和事，在她的笔下，一个个是那么的出彩，那么的鲜活。我和家里的其他人一边读那些小说，一边笑着说，这个是谁谁，那个是谁谁，但是合上书本，却又觉得不像，在这些像与不像之间便泛出了艺术。那是作家的升华。
芩姐以前的作品我大多数都读过，从中能体会出她的性格、她一贯的文风，觉得那就是她。按照演艺界的行话来说，那时是性格演员，而现在，变成了成熟的、有着丰富经验的演技派，这一点在她的家族小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家个人的经历、文化习惯同影响我们的时代一样，是不能回避的。由于“文革”的冲击和她个人的经历以及所受的教育，她总是无意识地回避家族文化背景，但恰恰是这想要回避的东西，对她却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的家庭是个大家族，父亲那一辈儿兄弟四人，虽然都成了家、有了孩子，但还是在一起生活。父亲和三大爷都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书，即今日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校长是徐悲鸿。二位老人不仅是陶瓷方面的权威、专家，画儿也画得好，戏也唱得好，而且京胡也拉得好。到了我们这一代，大排行排下来兄妹共十四个，七男七女，我是最末一个，同父异母的大哥整整比我大了四十岁。那些哥哥姐姐们都是多才多艺的，其中有建筑专家、陶瓷专家，有的精通书法、绘画，有的精通古玩鉴赏，他们还有个共同的爱好，唱京剧。听哥哥们说，当时有个叫赵晓兰的女孩也常来我们家参加演唱，唱青衣，后来此人下海，成了名角，在上海专与周信芳配戏。父兄们热热闹闹唱戏的时代我和芩姐都没有赶上，我们出生时，大哥已经去世多年了，只记得小时我和芩姐从家里书桌最下面的抽屉翻出一沓子京剧脸谱，画得规矩，色彩也艳，就像是印出来的，上面还写着人物的名字。母亲说那是大哥画的，大哥二十几岁就死了。我和芩姐玩演戏时，这些脸谱也曾成为我们编排人物的凭借。家族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的熏陶，对芩姐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知识、生活、情感的积累是芩姐创作家族小说的基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芩姐喜欢的一句话，她努力去做了。而那段炼狱般的生活给她的人生、她的情感带来的磨难则是一种财富，为她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作家冯骥才所说：“谁是生活的不幸者，谁就有条件成为文学的幸运儿；谁让生活的祸水一遍遍地洗过，谁就有可能成为看上去闪闪发光的福将。当生活把你肆意掠夺一番之后，才会把文学馈赠给你。”一位记者曾问过芩姐，为什么突然涉足并选择了家族系列小说这个题材，芩姐说：不是“突然涉足”，是必然的开启。她说：“过去回避个人家族文化背景成了我的无意识，那些痛苦的感受实在让人感到可怕，我甚至不愿意回忆他们，把他们看成是一场噩梦。在那噩梦中改变的太多，不变的只有人格。我将这些粗粝与苦涩用泥封起来，不再触动，以享尽今日的轻松与自由。孰料，年沉日久，那泥封竟破裂，从中冒出了浓郁的酒香……”
芩姐在创作家族小说的过程中，完成了个人的超越，家族的超越。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圣吉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创建学习型组织需要进行“五项修炼”，而这第一项就是“自我超越”。彼得·圣吉说：“自我超越的修炼，则是以我们真心向往的事情为起点，让我们为自己的最高愿望而活。“精熟”‘自我超越’的人，能够不断实现他们内心深处最想实现的愿望，他们对生命的态度就如同艺术家对艺术品一般，全心投入、不断创造和超越，是一种真正的终身‘学习’。”芩姐自从走上文学之路以来，一直追求实现自己内心深处最想实现的愿望，全身心地投入，不断创造，在创作家族小说的过程中，她跳出了自我，超越了自我。我和芩姐探讨过为什么涉足家族小说这一问题，她说：“其实我们的老哥哥姐姐们了解的家事比我要多，受家族文化的熏陶比我更深、比我更有才华，但却由我写出了家族小说。究其原因，这应该得益于我离开了北京，还有去日本的那几年，由于远离祖国，远离北京，远离家族，使我跳出了原来的圈子，拉开了距离，因此可以从另一个视角去审视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社会的变迁，审视我们家族的兴衰和人生的起伏。”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先生在评论芩姐的家族系列小说时说：“……叙述人‘我’是一中年女性，她受新社会教育，还有红卫兵文化、知青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背景，故而常抱着批判的眼光，扮演着理智的、旁观者角色。但问题的复杂在于，她终究是家族的一员，遗传基因、家世烙印、寻根潜意识并未消失，这样的双重角色给小说平添了陌生化的美感。”雷达先生的评论非常精彩，而且非常到位。
多少年过去了，芩姐在外面被人称为作家，得了一个又一个文学奖，但我能够感觉到，她对这些看得很淡，就跟母亲当年对我们的态度一样，得了一百分也不高兴，不及格了也不批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几年，她在农村挂职，住在楼观台，那里是老子讲述《道德经》的地方，她跟我谈论往往是“上善若水，厚德载物”这样的大命题。她变得淡泊而随和……
我想，芩姐她活熟了。
人熟了，文也就熟了。
6.豪爽热情的叶广芩
何镇邦
第一次见到叶广芩，是在1996年夏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举办的庐山百花洲笔会上。那次应邀参加笔会的作家相当多，有来自陕西的叶广芩和范东峰，来自上海的殷慧芬，来自哈尔滨的阿成和迟子建，来自江苏的储福金和韩东、鲁羊，来自湖南的李元洛、聂鑫森和王开林，来自武汉的方方，当然，北京也去了好几位，其中有尚属军旅作家的石钟山和至今仍是军旅作家的李鸣生。到会的人多，时间又较从容，仅在避暑胜地庐山就逗留了七八天之多，可以说遍游庐山诸景点，更有意思的是相互之间有了个尽情交流的机会。这时候，叶广芩的“家族小说”已在文坛内外发生相当大的反响。见到她，自然很高兴，尤其是她的爽朗、颇有点男性化的性格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记得那次笔会，从南昌到庐山，都是安排我与阿成同住一室，因此除了每天的游览、参观与开会之外，晚上大都以我和阿成共住的室内，聚集一伙人“侃大山”，常来玩的主要有聂鑫森、石钟山等几位，有时，殷慧芬也来凑凑热闹。这种时候，这种场合，叶广芩是不来的，我同她的交流大都是在参观游览的路上。记得有一次，走在庐山的一处林中，范东峰陪着叶广芩，在整个笔会上，老范常陪伴着叶广芩，似她的保镖，大概是由于一同来自西安之故，同我边走边聊，于是才略知她的家族身世和创作情况。有一天登庐山三叠泉，我同叶广芩一起爬上一块大石头上照了相，算是那次笔会留下的一点有意义的纪念。当然，在庐山笔会的那几天，最惬意的还是每天晚饭后坐在邮电疗养院的院里，扶栏远眺暮色中的青山和晚霞，同文友一起天南海北地闲聊，这种时候，叶广芩偶尔也是参加的，我对她的初步了解，也大都是来自那种情景中的闲聊。
1996年夏日庐山相识之后，叶广芩偶尔寄赠她的新作，可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直到2000年5月，我到西安参加公安部举办的公安战线文学创作座谈会，住在丈八沟国宾馆，才再次见到叶广芩。这时候，她已是西安文联党组成员，好像又到周至县挂职担任县委副书记，又适逢西安市文联正在搞“三讲”，她比较忙，只是匆匆见了一面，送给我一部新出的长篇《采桑子》，来不及细谈。只是感到她比几年前更干练更豪爽了。
由于几年来我应《时代文学》编辑部之邀，一直为他们主持“名家侧影”这个专栏，早就有请叶广芩在这个栏目露面的打算，但苦于她行踪不定，联系不上，一直不能如愿，今年夏天，西安的两位朋友来访，他们在西安交大宿舍，与叶广芩是近邻，愿意代为联系。有天晚上，西安的朋友来电话说，叶广芩家有人，可能是她的女儿回家来收拾东西，要我马上打电话过去联系。我照着他们提供的电话号码打过去，接电话的果然是广芩的女儿，她说她妈妈又去了日本，大概九月底十月初回国。我把为叶广芩做一个专栏的打算如此这般地在电话里对广芩的女儿说了一番，望转告其母回国后同我联系。九月下旬，我在青岛参加中国海洋大学为王蒙举办的“王蒙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突然接到叶广芩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说她女儿已转告她我准备为其做“名家侧影”专栏之事，并欣然应诺，准备在北京多逗留几日，待我回京见面后再返回西安。青岛会议结束后，我又去深圳参加一个文学活动，回到北京已是十月二日深夜，拨通广芩留给我的她在京的电话，她高兴地约定次日到我家访我。十月三日，我在寒舍接待了广芩和她的小妹叶广荃，做了一次长谈。除了商定专栏的各种具体事项外，还谈起她把《茶馆》改编为电视连续剧以及准备把编剧所得的三十万元稿酬用来在周至建一所民间文学院的打算，她在周至挂职任县委副书记已近五年，颇了解当地众多业余作者对文学的痴情和艰难的处境，因此打算在当年老子讲道的“楼观台”附近择地建一所文学院，供一些业余作者写作之用，为他们遮风雨，供衣食，也可以兼做招待外来的一些访问周至的文学同行之用。我当然很赞赏她的这一义举，从这里更可以看出她的豪爽与热情，但是当谈及文学院的管理以及经费的缺口如何筹措等具体事宜之时，我又不能不对她这一打算大泼其冷水，因此劝她虽然地也买了，还是暂时放弃这一打算，把《茶馆》编剧的稿费用在更实际更有用的地方去。
一个多月后，我读到由广芩妹妹叶广荃转来的文字、自画像、签名等等，也读到叶广芩、殷慧芬、王阿成为本栏写的文章，我似乎对叶广芩的了解又进了一步，为她的人生经历和豪爽热情的性格深深地感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