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算起来克凡还真没有多少时间与少年伙伴在一起闲聊逗趣。1970年他初中毕业就分配工作了。应该说这是老天爷对他的补偿与厚爱。他们那一届全部留城，不像我们老三届一古脑儿全下农村。克凡当了翻砂工，尽管那活儿又脏又累，学徒工的工资每月大概是185元吧，但他毕竟能养活自己了。他所在的北仓发电设备厂地处天津市北郊，离市区相当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天津人对北仓的认识，主要是那里有个大公墓，市区死了人大部分都埋那儿。有公墓的地方一般居民少荒地多，当然也就为后来建一些大工厂提供了条件。我说的可能不准确，如果工厂没有通勤车，克凡骑自行车从家到厂起码得一个半钟头。克凡一定表现得非常出色，卖力气干活并且头脑聪明，领导喜欢群众关系也好，于是1976年他就被推荐上了大学，学了三年，学的是机械制造专业的铸造专业。以致克凡前不久跟我说，如果不写小说，还可以铸个铁锅洋锅维持生计。毕业后他就回厂当技术员了，按理说他满可以在这专业的路上走下去，将来有一天没准会铸出高水平的大部件，成为一名铸造专家。但克凡的人生轨迹却在那一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开始拿起笔写东西，或者早就在悄悄写。80年代初他就发表了小说，小说使他身上潜在的能力得以发现与展示，同时也与同龄的工友显出了不同。于是两年后他理所当然地被市机械局调去当了机关干部。这对一个整天在翻砂车间浑浊空气中忙碌的青年来说，简直是一步登天。我曾见过一些汽车修理厂的女工，当时她们最羡慕的不是旁人住多好吃多好，而是羡慕干部能每天穿着干净的衣服上班。可她们上班就是一身油，所以下班尽管天已黑了，她们仍要穿上自认为最干净最漂亮的衣服，大声说笑着以引起厂区其他人的注意。我不知克凡在衣着上是否与工厂的那段经历有关，反正在我眼里，肖克凡永远衣着齐整而且时尚。如果我记得不差，1996年底开全国作代会，在京西宾馆坐车外出时，克凡穿的是件雪白色的大羽绒服，再加上他的个头，便在较多黑灰色冬装中甚是扎眼。也就是在那次会后，他把我们“三驾马车”拉到天津做客。由于我的双亲已不在，我又急于去石家庄开会，故没有惊动诸多的姐姐（我有五个姐姐，没有哥，小时打架亦没帮手），随着住宾馆。那晚坐车转来转去到了一家饭店吃饭，其间我出去看看这是哪里，不料一看竟让我险些流泪，原来这竟是我少年时生活的地方，一晃离开已二十余年了。此地名叫黄家花园，克凡儿时就在这附近居住。
转天我要走，克凡早早拉我去南市食品街吃锅巴菜。天津人把锅巴菜的“锅”念“嘎”，我从小吃早点就吃这个，尽管落户他乡多年，仍馋那口儿。克凡太了解我的心思了，他找了一家地道的锅巴菜馆子，说大哥你管够吃，离开这地儿就没这味儿。那天我吃了好几碗锅巴菜，然后就上火车，一直到晚上才到石家庄，七八个钟头竟然不饿。我很感谢克凡，那次故地重游使我很愉快。
尔后我与克凡又见过几次面，头一两次时因克凡的儿子得了比较严重的病，弄得他身心疲惫，见面除了安慰的话，别的话题就不能说得太多。后来得知孩子的病治得不错，没有危险了，我们“三驾马车”多次在电话里为此高兴，说这回又能听克凡的神侃和笑声了。有一天谈歌打电话告诉我，他刚与克凡在电话里聊了两个钟头，我说要是能三个人一起通话多好，我愿意听克凡那带有天津口音的普通话。在外人耳里，天津话都是一个味儿，但实际是有区别的。和平区集中了昔日租界的大部分地方，居民的构成比较复杂，久之其语调便有些变化，这种变化让人感到这座城市内涵丰富，有必要很好地去研究它。作为作家的肖克凡，他的责任更重一些，他还要把研究结果写出来，让更多的人分享。最近，我听说克凡当了天津作协文学院的院长，我还有点担心，他是1988年到作协当专业作家的，个人支配时间习惯了，如今可能要坐班，能行吗？羊年正月初八我往他家打个电话，弟妹说他上班去了。我又打到单位，他正在那忙呢，我心里说，行，还挺勤政的。
4.我所认识的肖克凡
何镇邦
大概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就知道天津有个青年作家叫肖克凡，因为他写了《黑砂》《最后一个工人》等作品，被看作一匹跃上天津文坛的“黑马”，又被看作是继蒋子龙之后另一位写工业题材的高手。但是，尽管我对肖克凡和他的作品早有些了解，尽管北京与天津近在咫尺，由于缘分未到，十几年间一直没有机会同他谋面。我同克凡的第一次见面，也可以说真正的认识，迟至1999年4月下旬群众出版社在北京十三陵一个培训中心举办的笔会期间。由于我们同被邀请，又由于我们彼此都神交已久，故自然就一见如故。
我在天津文坛有不少朋友，但天津实在去得不多，不过，自从结识了被称为天津文坛“老顽童”的林希先生和被称为天津文坛“一匹黑马”的肖克凡之后，天津自然也成了我常去的地方，成了我电话热线的另一个关注点。我有时通过电话同“林公”与克凡聊天。有时乘车路过天津，也应邀下来撮一餐海鲜，然后继续走路。譬如，在北京同克凡见面的十多天后，我与夫人在去济南的途中就曾在天津短暂逗留，受到林公与克凡的盛情款待。一来二往，我同克凡的友谊自然也就与时俱进，逐渐成了忘年之交了。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1999年8月我与克凡等一起参加由内蒙古公安厅《警察》杂志在克什克腾旗的热水塘镇举办的笔会度过的几天时间。这次笔会虽然在偏僻且显得有点荒凉的内蒙古大草原上举办，但由于主人的热情，又由于笔会内容的丰富，使与会者都十分愉快。对于我来说，也为我提供了一次更深入地了解肖克凡的机会。这一次，我俩都带来一个有病的孩子参加笔会，或者可以说，都为了有病的孩子能出去散散心而应邀参加笔会。这样，我与克凡就多了一层“同病相怜”的情感。我的长子十多年前得了重病，年近四十，仍然在家养病，当然成了我的一块心病，但年月久长了，也逐渐麻木了。可是克凡唯一的爱子，前几年刚得了重病，刚上高中的少年被迫辍学，虽然经他们夫妇千方百计地为之奔跑治疗，病情转危为安，仍然需要在家疗养，这自然成了他沉重的负担。克凡的爱人提前退休在家照料孩子的起居饮食，克凡自己也尽量争取机会带孩子出来参加活动让他的生活更丰富一些以便减少心中的歉疚。我在笔会期间看到克凡悉心呵护照顾儿子的情景，一个身高一米八几的大男子汉在照顾病儿时，其细心和耐心简直超过一位善良温柔的母亲！这让我看到克凡那颗善良而宽厚的心，使我深深地为之感动。尤其是当我听到克凡在儿子得了重病后的自责以及多方奔跑寻找为儿子治病良策的自述时，更加深刻地理解他的善良与坚毅。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由于相近的遭遇以及同命运抗争的经历，我们成了莫逆之交！
这些年同克凡比较密切的交往，使我对他的了解也逐步加深。他不仅是一个对家庭有责任心的好丈夫和好父亲，也是一位关心朋友胜过关心自己的好朋友。这方面我有着比较深切的体会。河北的“三驾马车”何申、谈歌、关仁山都是他的好朋友，他不仅邀他们一起到天津做客，以个人的力量尽地主之谊，而且对他们每一位都很关心。1999年8月，当我邀请他带着孩子同林希先生一道参加《警察》杂志在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热水塘镇举办的笔会时，他又竭力推荐了关仁山，要我代表《警察》杂志邀请关仁山赴会，当然我照办了，也同关仁山成了忘年之交。前些年，谈歌查出患有糖尿病，而且病情不轻，他颇为关切，立即建议谈歌同我交流对付糖尿病的经验。因为克凡知道我患此病多年，积累了点对付糖尿病的经验。后来，我在电话里同谈歌长谈了几次，把糖尿病的病因以及控制糖尿病的要点作了分析和介绍，力劝他戒酒，不管谈歌听进去多少，克凡是尽了朋友的责任的。仅这两件小事看来，克凡对文坛的朋友是够仗义的，也可以说是变“文人相轻”为“文人相亲”的适例。还有一件事很让我感动。2002年5月，他与赵玫一起荣获“天津首届青年创作奖”。8月间，天津市作家协会在天津郊区一个度假村为获奖者们举办了一次研讨会，纵论他们文学创作上的得失。天津文学界的朋友，尤其是评论界的朋友都应邀参加了，我同柳萌兄也应邀赴会。这个会整整开了两个半天，与会者对获奖者，尤其是对肖克凡近二十年来的文学创作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解剖，有的意见还谈得颇为坦率，甚至还有点尖锐。肖克凡自始至终地虚心听取大家的讨论，对有些意见他未必认同，但也听得进去，并且记下。他不仅听会，而且在会下做了大量的会务工作，像迎来送往、招呼就餐、安排住宿等杂事，他也都搭把手，帮专管会务的同志一起做。目睹他在会上会下的表现，我颇有点感触。当今文坛，有些稍有点成就的青年作家，其傲气实在让人不敢恭维。我参加过几次作品研讨会，被讨论的作家借故不出场，而且是本来答应出场临时又借故逃脱，这让参加研讨的评论家们往往有一种受轻慢之感。在这方面，克凡谦逊的表现尤其值得称道。当然，他在对待文学前辈，比如在对待林希先生的态度上更是表现出他敬老、谦逊的美德。这方面，林希先生的文章已经涉及一些，而且在天津文坛尽人皆知，我在这儿就不赘述了。
在2002年8月天津郊区某度假村举办的研讨会上，我曾说过肖克凡虽然已有二十几年的“创龄”，写下数百万字的作品，但还是一个不定型的作家。这个说法，颇得到与会一些评论界的朋友的认同。对克凡的作品虽然读过一些，但缺乏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但是，仅就我浏览过的部分作品而言，肖克凡的确是一位不安分、不定型的作家。就题材而言，他既有诸如成名作《黑砂》《最后一个工厂》《最后一个工人》等一组系列作品，这些作品开掘的是他多年积累的生活素材。然后，他又写了一组后来收在“津味小说”集《赌者》中的十多篇写天津民俗的作品，诸如《天津大雪》《天津娃娃》《天津少爷》等等，成了与林希齐名的写天津民俗的名家。同时，他又写了《都是人间城郭》《罗薇的峡谷》《网络中的爱情》等一批写现代城市生活、又颇有点现代意味的作品。从题材的选取和开掘来看，肖克凡绝不满足于掘一口深井，而是多方探测其文学创作的水源，迄今为止，他还没打算在哪棵树上吊死，这既表现出他的不安分和不定型，又表现出他的艺术探索精神。在写作体裁方面，林希先生调侃他“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写小说，写短文，胡编乱造电视剧，外带写有偿的报告文学”。林公之言大致不差，这些年来，肖克凡由于脸皮薄，有求必应，也由于生计的关系，的确十八般武艺都耍一耍，当然，这也表现了他在文学创作上的另一种不安分。“著书皆为稻粱谋”，曾为人所不齿，其实也是光明正大的，一个靠写作为业的人，要养家糊口，又要为生病的孩子治病，不为“稻粱谋”又怎么办呢？在这方面，我是理解克凡为什么要在文学上打杂的缘由的，也曾为他找了点杂活。当然，话也要说回来，不再年轻的肖克凡，是否在八方寻找文学水源的同时，是否锁定一口自己选中的深井，好好打一口水旺的深井给老少爷们儿看看？我以为，是到了肖克凡打一口深井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