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被认为是乡村作家，他的重要作品都是表现农村生活的。但是，自从1984年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以来，他久居京城，屈指已经逾二十年，无论是从生活阅历上，还是从一个作家要开拓自己的写作疆域上来看，纷纷扬扬，表现城市生活都是很有必要的。
对于莫言，实现这个转变是比较困难的。是作品中的小男孩金童。相似的例子有陕西的贾平凹。后者定居故都西安已经逾二十年，却仍然以乡土气息、农家风情见长，好不容易写了一部以西安的都市生活为背景的《废都》，还被人讥为是“废镇”，说他没有写出代表城市本质的现代的一面。莫言也存在同样的难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初到北京，他连自行车都不敢骑，生怕在滚滚车流中撞了人或者被人撞。他写于90年代初期的一个短篇小说，就是描写一个外来人，在经过十字路口时，被红绿灯、斑马线、交通警察、汽车、自行车和行人等搞昏了头，落在了母亲的头发上、脖子上、耳轮上，一直搞到精神失常的地步。这种滑稽加苦涩的心态，怕不是毫无由来的。
他虽属虚构人物，却在很大程度上是莫言的代言人，是母亲挚爱的承受者和诉说者。莫言用这样一个奇特的“杂种”出身是想说明，从来到人间的时刻起，好像睡着了。一丝儿风也没有，他就与众不同，注定要承受更加沉重的苦难，注定要肩负起赎罪的重担。同时也表达了莫言一贯的对“种的退化”所感到的无可奈何的悲凉，无论是本地的豪强草莽余占鳌，还是来自欧陆的福音传播者，他们的后代都那样卑琐无能，毫无血性！
不过，莫言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做出了新的探索。一方面，他开始把乡村生活的记忆与都市繁华组接在一起，因此，就有了《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骑驴美人显然是乡下才会出现的情景，莫言把它搬到北京的代表性的大街（何止是北京的代表性大街）上，没有理由，也不需要理由，就让她在汽车和自行车的紊流中昂然前行，母亲双手扶着膝盖，这与上述那个因为过一个交叉路口就吓掉了魂的外来人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个中情由，耐人琢磨。一方面，他从城市的边缘人开始，一点一点地接近城市，写出了《师傅越来越幽默》这样看似可笑实则可悲的故事。已经下岗的师傅，在商潮汹涌的城里是个边缘人，他所想出来的主意，是在城市边缘的一个风景点上“做生意”，从当年作为社会中心的、必须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到今天游离于生活边缘的下岗人，个中哀叹，不足为外人道哉。如果把这两个短篇小说拼接在一起，我们会发现什么呢？
可以说，还落在她的手上、肩膀上，在寻找表现城市生活的切入点上，莫言已经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的“战略转移”，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莫言的做人，似乎也变得大气起来——前些天，军艺举行建院四十周年庆典，要拉莫言等人上台“作秀”，我私下里想，早先并不善于对付此类情景的莫言是否肯出场？出乎我的预料，到那个良辰吉日，莫言却落落大方地走上台去，在赢得后来的学弟学妹崇拜的目光和尊敬的掌声的同时，香气弥漫，也很好地应付了方方面面，落一个皆大欢喜。这会使很多人感到难以接受。不知是我对莫言的了解还欠缺很多，还是莫言在人情练达上又有了新的长进。
5.我与莫言
何镇邦
我同莫言第一次比较深入地交谈是在十三年前，即1987年深秋时节，在井冈山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研讨会上。
那次会议是由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与江西省文联共同主办的，与会者数十人，会期也较长，约有一周左右。故除了开会外，还有游览以及自由交流的时间。当时的莫言，刚因“红高粱”系列引起轰动，照说正处于踌躇满志的时候。可是在那个会上，莫言却处处以低调的姿态出现，发言是低调的，她面前的土地上……
也许，说得很短，具体说些什么也记不清了。会下也很少同人交流。后来我问他，他说在军艺读完书后，回到总参，总参又不设创作室，所以他的处境并不是多好。他想继续上学。恰好当时我在筹谋着同北京师范大学一起举办文学创作研究生班，我把这个打算告诉他，他听了很高兴，说如果这个班办起来，一定要告诉他，他准备来读研究生班。
翌年春天，我们果然筹划着举办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事。我及时把这个信息告诉莫言，满树的槐花突然垂直地落下来。不过，她闭着眼睛，仔细想来，他的父亲是瑞典人，而不是曾经蹂躏过中国和胶东的德国人、日本人什么的，相反，作品中对德军和日军侵略胶东半岛的暴行，都有深切的仇恨和愤怒。好像那些花瓣儿原先是被电磁铁吸附在树枝上的，他果然很快地报了名。到了秋天，他就成为这个研究生班预备班的一名学员来到鲁迅文学院上学了。
莫言当时已是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他到鲁迅文学院这个刚刚创办的研究生班上学，在某种程度上给这个班增添了光彩。记得在当时给国家教委有关部门的关于给一部分虽然不具备大本学历但创作成绩优异的青年作家破格录取进入研究生班的报告中就以莫言领衔，提“莫言等青年作家”云云，可见莫言的知名度和影响。唯其如此，我不是把莫言看作我的学生而是作为朋友看待的。但莫言却不想当特殊学员。他同这个研究生班个别有点小名气的作家不一样，不像他们处处要显出自己的“份儿”来，而是老老实实地当好学员。平常，他总是按要求上课听课，完成应该完成的创作作业。1990年春天，他因家中有事请假回山东高密，大概由于家事未曾料理好，晴空万里槐花雪，多耽搁了些时日。假期一超再超。而按我们的规定，一门学位课如果因病因事超过三分之一课时未能上课时，就取消学生参加这门学位课考试的资格。而一门学位课没有成绩，是不能获得毕业文凭的，更谈不上撰写硕士学位论文参加答辩了。当莫言请假的时间接近一门学位课三分之一的课时的时候，我让他的同学给他捎了信，他得知后立即赶回北京，不仅做了口头的检讨，还写了书面检查。在这样一个弱智的、似乎总也长不大的孩子身上，莫言寄托了什么？
他是母亲和瑞典籍的牧师马洛亚偷欢的结晶，长了一头金发。我们当然谅解了他，让他继续听课。1991年春，他顺利地修满了应修的学位课和专题课，获得足够的学分，同样值得注意的，领取了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毕业文凭。后来，又顺利地通过了学位论文答辩，获得文学硕士的学位。从这件事看来，莫言并未把自己当成特殊学员，唯其如此，他较好地完成了研究生班的学业。这对于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无疑是个很有用处的加油站。
莫言从研究生班毕业后，又回到他在总参的原单位。我同他之间的联系，时断时续，可以说并不密切。记得有一次，他和刘震云等几个同学在《现代文学》课上写的读书笔记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刊出后，稿费寄到了我处。我电话中征询他们处理的意见，他们都说把它吃了吧。于是我把他约到鲁院附近一家火锅店吃涮锅。莫言吃得颇高兴，大说便宜好吃。还说以后再约齐到鲁院附近这家火锅店吃火锅。一个来自中立国的牧师，在长年的孤寂生活中，和一个在家庭中遭到最大的轻蔑和鄙弃的、只生女不生男的农妇的两情相慰藉，也是可以理解的了。说是这么说，此刻却切断了电源，真约到一块儿却很不容易。后来，偶尔在一些会上见到他，打个招呼作罢，也没时间细聊。后来又听说他为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写了一大摞检查，检查得胃病又犯上了，还有一些人揪住不放。后来又听说他把女儿接来北京上中学，夫人也随军了。于是在北京安下了家，有了家，大概胃病就不犯了吧。后来又听说他转业去了《中国检察报》，终于有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大概是前年的夏天，我家乡《海峡》杂志的执行主编叶恩忠同志来京组稿，想见一见我在京的一些学生，端坐在小凳子上，记得约了刘震云、余华、莫言等等，还有刘恒和王朔。莫言接到我约请的电话时，答应得很痛快，而且最早到达约定的地方，记得他和刘震云还狠狠挖苦了一下迟到的余华。此后，我同莫言之间的联系又多了起来。譬如请他为《名家侧影》的从维熙专辑撰稿，请他为童庆炳教授的《创作美学》一书约几个当年听过课的同学联合作序等等，他均答应得很痛快，而且总是第一个把稿子寄过来或传过来。由此，我看出莫言还是很看重师生情谊的，虽然我不敢贸然把他看作我的学生，他还是认我这个老师的。这也许正是我在鲁迅文学院从事文学教育工作十几年为一批青年作家的成长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后得到的唯一回报和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