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次机会与燕祥一同到外地访问。这种时候，可以摆脱一切杂事，可以朝夕相处，可以彻夜长谈。1983年，我们一同到青海访问，同行的还有刘祖慈、赵恺。我们一同到了青海湖、长江黄河的上游、昆仑山、日月山、倒满河，还顺便去看了敦煌。有一天，我们到格尔木附近的阿尔顿曲克草原，在哈萨克牧民的帐篷里度过了大半天。热情的牧民款待了我们，在酒足饭饱之后，不禁歌之咏之、舞之蹈之。牧民们唱了好多歌，最令人难忘的是一位很老很老的妇人的歌，歌词大意是：趁死神还没有传来消息，让我们尽情地享受欢乐。一是为之感染，一是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唱了一曲青海的“花儿”《站在高山望平川》。我在青海下放过两年，所以熟悉“花儿”。之后，没想到燕祥也唱了一曲“花儿”，名叫《下四川》。他的嗓音和技巧都很好，这已经够让我惊讶的了，但更使我感觉到，还没有听到哪位歌唱家或者民间歌手能把这首歌唱得如此到位。歌词无关紧要，而曲调是高亢而悲凉的。我不知道燕祥是什么时候喜爱上“花儿”的，不知他什么时候学会了这首《下四川》，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唱过它。事后我也没问，一问便俗了，便寡味了。只是想到，艺术这东西，技巧是必要的基础，但不是最重要的，只有人的某种经历、某种体验、某种感悟才起决定作用。唱歌也是如此。
燕祥不是歌唱家，甚至平时也没听他唱过歌。他不显山不露水，他的字也写得很好，却没听说过他以书法赠人，他没想当书法家。
1992年，我们又一同到过西藏。同行的还有邹静之、雪兵、简宁、曹宇翔、林染、王鸿。燕祥是团长，我负责跑腿打杂。我们从青海出发，由省军区给安排了一辆旅行车，我常坐在靠门口的一个座位上，没注意别人都坐在哪里。有一次，坐在最后一排的燕祥招呼我过去坐。起初我以为他有什么事情要交代，后来也没什么事，我才意识到，他是拉我到后排坐，把好座位让给其他诗友。我也才意识到，他始终抢着坐后排。事情虽小，但这是燕祥的一贯作风，干工作抢前头，享受总是往后退。有一次，我们一同参加四川五粮液酒厂办的笔会。在成都住在一个度假村，条件很好，名家们都住单间、套间，可是他借口要与叶格多谈谈，便要求住到一个标准间去。这不是一次两次的，而是总这样，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品质了。
在拉萨期间，晚间没处去，就坐在房间里谈狐说鬼。有一次，我们说到儿时唱的歌，也有不同的，也有相同的，勾起许多童年的回忆来。我说，我小时候唱过一个童谣，到现在也不懂是什么意思，歌词是：“监牢狱，监牢狱，把你送到监牢狱，做个好朋友。”曲调很简单，我唱了一遍，在座的都很感兴趣，我又教他们唱，只一两遍就教会了。只是我的疑问并未得到解答。回北京不久，邹静之告诉我说，老邵把那首童谣写成了一篇文章。我把登着这篇文章的《南方周末》找来读了，果然写得不错，也算对我的疑问做了一种解释。他是说，他确见过一种人，把你往监狱里推，断你前程，夺你自由，令你家破人亡，还要你把他当作朋友，还要你认为他所作所为都是为你好。后来又读到燕祥的一本书，叫《人生败笔》，写的是他被打成“右派”时所做的交代，以及其后的“思想汇报”等等。难怪同样一个素材，在我这里只是一个废料，而在燕祥手上就能演化出一篇好文章来。这不仅仅是才华高下的不同，如果没有那种混着血泪的体验，他也是写不出来的。体验之后，还须有对美丑事物的正确和鲜明的态度，还须有责任感和勇气。这些燕祥都做到了。因此，我喜欢他的作品，也喜欢他的为人，有好几次都想为燕祥作一张画，只因功力未到火候，不能动笔。但是我把题款早想好了，那就是把陈胜的一句话反过来用：
鸿鹄安知燕雀之志！
7.布衣燕祥
何镇邦
青年诗人邵燕祥，这在50年代的诗坛，是个很响亮的名字。我那时作为一个痴迷着诗歌的少年，是很崇拜他的。当朗读他的《到远方去》、《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输电线》、《我们热爱我们的土地》等热情洋溢的诗篇时，多么希望能见到这位诗人，同他交谈啊！然而直到80年代初，我已人到中年并调到作协工作，有机会见到燕祥时，他已不再年轻，而且已不再怎么写诗，而用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写散文、随笔和杂文，诗人邵燕祥已成了散文家、杂文家邵燕祥了。
记得第一次见到邵燕祥并同他交谈是在江苏省作协举办的太湖笔会上。此次笔会于1984年秋举行，历南京、苏州和无锡三地，与会者既有来自北京、上海和其他地方的文艺界朋友，也有江苏的一些新老朋友。燕祥当时正担任着《诗刊》的副主编，记得在南京金陵饭店第一次见到他时，还把他同另一位著名的杂文家蓝翎弄混了，因为他们的相貌实在有点近似，当然细细分辨，还是可以看出燕祥那儒雅的特点的。之所以把他混同于蓝翎，正说明对他的生疏。在太湖笔会上，由于是初次认识，谈得不多。交谈得较多的是当年在北京举行跨年度的中国作协“四大”上。那次会，我是工作人员，在简报组工作，而燕祥是与会正式代表。就在那次会上他以相当多的票数被选为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但这种身份的不同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交谈。记得这种随意的交谈大多是在餐桌上边吃边聊，有时是在走廊上见到聊几句。
1985年之后，很少见到燕祥，因为我是不大喜欢到处串门的人，而且同燕祥在业务上又没有什么联系，他写他的诗和随笔、杂文，而我好几年中又把全部精力用于当代长篇小说的研究和评论。只是常常听到燕祥日子不怎么好过的消息，但是，燕祥照祥理直气壮地生活着，战斗着。常常可以从报刊上读到他那文笔犀利、忧国忧民的随笔和杂文。
到了1995年1月，我与童庆炳教授一道主编的“文体学丛书”以及童庆炳主编的“文艺新视角丛书”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很重视这两套丛书的出版，拟在北京召开一次研讨会，请北京的学者、评论家和作家一起来议论议论这两套颇有些新意的文艺理论新著作。在讨论邀请名单时，很多人一齐想到请邵燕祥同志。于是，我同出版社负责这两套书的责编来到位于虎坊路的燕祥寓所送书，请他参加研讨会。燕祥稍作谦逊便痛快地答应了。时届严冬，从虎坊路到北京师大路又远，临别时我一直嘱咐燕祥到时打个的到会场，车费照例是可以报销的。到了开会那天早晨，天空飘起了小雪花，我因为参与会议的一些工作提早赶到会场，发现早早赶到会场的几位朋友中就有燕祥。当问他是怎么来的，准备给他报车费时，他还若无其事地说是坐公共汽车来的。这就是邵燕祥！这就是邵燕祥布衣本色的具体表现。时下，人们大都很注意官阶和规格，注意各种待遇，注意新闻报道的名单排列和会上的座位安排，好像非如此不足以表现自己的身份和价值。在这方面，燕祥是完全超凡脱俗的，照说他是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又担任过《诗刊》副主编，是著名的诗人及散文、杂文作家，是名人，且享受厅局级待遇，应该有点“谱”，但燕祥最痛恨的就是这种“谱”，他绝没有名人的那种“派头”，也绝不摆厅局级的“谱”儿。乘公共汽车参加研讨会，只是他布衣本色的一点具体的表现。
到了1995年3月间，正是江南莺飞草长仲春时节，停了好几年的中国主席团例会在上海召开。邵燕祥作为主席团委员，照说应该赴会，因为这次会是主席团例会被无端停了好几年才召开的，巴老又亲自出面主持，更应该参加。但他可能有别的急事不能与会，便给会议上写了一封信，此信当时在会上是作为会议简报发的。此信不仅表现了燕祥的凛然正气，而且文字也好，现全文抄录如下，供读者共赏之：
王蒙副主席并转
张锲书记：
作协党组、书记处以巴老名义召集的主席团会议我已函巴老请假。
作协这几年丑闻迭出，有人事上的因素，亦有体制上的根源。懒于闻问久矣。你们知道我向主宽容，“文革”以后，认为不整人就是好人，退而求其次，虽整人而知所节制，不往死里整的也可以算是好人了。以言作协，倘有可能，多少做些有利于从事文学劳动的作家的实事固然好，但至少须不干或少干坏事：这该不是陈义过高的要求吧？
前一两天有诗刊的朋友相告，唐晓渡、邹静之申请入会未获批准。唐晓渡诗歌评论的劳绩，凡熟悉文学评论和诗作情况的人所共知，邹静之是知青一代诗人，散文亦佳，有一书加入“蝈蝈丛书”第一辑六册(包括冰心、王蒙等)中出版。他们固无须借作协的会籍而彰显，不加入作协也并无碍于他们的著作、开拓、探索。只是与此相对照，据说作协书记处这次审批通过的新会员，有在创作和评论方面都无法与唐、邹相提并论，在文学组织工作中亦不知何所建树的人，这就未免成为笑柄了。
因此，补充陈建功等四位比较熟悉作家作品和文学界民情的人员入书记处，以补原有书记处成员之不足，或可少出太不像话的事——但愿如此。
主席团会议就增补书记处书记一事投票时，不妨加我一票。此信权充委托书，不知当否。
此祝
春安
邵燕祥
1995年3月21日
此信原为诗刊唐、邹两位青年同志加入作协申请未获批准之事而发，历数作协1995年之前的怪事和丑闻之点滴，表示他作为一位诗人和一个正直的人的愤慨之情。读此信，为燕祥的仗义执言、疾恶如仇的凛然正气所折服，而这同他平时儒雅的风度、谨慎谦逊的作风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就是燕祥为人的两个侧面，有时是横眉冷对，蔑视权贵；有时则俯首为牛，平等待人。当然，燕祥信中所说的事是作协1995年之前的事了，至于1995年以后的中国作协，据说已成了众鸟栖息的“美丽的树林子”，这大概就不至于有燕祥信中所指责的那种怪事和丑闻出现了！
燕祥对于青年人是如此关怀，他们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他即仗义执言，为他们讨个公道。面对年长于他的老作家，他也是十分尊敬和关怀备至的。1996年春节前，老作家汪曾祺乔迁新居，与燕祥为邻，就受到燕祥一家不少的照应。有一次，我同汪老以及燕祥夫妇一道参加一个活动，因汪老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是我带车去接他老人家的。此事让燕祥夫妇知道后，他们一致表示，要由他们送回去，觉得他们没去接汪老很不应该。此虽小事一桩，但也颇让我感动。燕祥也是年过花甲的人了，但在汪老面前，常以晚辈出现，这种谦逊的态度当然也是很说明问题的！
燕祥在当今的文坛上，毫无疑问是位名人。时下，名人真不少，可是能保持布衣本色的名人却不多见，照我看来，作为布衣的燕祥更加可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