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想勾勒一幅莫言肖像草图，没想到一发而不可收。电脑告诉我已然超过四千字了，就此住笔。我最后的几句尾语是：莫言是个好人，绝不是随风摇摆的“狗尾巴草”；他是中国文坛的一个奇才，如果能在野虎出笼的狂奔中，加上一点自审自识，未来的年代必将有惊雷般的佳作撼动世界文苑。
3.我的高密同乡莫言
杨守森
何镇邦老师打来电话，说他正在为《时代文学》的《名家侧影》专栏组织关于莫言的专栏，希望我能写点什么。高兴地答应之后，却又感到无从下笔。与莫言虽是高密同乡，相识的时间也算比较长了，且还曾与贺立华兄一道，约请一些朋友撰写过一本《怪才莫言》，编过一本《莫言研究资料》，但对莫言的了解其实并不多。主要原因是：莫言不是那种性格外露，惹人耳目，让人易于识其“庐山真面目”的人。莫言虽曾在文章中多次声称“自己的嘴巴没遮拦”，实际上却全然不同，他不是那种伶牙俐齿，能吹善侃者，倒是正如他的笔名“莫言”所暗示的，即使朋友们之间，话亦不多。前不久，他送考入山东大学的女儿来济南报到，学校趁机请他为我们的学生做过一次报告，讲了不过一个多小时，结束后，莫言即有几分疲惫地对我说：“真不知道你们整天在课堂上讲课，怎么熬的，哪有那么多话好说。”莫言的这一性格特点，曾为敏锐的上海评论家程德培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一语猜中：“我简直怀疑，莫言处处表现出那种对人处在无声状态的兴趣是否可以证明他本身就不喜欢说话。”
莫言的为人处世与作品给予读者的联想也大相径庭。他的小说写得汪洋恣肆，天马行空，“犹如孙猴子在铁扇公主肚子里拳打脚踢翻筋斗”，好像“蝎子窝里捣一棍”，这很容易叫人联想到现实中的莫言也一定是一位前卫得可以，能折腾，不安分，有“故事”的角儿。有不少人甚至对他的个人生活乱加猜测，以至于作为比较知情的朋友，我们不得不经常代为辟谣，多次向人们解释：莫言不仅是一位恪守孝道的儿子，还是一位钟爱自己宝贝女儿的慈父。莫言的不少名作，就是老老实实地躲在故乡父母与妻女的身边完成的。前些年，莫言退伍进入检察日报社之后，为了家庭生活的团圆及女儿培养的方便，已不惜代价，举家迁居京城。
莫言说自己“嘴巴没遮拦”，当然也不是有意撒谎。试想，对于一个小时候就带头造过老师的反，策划主编过《滨蔡造反小报》，骂过老师是“奴隶主”，登台演过文艺节目，与小伙伴们共谋干过偷园摸杏之类勾当的人来说，断不可能是那种拙嘴笨舌之辈。而当你面对现实中的莫言，从他那沉默而又带几分忧思的表情中，从他明澈而又凝重的眼神中，你也会意识到，莫言之“莫言”，绝不是那种别有用心的城府深藏，不是成名之后拿架子式的故作矜持，而分明是一个人在饱经生活的磨难之后挥之不去的阴影仍萦绕于心所致。如果了解莫言从小的经历，就更容易清楚这一点。只因是中农子弟，读完小学后，渴望读书的莫言便失去了被推荐上中学的机会，而沦为年龄最小的农民。十二岁那年.，他曾经因饥饿难挨，偷了生产队的一个萝卜，不仅惨遭毒打，而且被逼当着两百多人的面，跪在毛主席像前请罪。十八岁之后，当他为了谋求人生的出路报名参军时，又因出身问题屡屡受挫，第四年才侥幸得成。这类生活中的苦涩与凶险，这类无情的心灵摧残，不能不压抑与扭曲一个人的个性。而又正是这种压抑与扭曲成就了莫言，将他本应是活跃在口头上的语言，内化为喧嚣的激情，积蓄为后来见之于小说的那样一种狂放不羁、淋漓喷涌的能量。
由于同乡之故，莫言引起我的注意，应当说是比较早的了。早在1983年，当我从这年的《小说月报》第七期读到他的短篇小说《售棉大路》之日起，莫言这个名字就深深地印进了我的心中。《小说月报》在转载这篇小说时的作者介绍中写道：莫言，原名管谟业，山东高密人，1974年入伍，解放军某部干事。这篇后来莫言自己坦承是模仿之作的短篇小说，当时虽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但那精美的文笔，奔涌的激情，鲜活的人物形象，特别是那透露着浓郁的高密棉乡气息的场景描写，令我这个喜爱文学且又在文学圈子里谋生的高密同乡很是激动。当时猜想，二十一岁才离开高密的这样一位富有潜力的小说作者，在离开故乡之前，肯定已开始了文学求索，遂向当年高密的一班文朋诗友打探，但却没人知道这位管谟业。
后来从莫言那儿得知，他的文学创作的确在家乡时就已开始了。那是1973年冬天，莫言作为生产队的民工，被分派到昌邑县参加开挖胶莱河的工程。冰天雪地，下泥下水，自是苦不堪言，但莫言却为那人山人海战天斗地的壮阔场面所激动，于是便萌生了不可遏止的创作欲望。完工归家后，立即趴在土炕上，开始了一部题为《胶莱河畔》的长篇小说的写作，第一章的标题是：“元宵节支部开大会老地主阴谋断马腿”。
莫言拟定的这部作品的大意是：热恋中的妇女队长与民兵连长，为开挖胶莱河而一再推迟婚期。与此同时，村里的一个老地主却在暗中谋划着砍断生产队里一匹枣红马的马腿，企图破坏开挖胶莱河。莫言后来说，这部只写了不到一章的长篇小说，才是他真正的处女作。
莫言写这部处女作的时候，尚是“文革”后期。那时候，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有关方面对“文学活动”比较重视，各地盛行举办各种各样的创作学习班。仅一个高密县，就曾形成过一支至少四五十人的业余创作队伍。只可惜在当时高密的文学圈子里，竟没有人知道，此时，在本县东北方向一个叫作“平安村”的小村庄里，在一间破败不堪的民房里，还隐藏着一个正在做着文学梦，正在埋头于长篇小说创作的有志青年；更没人想到，十几年之后，这位离开高密之后的青年人竟凭借自己独具特色的《透明的红萝卜》轰动文坛，一举成名。此后遂一路风行，《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等力作相继问世，屡屡爆响，为中国当代文学增添了光彩，也为故乡大地赢得了声誉。而当年那些曾经浮出高密文坛水面的文学爱好者们，其中虽也不乏钟情于文学者，不乏富有文学才华之士，后来大约有十几人曾早于莫言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过作品，有的作品也曾为《小说月报》等转载，但到头来，大多不过是昙花一现，无力攀高，而终于销声匿迹了。
同是高密人，同是在高密大地上开始的文学追求，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莫言，竟不仅远远超越了家乡的一班文学爱好者，还曾一度成为领中国文坛之风骚的人物，成为具有了世界性影响的作家，其中的奥妙是耐人寻味的。现在想来，离开故乡之前的莫言，没有被有关方面发现，没有为人赏识，没有被收拢进当时的文学创作学习班，这当是他不幸中之大幸。这样一来，自然也就使他没有受到那时诸如“三突出”之类的非文学观念的恶劣训化，没有误入过从红头文件出发进行创作之类的歧途。从他最早尝试的《胶莱河畔》中，虽然也可看出当时某些政治教条的不自觉影响，但毕竟中毒不深，这就使莫言更易于从真正的文学体悟入手接近文学，更易于直接从自己喜爱的文学大师那里汲取真正的文学营养。比如仅从福克纳那儿，莫言至少就较早地悟到了两点决定他的文学成就的妙谛。一是学会了建立自己的文学领地。福克纳的目光始终盯着自己那个邮票大小的故乡小镇，创造了闻名世界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这一文学地域形象。正是受其启迪，莫言虽然远离了家乡，目光也一直盯在了“高密东北乡”这片土地上，从而占据了一块最便于施展自己才华的文学地盘。二是从福克纳那儿悟通了“撒谎”（文学理论谓之“虚构”）的艺术本领。莫言非常欣赏福克纳“明明没当上空军，却到处说自己开着飞机上天打过空战，脑袋里还留下一块弹片”这样一种敢于“胡说八道”、“喜欢吹牛”的品性，并有意无意地接受了他的影响。在与莫言谋面之前，我曾在《文艺报》上读到他的答记者问，其中有这样的话：“我的年轻是一种假象，其实肉体老化得相当厉害了，日薄西山，百病缠身，三十之岁已是垂暮之年。我预感自己生命的蜡烛会有一天突然熄灭。”那时我曾真诚地相信莫言果如许多有成就的作家那样，是一位体弱多病的才子，并且曾经唤起过我对这位高密同乡很长时间的伤感。见面之后，才知道莫言的这一番话基本上属于“撒谎”性的艺术笔墨，这位自称“百病缠身”的人，实际上是一位能吃肉、能喝酒、能抽烟，膀阔腰圆，壮硕如牛的高密汉子。显然，莫言正是凭借从福克纳那儿悟到的这样一种“撒谎”本领，撒出了“我爷爷”、“我奶奶”等活跃在“高密东北乡”的那些人物和故事，杜撰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王国”。
莫言少小失学，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来说，未尝不是又一幸事。由于较早就远离了时政意味很浓的虚泛的学校正统教育，这就使莫言更容易直接汲取来自于民间的饱含原始生命活力的文化影响，尤其是发端于齐之始祖太公望吕尚，后来曾特别凸现于管仲、晏婴、邹衍、田横、蒲松龄之类古圣先贤身上，至今仍潜存于作为齐之腹地的高密民间的齐文化的影响。目前的国内学术界，常将齐鲁文化并称，实际上齐鲁文化是断然有别的。鲁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重规范，重人伦，崇尚温柔敦厚，主张中庸平和，反对“怪力乱神”。在文学方面，则强调“文以载道”，主张“发乎情，止乎礼义”等。而齐文化则倡导思想自由，尊重异端邪说，甚至敢于任其鬼怪之说泛滥，表现出开放旷达的辉煌气度，这显然是一种更利于文学生发的文化。我们从莫言那些波诡云谲、奇思怪想、梦幻与现实融为一体，科学与童话汇为一炉，“鬼哭狼嚎、牛鬼蛇神一齐出笼”的小说中，从他那些自由不羁、敢作敢为、富有血性气质的人物形象中，感受到的正是齐文化的泱泱风采。
莫言开始文学梦不久，即离开了高密，这自然也是莫言走向成功的重要契机，这就使他能够拉开距离，冷静地审视自己的故乡。莫言在《红高粱》中痛陈的高密东北乡，这“无疑是人类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便恰是其冷静审视的结果。正是出于对故乡的爱，成名后的莫言，曾经利用他的文学影响，在《人民日报》上连续发表了《高密之旱》《高密之光》《高密之梦》等报告文学，为高密那些大刀阔斧、奋力献身于改革开放的“英雄好汉们”摇旗呐喊。那一阵子，有人甚至戏称《人民日报》变成了《高密县报》。此举曾令国内许多地方的政府官员、企业家们忌妒得眼红，甚至有不少人出重金收买莫言为他们谱写一曲赞歌。但莫言出于对高密故乡的忠诚，依然只是继续为高密人大吹大擂。正是出于对故乡的恨，莫言又不怕担着“不肖子孙”、背叛故乡的骂名，在作品中淋漓尽致地揭露了“高密东北乡”的丑陋与邪恶，发出了种的退化的慨叹。正是这爱与恨的交织，凝成了莫言作品中汹涌澎湃的情感张力，构成了其丰厚的文化底蕴。而当年高密的另一些迷恋过文学的人，难有大的作为，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不曾离开故乡，也就看不清故乡，更无力背叛故乡，而只能局限于狭小的高密人的文化视野。可以想见，莫言如果不是有幸离开高密，恐也难逃其厄。
谈到莫言的成功，我在这儿不能不想到莫言家庭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这就是莫言的大哥，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现为高密一中副校长的管谟贤先生。不论在书面文章还是在私下的谈话中，莫言每每深情地提到他这位大哥。的确，在莫言通向文学圣殿的旅程中，这位兄长的意义是难以估量的。对于莫言，他不仅有过救命之恩（他曾经从粪坑里救出过两岁时的弟弟），又以其自身优秀的文学修养，给予蹒跚于文学之路上的弟弟以决定性的导引。外人也许不太了解，谟贤先生的才情学识，在某些方面恐是不在其弟弟之下的。读者如果有幸读过他在《青年思想家》发表的《杏坛白说》《杏坛续说》《莫言小说中的人和事》等文，即可了然。甚至仅凭其文笔，即可见出其老到的文学功力。
从高密东北乡的高粱地里走出，而今终于成为著名作家的莫言，尽管从小饱经磨难，但人生的机遇毕竟还是不错的。莫言是个好人，好人自有好报，所以，即使原本的不幸，竟也成为他走向辉煌的契机。莫言是个聪明人，聪明人能够抓住契机，能够充分地利用契机，所以莫言终于大获成功。
4.莫言的90年代进行曲
张志忠
答应何老板——这是我们一帮人对何镇邦老师的称呼，就此也可以窥见他和我们混得没大没小，不拘形迹——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很痛快的。我请他到军艺讲课的时候，他总是从不推托；现在，他要我入伙，就莫言的话题说两句，焉敢不从命？何况，讲到莫言，在作家中，我熟悉的不多，莫言算是熟悉到以“老莫”相称，对他，我应该是很有发言权的。等到动笔之时，才知道这样的文字非我所长。我和莫言认识十几年，还写过一本在圈子里据说影响不错的《莫言论》，但是，对于文章之外的莫言却了解不多。见面的时候，似乎也很少深谈，大多是问问近况，有什么新作。我写东西，是只认文不认人的，说得玄一点儿，这是“学院派”的作风。当年读书的时候，老师教的就是要学会“背靠背”地做研究。说得实在些，我这人不善言辞，拙于交际，很难和别人谈得十分投入，也就很难从中捕捉到有深度的信息。1988年秋天，到高密县去开莫言的讨论会，有几天近距离地观察和了解莫言的机会，有一些心得，都写在一篇旧作《感觉莫言》中，再抄一遍，不但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自己。想来想去，还是以我所长，谈作品，谈莫言90年代的创作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