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终归靠自己
方方
很不习惯写这一类的文字，每逢轮到非写这些字不可的时候，就仿佛智商都没了。脑子里茫茫然一片空白，心说，读者读小说就行了，知道这些干什么呢？由此也就羡慕一些言辞机智或刻薄的人，用很俏皮的一句话，将这些非写不可的东西化解而去。但我却不能，何镇邦先生在电话里的声音热情诚恳，使我这做晚辈的人有一种无法拒绝的感觉。想起十年前，何先生领着我们一行人在武夷山翻山越岭、穿林过涧去山里一户人家买茶叶并用我们永远也听不懂的闽南话帮我们讨价还价的事，心里就有一种温暖之感，然后觉得如果不写这样一篇文字，真就是太对不起何镇邦先生了。茶叶虽然早已喝完，可茶的香味却令人回味。
我想我从小就是个独立性比较强的人，其实这也都是父母教出来的。比方我的父亲，他从来的观点都是一个人最终还是要靠自己，别的什么人都指望不上。自己若有本事，也没必要去指望别人。父亲说这些话时，正是“文革”期间，他自己虽然本事大得能通五国语言，可还是一天到晚写检查，抑或去农场什么的放牛和种菜。所以我和我的兄长们私下里都笑他“迂”。但笑归笑，父亲的话我却是听进去了的。少年人特别容易把听进去的话当作自己生活的信条，然后将之作为一个目标去努力，尤其父亲的话。
“文革”十年，几乎没有上什么学，也没有什么事做，只有在家找一些旧书闲书来读，读着读着，就读出一些兴趣。有了兴趣，便易偏科，一偏就对文学偏爱出许多。高中毕业后，当了工人，别无所长，只有文学还可以无师自通，于是小心翼翼地开始写一点东西。当然最先是写诗，这是一个年龄病，到了一定年龄就一定想通过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写着写着，也就有了一点发表欲，虽然那时没有稿费，发表作品也就是送一个笔记本，所有的好处就是你的同事和你的领导对你另眼相看。只是我所在的那个装卸站领导不读诗，觉得你有些文化，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在那里发挥出的最大才能一是一人办一大版墙报，从写稿到抄字到配图，全都是我一个人干；二是替人写大字报。记得有一次写过一张名为“打架事件的来龙去脉”的大字报，被公司宣传科的人看到了，没说事件本身，却大赞大字报写得好，后来便常让我去公司里写文章。
1978年，考大学时，本想考理科，可是临考时发现自己除了文学，其他都不太行。最终还是改了考文科。这样就进了武汉大学中文系，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转折。没有大学四年的学习，我想我现在也已经下岗了，有可能在街上摆摊小卖，也有可能拼命写作，吃尽千般苦，看够万只白眼，然后成了一个自由撰稿人。但大学生活却改变了我的命运。
其实大学毕业后，走向社会的我又能做什么呢？想来想去，心知自己还是一个百无一用的人，只有写写文章可能还能使自己变得有用一些。于是便写作，把少年时期的兴趣和热爱变成了一种谋生的“本事”，以便使这样一个无用之人能在这个社会有立足之地，使一个生活窘迫之人手上有一点可以养活自己和母亲的钱，最初的写作动机不外乎如此。
仿佛就是这样，渐渐地进入了文学圈内，渐渐地有了自己的一些读者，渐渐地越写越有一种兴味无穷之感，写作由物质需要变成精神需要，又变成了一种生理的需要：一旦停笔不写，过不多久，便有一种浑身不自在的感觉。这样就一直写了下去，写成了别人眼里的作家。在别人的认同中，自己也觉得自己是个作家了。事情就是这样一个简单而又自然的发展轨迹。
现在来回想父亲早年说过的话：一个人最终要靠自己。而我除了一支笔（现在应该说一台电脑）外，还有什么可以靠得住呢？于是也只能一直写下去，尽自己的努力写出一些好作品来，为了兴趣和热爱，也为身体和生活，在成全我自己的同时，也满足了那些喜欢我作品的读者——他们是我从内心里一直感谢不已的人。
2.啸声中的风景——与方方对话
陈应松
14岁女孩的风景
大约是1969年的某一天，方方(当时叫汪芳)随同母亲去汉口的“河南棚子”看望一位朋友。母亲的朋友在市卫生局，卫生局宿舍是座楼房，楼房孤零零地蹲在低矮、破旧的“河南棚子”中间。这位14岁的女孩当时一个人走在“河南棚子”空无一人的铁轨上。铁路从这儿一穿而过，她踏着枕木，在灰色的天空下，她的心就像这片风景，凄凉而寂寞。而这时，她听见远处传来的尖锐呼啸的火车汽笛声。撕心裂肺的汽笛像一支巨大的利箭飞驰而来，又像凶肆的洪水漫漶到破旧的“河南棚子”上空，久久不肯散去。
十八年后，这种恐怖的、嘈杂的啸声出现在方方的成名作《风景》之中，这篇小说从头至尾充满了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噪声的感觉——它啃噬着人的神经，把作品中的人物和读者一起统统放在这种啸声里，让人的灵魂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煎熬，痛不欲生。
“……在浩漫的生存布景后面，在深渊最黑暗的所在，我清楚地看到那些奇异的世界……”说方方是一位“清醒的作家”，在《风景》中能得到有力的佐证：一位能准确地传导出18年前的印象的人，并且把这种印象牢牢攥住，让它的啸声像铀的裂变一样制造出震撼人们心灵的力量，这样的对撞所产生的效果，难道不可以说明一位作家清醒的程度？在《风景》的篇首，波特莱尔的话就是啸声中14岁的方方所听见的那渐渐远去的汽笛声，它使一位作家的目光变得深邃而深情。《风景》是奇异的世界里向世界发出的奇异声音，它摈弃了一切矫饰，以最真实也最真诚的叙述宣告了伪文学的终结，而1969年绵延至今的啸声，说明了我们民族生存的真实性，不容篡改性。
在14岁之前，方方是小学火炬艺术团团员，在团里跳舞。到中学后，她是宣传队乐队的，敲扬琴。高中毕业后，因为她父亲的去世，两个哥哥均已下放，按当时的政策，她留在家里照顾母亲，从而免去了下放农村接受再教育的苦役。紧接着，她招工到运输社，在仓库扛大包、拉板车一干就是四年，以致她腰部受伤。这期间，运输社成立了宣传队，方方被抽到宣传队敲扬琴。这个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女性，在干装卸工的几年里，真正地接触到另一个社会，另一片天地——工人和市民的生活。她的一些同事正好住在14岁时她去过的“河南棚子”。这也是一种天缘吧。当真正地踏入“河南棚子”的一扇扇门楣后，她才实实在在地被震动了。她记得当从球场街穿过去，七弯八拐地来到一位女同事家，这位女同事的父母离异，女同事就和她的父亲二人住在一间只有五平方米的房间，上下铺。奇怪的是，女同事并不觉得有什么不便，毫无怨言。正如方方在《风景》中描绘的：“京广铁路几乎是从屋檐边擦过……”那种尖锐的呼啸声对于他们已经习以为常，并不骚扰他们的神经，每夜都可以酣然入梦。不是别的，因为他们从呱呱坠地，到长大成人，列车的啸声就一刻不离身边地陪伴着他们。
这就叫生存，这就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民的生活方式与习惯，包括这些人的谈吐，渐渐地被方方所熟悉。
一直以来，我们并不承认我们有贫民窟，老是宣传我们社会主义是天堂，却一个劲地报道来自最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贫民窟，如美国、香港等，后来当我们知道连许多美国乞丐也有自己的小汽车时，留给我们的只有尴尬。因为，在我们国家连大学教授也只有骑自行车的份儿。
“河南棚子”使方方的创作变得凝重、无情而深沉，那种啸声中的煎熬，实际上也是一种理想的煎熬。
《祖父在父亲心中》，最成熟的作品
迄今为止，我以为《祖父在父亲心中》是方方最成熟的作品。几乎方方所有的才华和她的思想都展示在这篇作品中。《上海文学》编辑部原想让这个中篇与《风景》有连续性，将小说题目改为《风操》，似乎成了方方“风”的系列，然而在发稿之后，方方写信请他们将题目复原了，现在想想，《祖父在父亲心中》这个题目该是多么确切，也比“风操”二字显得沉重得多，丰富得多。
这篇小说似乎是一篇司空见惯的家族史，然而它里面弥漫的血光和卑琐，使我们欲哭无泪。方方的确是一个清醒的作家，她知道她生活在何时、何地。而当今许许多多的作家们陶醉在他们浮艳的才华和名声上，世俗的欢呼成为他们奋笔疾书的理由，一种功成名就的满足感也是他们创作并挖空心思的理由。笔与我们的生命处于怎样一种联系，他们并不知道，也无暇知道。而这一切，方方似乎在不经意中全部领悟到了。
她原是想写三代人，三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正好在写这篇作品时，母亲由生病到去世，使她的心情更加沉重，她这一代知识分子就在小说中省去了，只剩下两代。但是这也许是天意，这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足够了，如果真把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加进去，是否会有画蛇添足之感？
方方在这篇小说中将理性和激情的分寸把握得异常准确。在那种掷地有声的语言和触目惊心的画面里面，我们闻见悲愤有如暗潮，长久而荒凉地拍打着这个社会的岸壁，爆发出浊重的一声声叩问。那是夜不能寐的暗潮，在无垠的天穹底下，诉说着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跳荡的文字和异乎寻常的随感似的结构，在看似零乱中服从于一种悲怆的思绪，像一段被命运与苦难纠缠的音乐，它的跌宕和起伏的旋律组成一股气势，最后化入苍穹，化入胸境。然而，这种灵魂被纠缠有如噩梦的音乐，并不像略萨的《绿房子》有意为之的结构主义，或者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呓语般的零散。它不是故意的，它不是技巧的表露，它只是才华的显示，这里的才华，就是作家所达到的境界——那一支笔，简直成了“上帝的代言人”。
在这篇小说中，同样被好心的编辑删掉了一些话，这些话大致是：软刀子杀人与硬刀子杀人，哪个更痛苦？零割与一刀子杀死，哪个更惨痛？而父亲这一代，所经受的是精神的“零割”。
祖父有过他辉煌的一瞬，面对日寇的屠刀；而父亲呢，他永远也不会有了。
这篇小说大多是真实的：关于祖父，关于伯祖父，关于外公、曾外公，关于潇洒的懂五国语言而一事无成的父亲，关于美丽的母亲……
她的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的上半部分已经发表了，反响不错，可惜我未有读到，看有关报道，知她引用了她父亲生前的一些日记资料，以为是一部与她父亲有关的小说。她说，没有关系，仅仅引用了一点她父亲的资料，如此而已。但写的的确是父亲那一代知识分子。
方方的祖辈们……
方方的祖父和伯祖父是她引以为荣的，也可以说是她心中的偶像——至少对于文学意义而言，是方方心目中理想人格的化身。
后来她的老外公也成为她的偶像。
这几位祖辈，每个人都有那种理想人格的具体表现。她小时候一直认为伯祖父汪辟疆就是她的祖父，汪辟疆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与宗白华为邻，方方就是在宗白华家的房子中出生的，这位伯祖父著有《唐人小说》《目录学》《〈水经注〉疏》，伯祖父逝世于1966年初。前几年，方方收到她伯父汪越从南京寄给她的一本厚厚的《汪辟疆文集》，此书是程千帆先生整理的。方方告诉我，她的父亲是读书人之家，母亲是官宦之家，方方在《祖父在父亲心中》这篇小说中写过，她曾祖父际虞公曾是清朝的官。她祖上曾出过一个金榜题名的状元(中国历史上从唐至清总共也不过出了500多个)。她的祖父和伯祖父同时就读京师大学(今北京大学)，祖父叫汪君毅。关于祖父，方方在那篇小说里写得再明白不过了，然而直到方方长大成人，竟不知道祖父的情况，父亲也没给她说，这实在有些奇怪。遗憾的是，方方并没有在小说中解答，我也是在写这篇文章时才兀然生出这个疑问的，但时间不允许我去询问个中原委。
她的祖父汪君毅同样著作等身，有《中国文学史》上、下册、《经学概论》《中国文字学概论》《澹静居诗稿》。这位“心溶溶其不可量兮，情澹澹其若渊”的学者，在日寇面前宁死不屈，惨遭杀害，其殉难事迹经当时的省教厅呈报江西省政府转呈国府，褒题“义烈千秋”匾额一方，赐给汪家。
方方的外公张仲西，日本庆应大学法学部法学学士。1913年7月回国后，即与岳父杨赓笙参加湖口起义，杨赓笙就是方方母亲的外公，方方的外公死后，方方的母亲一直生活在老外公家里。方方的外公是一位诗人，有一次，江西都督，起义总司令李烈钧以所佩宝剑赠给起义军参谋长、其岳父杨赓笙，张仲西目睹了这一壮伟场面，写了一首诗呈李、杨二人，这首诗流传了下来：“夜夜龙吟意若何？中宵起舞影婆娑！湿多蛇蝎山多虎，陆有包洼海有波；脱颖原为今日用，霜锋曾贵十年磨；凭君去管不平事，快意尊前一啸歌！”方方那位英年早逝的外公同样具有慷慨悲壮的情怀。
而方方的老外公杨赓笙却真是一位不平凡的人物。被许德巧称赞的“写得慷慨激昂，大义凛然，使人深受感动”的《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檄文》，即出自杨赓笙之手。他曾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后与李烈钧1913年在湖口兴兵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后，他与李烈钧一起流亡国外，临别时曾沉石于江，发誓“沉石于江，意志如钢，不灭袁贼，永不还乡”。
流亡东京期间，孙中山成立了中华革命党，时值革命低潮，流亡的革命者中许多人处于犹疑观望之中，而她的老外公十分坚定，在宣誓书上打下五个指模，表示他追随孙先生矢志不移。她的老外公后在南洋办报，并筹募经费，以图再度讨袁。1916年蔡锷在云南起义，老外公将筹募的经费，亲自从缅甸送至云南，深得蔡锷赞赏。这位老外公日后因与蒋介石政见不和，除一度任过江西省民政厅长和省代主席外，大多时间只拥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议的虚职。
方方深深地为老外公当年“宁为共和鬼，不做专制奴”的无私无畏精神而自豪和敬仰。她的祖父当然可以说是一位具有高尚气节的民族英雄，这些祖辈的“义”、“烈”，几乎都烘托映照在方方的小说中，使她作品中的理想主义色彩无比浓烈。而祖辈的血质，不仅汩汩流淌在方方的灵魂中，也浸透了她的作品。
父亲和母亲的罗曼史
方方在《祖父在父亲心中》真实地写了她的父辈，诚如她说的，她的母亲确是一位端庄美丽的大家闺秀，而父亲亦是风流倜傥的才子。
翻开那一本本陈旧的相册，一张张发黄的照片将时间一下子拉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1935年的一张照片上，站着方方16岁时的母亲张恬然及二姊妹张惕然、张怡然。这张家三小姐以后的不同归宿，方方以为可以写一部砖头厚的长篇小说，单是这张照片，就使人感慨万千，照片的文学感与历史感是那么强烈地暗示着你去追溯与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