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宗教圣经故事:爱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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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灵性的黑暗时代

随着基督教被罗马确立为国教,基督教也不可避免的融入了罗马其他地区地方宗教的影响,异教的风俗习在人不知不觉之中进入了基督教的仪礼。

在中世纪,罗马教廷主张教皇为普天下基督教会看得见的元首,并具有至上的威权,可以管理世界各地的主教和教牧人员。数百年来,教廷禁止《圣经》的销售。禁止人阅读《圣经》,也不准他们家里藏有《圣经》,而只让他们听取神父和主教们解释《圣经》的教训。在这种情形之下,教皇便几乎被公认为上帝在地上的代理人,并赋有统治教会与国家的权威了。

在公元4世纪初期,君士坦丁皇帝下谕将日曜日定为全罗马帝国的公共节期。因那时他的异教臣民是敬奉太阳日的,而且一般基督徒也很尊重这一天;皇帝的政策是要解除异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利害冲突,教会的主教们也催促他实行这个政策。

在公元6世纪,罗马教廷已经坚强地建立起来了。它的权力的宝座安置在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的主教被称为全教会的元首。在罗马教廷开始掌权的时候,也就是黑暗世代的开始。她的势力愈增强,而黑暗也就愈形加深。人的信仰便从那真的基础基督,转移到罗马的教皇身上了。一般人为要求得赦免和永久的救恩,就不再信赖上帝的儿子,却代之以仰望教皇,和他权威的代表人——神父与主教了。他们受教说,教皇是他们地上的中保。若不借着他,无人能到上帝面前;而且对他们,他是代表上帝,所以人人必须绝对的服从。人若偏离了他的命令,就足以使最严厉的刑罚临到自己的身上和灵魂。因此,众人的心便远离了上帝,而转向容易犯错误,荒谬,而残暴的人,更是转向那借着这些人行使他权力的幽暗魔王了。罪恶竟披上了一件圣洁的外衣。每当《圣经》被人禁止流行,而人自称为至高至上的时候,其结果总不外乎犯诡诈,欺骗,和卑鄙的罪。人的律法和遗传既被高举,那么,废弃上帝律法所必引起的败坏就出现了。

他们受教,认为非但要仰望教皇为罪人的中保,同时也要靠自己的行为赎罪。长途跋涉去朝拜圣地,刻苦修行,敬拜圣物,以及建造教堂、神龛、祭坛,并捐献巨款给教会,——这些事,以及诸如此类的行为,是要用来平息上帝的怒气,或获得他恩宠的;他们把上帝看作凡人一样,以为他会因琐事而震怒,并可用礼物或苦行来和解的。

当时虽然罪恶普遍地流行,甚至在罗马教廷的领袖之间也是如此,但这个教会的势力似乎仍然在不断地增加着。在公元8世纪的末叶,罗马教徒出来主张说,在早期教会中,罗马城的主教本来就有他们现在所有的属灵权力。为证实这种主张起见,僧侣们伪造了许多古代的文书。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议会法令这时忽然发现了,证明教皇的至上权威是从最早的时期流传下来的。于是这个已经拒绝真理的教会,便饥不择食地接受了这些欺骗。

黑暗似乎越来越深沉了;拜偶像之风也越发普遍。信徒们竟在偶像面前点燃灯烛,向它祈祷。最荒诞最迷信的习俗和礼节,风行各地。人们的思想完全被迷信所支配,甚至似乎已失去了理性。神父和主教们自己既然贪爱宴乐,纵情色欲,沉醉于败坏之事,则一般仰赖他们为导师的民众,自然全陷溺于愚妄和罪恶之中了。

在公元11世纪,教皇贵钩利七世宣布教会是完全的。在他所宣布的公告中,有一条说根据《圣经》的教训,教会是从来没有错误的,而且永远也不会有错误。但当时他并没有提出《圣经》的证据。这个傲慢的教皇接着又主张自己有黜废君王之权,并声称他所宣布的每一个判决,任何人都不得更改,而他自己却有权推翻别人的决议。

在教皇对待德国皇帝亨利第四的事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显著的例子,说明这自称绝无错误者的专横作风。因为亨利擅敢冒犯教皇的威权,教皇便宣布开除他的教籍,废了他的王位。同时,还鼓动亨利手下的公侯造反,他们就背弃并恫吓他,使他不得不向教皇求和。他携同王后和一个忠心的仆人,在仲冬严寒的时节,攀越阿尔卑斯高山,以便到教皇之前卑躬服罪。及至他到了教皇贵钩利的城堡,便把卫兵留在城外,进入宫殿的外苑。在冬日严寒之下,他免冠徒跣,衣衫单薄,站在那里等候教皇的传见。直到他禁食认罪3日之久,才蒙教皇予以赦免。就是这样,他还必须等候教皇正式下令许可之后,才能恢复王位,行使王权。贵钩利因这次的胜利而非常得意,并夸口说他的职责乃颠覆骄横的君王。

一世纪一世纪地过去,罗马教廷的势力日益扩大,教条气氛日益严重,变成了僵化腐朽的教会。

在公元13世纪,罗马教廷成立了最残酷的机构;就是宗教审判所。

中世纪的罗马教皇已经成了全世界的独裁统治者。各国的帝王都俯首贴耳,唯命是从。众人的命运,不论是今生或来世的,似乎都已操在他的掌握之中。数百年来,罗马教廷的教义已被广泛而绝对的接受了,她的仪式、规例已被恭谨地奉行,她的节期也被普遍地遵守了。她的神父僧侣们为人所尊敬。并领受人的慷慨布施。当时罗马教廷所得的尊荣、威严和权力,可以说是空前的。

罗马教廷的中午,正是社会的半夜。教皇和主教们的宫廷成了极荒淫邪恶的场所。各种欺诈、贪欲、淫荡的行为,到处风行。人们只要有名有利,就无所不为。几百年之久,欧洲各国在学问、艺术和文化方面,是毫无进步的。道德和智力上的麻痹状态临到了当时的基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