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洛夫回到阔别40载的故乡湖南衡阳，感觉“躺在这前半生是故土后半生是／异乡的／衡阳宾馆”，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当他祭母后走进乡下的老房子，用手触摸着当年倚靠过的砖墙和窗户，承认自己“只是一个来自异域的过客，而非原来的主人”；1996年4月，洛夫偕夫人移居加拿大，以“二度流放”来形容自己的迁徙：“晚年定居温哥华，希望能在这美丽和平的新环境中，以宁静的心境重新关照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再创写作的高峰。”①① 参见龙彼德：《一代诗魔洛夫》，世界的变化也太快了，第338、340页，台湾时报文化有限公司1998年11月版。他写《大鸦》：“晚近我们都选择了独处／选择了／一棵最高的树”；写《未寄》：“写好的信也不必寄了／因为我刚刚听到／深山中一堆骸骨轰然碎裂的声音”；写《或许乡愁》：“一个厚嘴唇的黑妇／在铲雪／白色的乡愁／从邻居的烟囱袅袅升起”……这些诗作，都在印证诗人的重新审视和思考：“究竟家在哪里？从洛夫口中说出，那种震撼更为强烈。他说家是中国人的中心、重心，他感慨不知重心往何处摆放。如今他看透了，总之人在什么地方，家就在什么地方，国也就在什么地方。”①① 参见龙彼德：《一代诗魔洛夫》，第338、340页，台湾时报文化有限公司1998年11月版。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Illuminations：Essays and Reflections，Walter Benjamin，Schocken Books，天涯已成毗邻。
走在路上，同样置身于多元文化语境中。如果说“眷恋式”的心灵书写，追求的是在放逐之中寻求文化家园的心声，即呈现出身处异质土壤上所生发的原在性家园情结；那么，“重审式”的放逐书写，展示的应是多元文化背景中的具有世界性视野的艺术世界。当我们读严力的小说《我在散文的形式里》关于“家”的描述及其“位置”的形象阐释时，的确颇有一番意味。请听他在一次“酒醉”中如何介绍自己的“家”：
走到大约第六街的时候就是华盛顿广场，从我所在的地方到那儿要走四十多分钟，再从华盛顿广场往左拐，时空缩短，我家就可以看见了，我家的后面就是淮海中路，离国泰电影院不远，从淮海中路往东到马当路，我的家就闭着眼睛也能摸到的，从国泰电影院往北就是锦江饭店和花园饭店，再往右拐就是伟大的长安街，到了长安街，只要找到复兴医院，那么医院对面的一条小小的路是直抵财政大楼的，在它还没有抵到那座大楼时我往右一拐就是我的家了。①① 严力：《我在散文的形式里》，小说集《最高的葬礼》第225页，香港田园书屋1998年版，。
这种因“错觉”而以特殊视角呈示的图景，驱使我们追问：他的“家”究竟在哪里？或者说，他的“家”是否存在？严力的这种带有“重审式”的放逐书写，寻求的并非是封闭式的视点所看到的景致，当“全球化”、“世界性”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渐渐走进人们的意识深处，也非以眷恋式抒写来寄托或缅怀家园情结，而是企图表现比家园意识等主题更为宽广的生命体验和人生内涵。此外，我们读北岛、严力、姚园、王性初等旅居欧美澳等地华文诗人的诗歌，也会看到新移民作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穿梭，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徘徊，或者交织着民族文化心理色彩的传奇故事、历史叙事等元素，似乎介于“重审式”放逐书写与“眷恋式”心灵书写之间的那种渴求对话的声音。
正如行走一样，放逐，作为人类古老的一种经验，我们可以从原始文化的考察中隐约发现，人类祖先的迁徙乃是每一个族群历史故事中的重要情节，并纳入了后来的文化传承，诸如典礼仪式中的歌舞，口头文学与造型艺术都离不开这个母题。穿（剌）拉文学的源头，放逐话语可能是整个人类文化的原生现象。只是在其自身传统的流变过程中，会在某一个特殊时期与当时的文化环境发生某种默契与共振。早在人类精神生活的第一个繁荣期，放逐叙事便依稀呈现：荷马的《奥德赛》当可视为一部放逐式史诗；《旧约全书》随处可见放逐话语与流亡意识的流露。而在中国楚文化中的放逐意识则甚为浓厚。屈原式的沉重放逐，使他的《离骚》成为中国放逐叙事的奠基之作。庄子式的逍遥放任，也可能把你锁在门外。乡愁和初恋一样，使他的“游”之观念，彰显出一种超脱政治与世俗的自由精神，且成为后来文人士大夫山林隐逸，放浪江湖的文学传统。在海外华文文学中，为什么放逐叙事能成为文化的突出表征之一，而放逐母题在许多作家凝重关注的笔下被激活呢？有论者指出：
人在天涯，风花飘荡，月痕如水。“精神放逐”在不知不觉中为我创造了一个扑朔迷离的现实与梦想之间的第三世界、禅意与寓言组合的风景，孤独与感悟却启示了我的神智，所有流动的、经历的、幻觉的、存在的、神秘的东西突然变得更加清晰可感，我心醉神迷，仿佛领略到诗就这样在我们身心中滋养我们难以表达的永恒主题……①① 庄伟杰：《放逐·孤独·感悟——诗集〈精神放逐〉跋》，见《精神放逐》，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第260页。
的确，在部分新移民作家那里，一方面探寻不同文化的兼容并举，以此调适自身，学会适应生活的变化与多元，家园情结不只是地理空间的阻隔，另一方面又企冀在坚守中向往灵魂栖居之所，其结果是洞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这种带有更多思考的认知与表达，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重审式”的放逐书写和叙述风格。对此，我们既可以从新移民作家如严力、严歌苓、张翎、小楂、哈金等作家提供的文本里发现，也可以从前辈诗人作家如洛夫、余光中、乃至尝试双语写作的作家笔下听到声音。
由此可见，旅居海外的华文作家作为离散族群的一分子，他们的个体生命与文学生命往往存活于放逐之中。“故乡也变了，1969，New York.pp.238。从旅居澳大利亚的庄伟杰的诗集《精神放逐》中，可以窥探到诗人个体生活的轨迹与精神内部的风景，当人类走向地球村，并由此而发现和理解到一个处于边缘地带的游子孤独的另一面。也许出于诗人的秉性，他独自闯荡江湖，放逐浪迹，企冀在异国有所发展，为梦想实现的可能打开一条通道：但现实毕竟是严峻的，他交替感受到小小的成功或挫败所带来的欣喜与苦痛。于是，放逐的生涯使他顿悟：“流浪，原来就是一种宿命。”庄伟杰正是在这种流浪的“宿命观”支配下，造成了精神放逐的诗性状态。“我的居所是晃来晃去的世界／笔自动在体内踱来踱去……”①① 庄伟杰：《我的笔就像我的居所》，见诗集《精神放逐》。“晃来晃去”的漂泊，“踱来踱去”的彷徨，正是诗性体验的生命状态。诗人自我放逐意识是明确的，由于历史风云的因缘际遇，庄伟杰把自己放逐到澳大利亚之后，自觉地参与、倡导、组织和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的重要文化艺术活动，并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为自己打造了一方新天地。尽管他的诗歌文本具有多种言说的可能性，我的思想已被变动的形象所占据。”①① 沃尔特·本杰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创作》，但具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内涵或生命质点，那就是对孤独生命个体的情感投入和对人生悲剧性的忧思。“不必去打开履历／事实已经验证／这次漂流注定是一种宿命／那或沉或浮的姿式 跌宕腾挪∥水在身前也在身后／浪在身上也在身下／生命 被水和浪／包围 波光粼粼／我是一个弄潮儿”。（《作品02号：我是一个弄潮儿》）①① 庄伟杰：《从家园来到家园去》，国际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页。正如谢冕所言，人的生命的基本状态，或者说，生命的本质就是流动。“生命因这种流动而美丽，生命又因这种流动而悲伤——人始终都在路上！这就是庄伟杰诗中频频出现‘创伤’、‘依恋’、‘无奈’、‘追寻’这些词语的原因。”因而，“在描写这些人类共同面临的、也是永恒的话题时，庄伟杰可以骄傲，因为他拥有的是付出巨大的情感投入的大跨度的、也是产生了大悲观的人生漂流”。①① 谢冕：《简单几句话——序〈从家园来到家园去〉》，见庄伟杰《从家园来到家园去》，国际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请听诗人的吟叹：
漂流者自称是一群牧羊人
选择自由敞开的路通向众多境界
在都市跌宕的腹部游荡
刺痛头顶苏醒的目光
然后注视 莽莽苍苍的远方
背叛昨天 向未来逃亡。①① 庄伟杰：《从家园来到家园去》，国际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页。
也许，这是自我放逐之后，在羁旅途中渐行渐远时对于自我曾经拥有的那个“原乡”、那份“家园情结”的一种解构，或者说是对自身固有的文化传统的重新审视和认识。
在羁旅中浪迹放逐，内心漂泊常常是诗人作家写作的出发点。不管身在何处，作为诗人作家，他的意识必须与当下保持适当的距离，《诗刊》1999年7月号。这是诗人余光中的感慨。对他来说，以自觉的自我放逐方式，不自觉地达到了某种游离状态，如此方能驱使他对时代作出清醒的判断，并获取创作的动力源。可见，文学的母题只有与时代的现实问题相互产生碰撞之后，才有可能激发出强烈的内心振荡，让作品达到相对的深度。
如果说二十世纪以降的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各种灾难或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性迫害，故形成了空前的流亡潮；那么，反观华人世界，华人的移民历史虽由来已久，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阶层的精英大批地流向海外，却是历史上破天荒的大涌动。从北美东岸到西岸，美、加几十所着名学府，在校园里随处可见数百、数千名来自中国大陆的研究生；在澳洲、欧美等地，数十万中国留学生获得所在国移民或公民身份，早已不是新闻了。而多变的时局和人生的梦想，故乡的青山会说：这个老头哪里来的？而且从前的青山变成了大都市，使两岸四地的中国人不约而同地跨海迁徙。这似乎又成为现代华人的宿命。诚如柏杨曾经戏称中华民族是“逃跑的民族”。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逃跑”就是一种放逐，并成为华文文学的创作契机，即以自身的移民生活为题材，以不同文化（跨文化）交叉审视的特点为视角的文学书写。或者说，这就是一种放逐叙事。进一步说，放逐或漂泊的生存处境，已然成为华文作家的生活方式之一，而自愿放逐或流亡，庶几成了华文作家的一种身份标签。当这样的命运笼罩在许许多多作家身上，令生活于海外的华文作家发出的或律动的声音，营造为一方独特的文化景观——“第三文化”空间。①① 参见庄伟杰：《边缘族群与“第三文化”空间——以多元文化背景中的澳洲华文文学为参照》，《华文文学》2003年第5期。关于“第三文化空间”，作者在原文这样阐释：一方面，个人虽然希望摆脱固有的文化束缚，投入到一个以西方为主的社会之中，但由于语言、肤色、习俗等因素，使自己不得不依赖自身文化作为自我形象的扎根，故乡变了，于是，个人那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常常使人无法适应新的环境，可能你的外语水平不错，但也枉然。在这种有意或无意的行为与语言上挣扎，使更多的人在双重文化的夹缝中寻求精神上的归宿并派生出另类文化空间，我们姑且称之为——“第三文化”。既不愿丢弃自身的文化意识或中国形象，又必须想方设法去适应居住国主流文化的现实，这便是“第三文化”产生的主要根源。如是的话，海外华人在自我放逐中的家园情结会有什么变化和转换？母语书写的文字又会带来怎样的美学视角转移呢？
1995年在澳大利亚创办的《原乡》文学期刊，“编者小语”中曾经解释过缘何将中文的“原乡”译作英文的Otherland（异乡）：
我们是中国大一统文化的附庸“海外华人”，还是新时代民族大融合浪潮下产生的“新澳大利亚人”？我们是人在“异乡”，心回“原乡”，还是人去“原乡”，心归“异乡”？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澳大利亚作家阿勒克斯·米勒说得好：“流放如归家，错置即正位”，在这一时空似乎倒错的国度里，“原乡”和“异乡”的位置互换一下也是未尝不可的。更确切地说，如果自身的文化浸润并用母语书写的原在性是“第一文化”，而移植于异质土壤、受西方文化气候熏染的潜化性是“第二文化”，那么，在两种文化碰撞交融之中派生营造的文化景观，即为“第三文化”。在澳洲，类似希腊式文化、德语式文化、法语式文化等等都可看作“第三文化”，澳洲的多元文化气象正是由多个“第三文化”组成的。也因此，放逐与流亡——不管是被迫还是自愿，更有时光流逝的内涵。诚如本杰明所言：“我不可能思想我所要思想的东西，不仅成为海外华文作家写作的一种姿态，而且构成了华文文学作品现代性的一个母题。
（三）个体流亡与放逐话语
带着一颗流浪的心去放逐，无论在天涯在海角，也不管是跨国或越界，只要在探寻中学会宁静地坚守自我的精神高地，就有可能找到一把开启灵魂幽闭之门的钥匙。世上总有一处地方是值得每个人去闯荡或安居的，也可能有一种方式可以用来安顿自己，抚慰心灵，正如总有一个人是必须去深爱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人不知道自己从何处来，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向何处去，尽管这种与生俱来的孤独感与不确定感，时时都在骚扰着我们的内心，让灵魂总是处于漂泊之中，无论是情愿的还是被动的，无论是现实的还是精神的。对于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来说，真正的安顿其实就在放逐或漂泊的过程中。
当人们一旦失去家园的时候，必然要求重建，是回去不了的。”①① 参见《乡愁·网络·现代诗——余光中访谈录》，而每一部在放逐之中生产的文学着作都可当成是一个重建的精神家园。作为社会本质属性的人，个体的流亡在社会中要求有所归属而终无所归属，处于这样的内在紧张之中，只好通过或寻求一种最佳的能抵达灵魂出口的途径来加以“自救”，之于创作，便形成为一种纯粹的精神诉求意义上的话语方式，又往往是文学获得新的生命的可能，也是真正的艺术品诞生的前奏。
有人这样说过，这是一个全球作家自我放逐与流亡的大时代，多少作家移民陌生而遥远的土地。正因为如此，这些作家与乡土，自我与家园的严重割裂，以及企图拥抱本土文化传统与域外文化、尤其是西方中心文化的冲击，给今日世界文学提供了巨大的创造力资源。现代西方文化图景，多数是主流亡者、移民和难民的着作所建立的。同样的，海外华文文学格局的形成，主要是出自有着知识分子背景的新移民、留学生、自我放逐者或流亡者之笔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