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作者围绕情欲与传统势力之间的矛盾，借助人物形象的塑造，以无可掩饰的激情，淋漓尽致地摹写、张扬了人生之欲。作者笔下的市井妇女大多是情欲的化身，理的反抗者。泰华作家黎毅的《代价》，就是透着一个因果报应的神秘的故事，抢钱逃逸者导致一位老人被车压致死，而老人恰恰是接济过自己的恩人。加拿大崔维新的《玉牡丹》，以孩子的视角完成的一个因果叙事。故事发生于三四十年代。这个家庭有四个孩子。小说依次由三个小的儿女以第一人称观点叙述他们的成长和他们对成人世界的理解。四女祝良，二子忠心，三子石龙，年龄由五岁到十来岁。大儿子是父亲在故乡已经逝世的妻子所生，二子忠心是养子（忠心的父亲杀了他的母亲后开煤气中毒身亡）。这四个孩子，有三个母亲，两个父亲。表示这个家庭的不正常的另一个例子，是对母亲的称呼。这位父亲从故乡买来的第二个妻子，是祝良与石龙的亲生母亲，但作为家中权威的祖母却说，大家要叫母亲作“继母”。这个与实际不符合的称呼，正是“纸儿子”、“纸女儿”这种为势所逼的华人生存状况的表现。经济衰退时期华人潦倒街头，因为缺少家庭乐趣，缺少娱乐，常常在唐人街聚赌，想发一笔横财，好买船票回乡，去探望阔别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母亲、妻子和儿女。《玉牡丹》里唯一亮点是祖母玉牡丹。长期以来，她守着一个秘密，只有三子石龙知道。原来她少女时期的恋人曾给她一块玉牡丹，她终生珍藏。她去世之前说，她的灵魂会听到风铃之后回来。石龙真的看见她回来，而且不止一次。她的再三出现，象征中华文化传统与后代的不可磨灭的轮回联系。
法国郑宝娟的《绿色的心》是一篇以情爱为主题的小说。故事里的主人公沈云是一个幸福的女人，丈夫是医生，有着体面的工作，对自己体贴入微，日子也就在平淡温暖中度过。然而世事难料，她的平静生活却因为曾经的恋人华石——一位黑色作家的来信扰乱了。近乎威胁的信，暗示着他要和她重归于好，而且对她的生活了如指掌，接连的五封信像炸弹一样搅乱了她的生活。无奈之下，她寻求另外一位作家，帮她分析事态的严重性。同时，给他看了华石的《灰色地带》。这是一本独特的小说，透过小说对女主人公的描述，能够感受到他对沈云的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爱，其中也包括了对彼此青春年华的追怀：“每当他想起了她，心中顿时会涌起一种朦胧的失落感。失去她之后，他感觉比较超拔脱俗的那一部分自己，也在体内慢慢萎缩了。……在异国的岁月，是一种绝望的爱伴随着他，由一个黄昏走上另一个黎明。”可以断定，华石对沈云依然留恋，“我”作为沈云的朋友，决定帮他走近华石。可是当“我”见到华石后，却得知他并非想象中的男人。“我”在反复的思索后，又经过乔装成就医的人，来到了沈云的丈夫冯朝阳的诊所。之后，“我”证实了所有的恐吓信原来就是她的丈夫所为。丈夫由于嫉妒导致了愚蠢的行为，但他仍然渴望妻子能够原谅，并想继续维持从前的日子。沈云在得知事实的真相后，选择了离婚，告诫自己的丈夫，爱应该包含了解与尊重。而华石在得知沈云爱上了“我”后，却选择了退出。“人啊，怎样才能摆脱贪嗔痴爱的桎梏呢？怎样才能使爱成为一个建设性的力量而非相反的东西呢？”显然这是一个探索爱的真谛的小说，也揭示了一个现实问题：在现代社会里，当男人仍然以男耕女织时代的规范去塑造女人的话，已经不具有现实的意义了。但是这种思想上的遗痕仍然会渗透到具体的生活常态中，男人对女人的嫉妒与占有欲，往往通过以暴虐的语言或行为发泄到女人身上，从而抽离了爱的本质。而女人则是以自苦与自虐的方式承受一切。传统文化里“大男子主义”压制女人的因，导致了现代社会里尴尬的“果”，感情生活和谐被破坏。这一切缘自“至尊男人”对“被眷养的女人”的心理强势。因此，文本的因果逻辑就具有双重性。
欲望与生存之间的因果律，也成为海外华文作品中的又一种表达内容。有些小说以财色货利肉欲等欲望为轴心，通过主体人物这一典型形象的塑造，深刻地揭示了特定时期商业资本发展的历程及其社会的深刻变动，展示了财色货利肉欲之欲乃是世俗人生的普遍心态。澳洲于松滨的短篇小说《一夜风流》，道出了一个漂流在海外的留学生的内心冲突与惶恐。阿丹和大多数中国留学生一样，在澳洲站稳了脚跟之后，就面对了性的诱惑，然而他还在坚持着自己，不像同租室的东北大汉大张一样，领到工钱后，连澡都顾不上洗就直奔红灯区英皇十字街。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与一个萍水相逢的澳籍越南女子阿真上了床。翌日，他没有应约去移民局办理同居手续。他从阿真的生活中消失了，带着无限蚀骨的悔恨。他选择了回大陆。阿丹没有给妻子拍电报，并非要给她一个意外的惊喜，而是希望能够捕捉到妻子外遇的蛛丝马迹，以获得心理平衡，唤回自己灵魂的平静。六年离别后的重逢有着尴尬和喜悦，他们有千言万语要彼此倾诉，当阿丹将妻子紧紧贴到胸前时，他决定向忠实的妻子忏悔，可久旱逢露的妻子不容他开口，就呼唤着进入两人世界。“在一阵阵快感的冲击下，阿丹在疯狂的顶端猛然发现，妻子造爱技巧的娴熟、地道，简直与六年前判若两人。如此花样翻新，不是经行家训练，就是圣经的结晶。莫非她……这简单的‘莫非’两个字，如灭火剂，立即熄灭了熊熊的烈火，令正处于亢奋状态的妻子大煞风景。”阿丹的精神世界坍塌了，他为自己曾经的轻率付出了自己的代价，可是他没有想到，现实更是残酷的。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他现存世界的尴尬？
以财色之欲为杠杆，以日常生活矛盾消长为依据，有些华文作品往往借助佛家世俗宗教的天理循环论安排作品框架，规范人物命运，诠释时代变化的因果，并以人生财色之欲为网结，以因果报应的轮力达到劝诫的目的。在澳洲沈志敏的《女赌王和她的男房东》里，女赌徒玛丽在银蛇俱乐部的角子老虎机旁日夜搏杀，时有所获，但日子一久，还是输多赢少。虽然也交过不少男朋友，但是那些有钱的男人们是跟她逢场作戏，随着赌场的失意，她对那些臭男人们厌透了，索性搬了家，躲了起来。可是，她口袋里只有300元钱了，水电费单据、电话费账单和房租等等，她实在没有办法生存下去。而她原来在车衣厂做剪线头的工作，因为拒绝和老板上床，也把她那份剪线头的活计给丢掉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买了一份报纸，按着地址走进一家按摩院。后来得知所谓“健康按摩”实则是操皮肉生涯时，心里既矛盾又痛苦。没有办法，她只好给老板一个电话号码，要他明天来电话询问她的最后决定。第二天晚上，她把仅有的300元钱又输个精光。无奈，终于提起话筒，拨动了电话：“是我，我是玛丽，今晚，我来上班……”玛丽的命运到底是谁改写的，只能说是由财色之欲结成的因果链带来的作茧自缚。
爱欲原本是人类的普世性感情，但如何在爱与被爱之间做出一个清晰的人生判断，便成为了人们面对感情困惑的难题。也因此，尤其是善于痴情的女性，便会陷入深深的迷恋与迷失中。新加坡尤今的小说《香蕉美人》里的丈夫普托三米，爱上了健康美丽善良的印度女子丝娃娣，两人很快就结婚。婚后的丝娃娣进入了家庭生活，成为一个恋家的女人。然而好景不长。她发现自己只被充当了一个保姆的角色，原来，丈夫在跟他结婚之前，跟一个18岁的女子相好，并有了孩子。女方家本来要告他，后来他许诺领养腹中的孩子，答应赔款，对方也就为了女孩的名誉，答应了下来。而他所要丝娃娣拿出所有的积蓄，并不是去做生意，而是当作了赔款的一部分。丝娃娣愤怒地发出了呼喊：婚姻，一场全然没有感情的婚姻，一场建立在利用价值上的婚姻，一场内藏阴谋的婚姻，实在是比一个空的躯壳更不如！
因爱欲而受罚，成了人生荒诞的悖论。马来西亚华文作家朵拉的《戏正上演》，里主人公雪琦对爱情、生活、人生原本有着崇高的追求，但在错综复杂的失败后，选择了丧失自我内心尊严的生活。这种欹斜的因果，被主人公的内心消解成对生活破败景象的留恋与认同：代价是把心变成一片荒原，生命走进孤寂的隧道……这就是女主人公的生命感叹。到底是谁在导演了生活里的情感错位？这仍然是一个困惑人心的问题。
华文文学中的因果母题有多种表现和多方面的意义。其一，人际关系有生存秩序的理性规约。人际关系的延续性构成了因缘果报母题的基础，今生和来世在时间上可以承接，命运也寄予这一事实的存在，成为一个轮回体系。其二，强调善恶报应，这是基于人类共同的对自然和社会的有序性心理期待的普遍的宗教伦理观念。其三，异域文化背景成了人们因果命运承受与承载的外因，而内在的角色转型与认同，乃是因果的内在因素。
因果逻辑与叙事文本的思想性表达是一种叠合。也就是说因果逻辑的深层意义在于它暗含在存在经验之上，但又独立于生活表层，具有自在的逻辑脉象。
在这里，我们不妨以严歌苓为个案来分析其因果母题的表达。
2004年，严歌苓为读者献上了《花儿与少年》，其故事情节近乎《雷雨》。瀚夫瑞，也就是刘先生，出生上海，在香港和美国受教育，在美国做了几十年的着名律师，退休时回国娶了一个年轻、貌美、做一手好菜的比他小30岁的徐晚江。晚江在国内原是舞蹈演员出身，丈夫洪敏也是当年的舞台上的伴侣，一对花儿与少年。当年这一对小夫妻住集体宿舍，结婚以后还守着浪漫，在夜里溜到北海公园里过夜，被人抓住后还不认错，又加之超生一女孩，屡次分不到住房。单位经济效益差，晚江被派到饭馆帮厨，洪敏则被派去管服装。这就是七八十年代国内计划经济体制下平常夫妻的人生。晚江偶然的机会结识了刘先生，能够给她高尚富足优越的生活，这是她丈夫所不能给予的。为了孩子，为了老婆，为了自己的无能，洪敏做出了牺牲，一周内办理离婚，晚江带着4岁的女儿仁仁跟着瀚夫瑞了到美国。
在美国的十年，女儿已经长成草莓一样的少女，在瀚夫瑞的调教之下，谈吐高雅精彩，反应机敏，完美高贵。徐晚江风韵犹存。有着几十年审判移民丑恶案件历史的，洞悉一切阴暗勾当的律师瀚夫瑞，将晚江和仁仁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维护了他年轻妻子、年幼女儿、高雅有序的令人艳羡的生活表面。但瀚夫瑞始终厌恶着仁仁和晚江身上十多年前由国内生活带来的那些粗鄙的气质，极力维持着一个高等华人的品位。
瀚夫瑞与白种前妻生下的儿子路易，五年前就大学毕业了。成年的路易被继母和继母的女儿的美迷惑了。晚江对于路易有着天伦的顾忌，但是，出于保护女儿，晚江偶尔也钓一下路易的胃口。而仁仁则憧憬与路易开始另一段花儿与少年的故事。性在这里没有噱头，但是那种暗藏的性的吸引、性的排斥与隔离、性的暗涌，成了互相牵制的手段和工具。真正的暗潮涌动，是晚江的儿子九华出国之后，前夫洪敏也到了美国。他们每个人有着自己的生存打算。九华学业上没有长进，只想出力来养活自己。在一个豪华的家里寄居，承受不了繁缛的餐桌礼仪和这礼仪所代表的阶层，他的笨拙和固执，把自己完全排斥在瀚夫瑞的王国之外。他采取自残的方式表示对自己的扞卫和坚持，就是在洗手间里切掉了自己右手的部分食指。而洪敏到了美国就是要实现全家团圆，要守着老婆孩子。洪敏在夜总会教一帮老女人跳舞，不能明目张胆地给晚江打电话，事先安排一个个老女人以请教厨艺或安排堂会的名义联络晚江。随后，晚江会在瀚夫瑞眼皮底下技巧地完成与前夫的通话，心理上她与洪敏才是夫妻、才是亲人，她借给洪敏钱，共同商议买房子，计划未来一家人重新在一起生活。晚江深爱洪敏、儿子和女儿，像一头母兽那样，勤于操劳和张罗着未来。
在瀚夫瑞面前，晚江经常流露那种心不在焉的微笑，是作为律师的丈夫所侦查不透的。然而事实的真相到底还是败露了，洪敏把钱都投资到别的地方了，最后发现被卷进诈骗中，血本无归。在瀚夫瑞的敲山震虎、指桑骂槐的逼迫下，晚江无奈地和盘托出。此时，晚江才发现她和前夫的心理已经错位，为文化和生活所切割、蹂躏。现实中的瀚夫瑞不愧是经验老到的律师，他知道该怎样对付晚江，始终拖延对晚江的审判。在又一个晚上的九点半，瀚夫瑞全身香香地下楼，等他年轻的妻子上床，而晚江鬼使神差，又一次默契地洗漱、上床，与法律上的丈夫共度夜晚。瀚夫瑞肯定是衡量过的，无声的惩罚，对于一个有是非判断、知道自耻的人来说是最有力量的，晚江和仁仁仍然可以服服帖帖、舒舒服服地生活在他的生活世界里，成为美丽的点缀和骄傲的装饰。他仍然可以苦心经营有序的生活。而对于晚江，只要还在这个家里生活，就可以继续把女儿培养成上流淑女。
基于现实的原因，这个因果链一直存在，并且是坚实地存在着，左右着人生的寻常与生存原则。
《花儿与少年》具有很深的因果报应痕迹。事实上，严歌苓深层之处还是对于人性共性的条分缕析。故事不存在《雷雨》那样对于神秘的不可知的命运的敬畏，也避开了西方哲学中对于命运的追问与思索，而是对人生命运因果轮回的慨叹。在这里，我们可以厘清故事里女主人公晚江与几个人的几个因果关系：晚江、瀚夫瑞的情感纠葛（金钱与地位的符号）、继子路易的性诱惑（对女儿、母性的保护与性欲望的满足）、前夫洪敏的暗度陈仓（记忆中感情的延续），作为一个有着姿色的女人，她知道自己该索要自己需要的任何东西，但却由此导致的承受也是必然的。她不得不违心地与70岁的瀚夫瑞生活在一起，为了自己和女儿能够有高贵的生活，放弃了属于自己的爱情，遭受着爱与性的分离，也承受着内心的痛苦。晚江的儿子九华，唯一的无辜的大男孩，因为父母的选择，也承担了这种分离的一切恶果。他屈从于命运，唯一想要的就是和父母、妹妹在一起，过一家人的生活。事实上，他不能够得到他期待的生活，原因在于上一辈人的导演，而让这个无辜的人承受着分离之痛的后果。同样，前夫洪敏也遭受了剥离感情、亲情的痛苦。这一切的因果关系，并不具有逻辑性，但却又是符合现实生活逻辑的。可见，在时间维度上，特定的因果关系由两个前后相继的物象或事件组成，却不是孤立，而是彼此滋生。故事里的人物的遭际原本就是一个与另一个因果的滋生。那么，因果之说能不能成为一个人生命哲学的依据呢？事实上，因果成为生命哲学的可能，但也有其限度，从因果律看出世态人生的镜像的复杂与多异。
可以说，海外华文文学的所有有关因果母题的景致，提供了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生活样态与心理状态，甚至是传奇。他们的梦想与失落，希望与挣扎，神性的超越与欲望的堕落等等，都构成了海外华人人生镜像的一个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