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当今的华文文学，我们分析问题自然离不开“全球化”和“中华性”的语境。这样，我们需要一种综合性的方式来理解我们自身和我们所钟情的文学世界。可以说，当代学术前沿的问题都带有跨学科的综合性特点，单凭一个学科的资源已无法索解这些问题的答案。学术发展的迹象表明，全球化和信息科技相互关联地跨域性发展趋势，使得任何一门独立的学科都失去了单独解决文明冲突和生存困境的意义和价值。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文科学研究无疑要在对象、方法、成果评价等方面作出回应。这直接推动了以问题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同时，各个学科也在合作过程中积极借鉴其他学科的分析工具，不再仅仅满足于利用本学科的传统研究方法。通过“问题”实现对学科的综合，并通过这种综合，体现出各个学科自身的优势，这应该上升为人文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如果囿于学科自身所设定的范围而不融入整个问题语境和历史文化背景，将是制约学科发展的一个障碍。
从综合的角度看，“全球目光，华文视野，问题意识，打通断裂”——可能正是我们研究中华文化母题与海外华文文学关联的逻辑起点和辩证归宿。
“全球目光”。世界这么大，又这么小。尤其在我们生活的世纪，点击一下，全球就在指下、眼前。声色繁荣，商品琳琅，人心恍惚。卡夫卡似乎就在我们办公室，等待戈多如同等候公交车到来，吴尔芙“自己的房间”已远不敌房地产开发商的楼盘，宝黛无须在大观园的小天地里卿卿我我，文学这个灰姑娘的生命变得不能承受之轻。不过，正如天下人都需要安神之言、镇心之语一样，文学作为安神镇心的一剂药液，还在守护着、安慰着、温暖着我们。也正因为文学不仅是一国、一族、一地区的问题，故而华文文学的书写者要写的故事，不必囿于华人的经验，还应是一个世界人的问题，用中华文化母题及其变奏，表述全人类共通的东西，在自己寻求到的地球一角去叙说人类集体灵魂中的苦痛与憧憬。在今天，地球上还存在诸如能源危机、贫富差距、医疗保障、生态环境、跨国犯罪等等种种负面现象，我们的华文文学该作出怎样的应对与回答？
“华文视野”。海外华文作家把华语华文作为创作的一个共同坐标，并且在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场域中发生对话的语境中，在文字的世界里建立自己的王国。华语语系世界曾经发生过文学语言上的大爆炸，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后”结构主义的种种实验差不多发挥到了极限，时至今日，剩下的可能就是文字上的衰竭、疲软和迷惘。如果我们重新回到“华文”的视点，那么，用中文讲故事和用其他语言讲故事显然不会相同。任何“翻译”都有“不信”、“不雅”、“不达”的可能。对于华文作家来说，把别人的语言拿来叙事，当然不是不可以，但难以达到从心灵深处流出来的效果。华文是华文作家滋养品中主要的维他命。用中文写作，书写对人生的体悟，对生命的感觉，对记忆的激活，简洁，洗练，优雅，从容，可以写出一个完全的、深刻的、华人心目中的时间。强调“华文视野”，正是用华人的心态看世界，用华人的语言表述世界。诚然，文学发展到今天，已不存在“纯粹中文”的问题，不存在方言、杂语“污染”了普通话的问题。华文本身可以而且应当更开放一些，吸纳那些新鲜的、甚至被视为“糙杂”的却是活在唇舌上的语言。但从“华文视野”看，正如现居美国的小说家王清心所说，一个好的华文作家要做到一个句子里一个字都不能再动，“好句子看起来像水，品了像酒，陈年老酒。深刻的句子，简单，又合情理，如‘林妹妹我好像在那里见过你’”。①① 王清心：《小说·诗人·句子》，《上海文学》2006年9月号。重新确认“水”与“酒”的关系，意味着中华传统文论在新一代华文作家心底的植根。
“问题意识”。华文创作与研究，从来不寄希望于、也不可能解决社会和人生的问题，它的可贵之处在于是否能提出问题。2006年4月，在哈佛大学东亚系，举办了一个题为“文学行旅与世界想象”的工作坊，提出了四个讨论的议题：A.“旅行”的中国性——这个旅行是广义的旅行，涉及到中国经验和中国想象如何在地域、族裔、社会文化等各种层面移动转化，以及中文文学如何再现这些经验和想象的问题。B.离散和迁移——探讨随着华裔子民在海外迁移，中文的文字如何体现语言和文化上的“跨越”问题。C.翻译和文化生产——这里的翻译是广义上的意义，指从文学到电影、戏剧、各种物质文化形式的转移，如何反映和再现中国与世界的对话经验。D.世界想象——中文文学如何在多元、跨国的域外经验中想象中国与世界。这些议题都带有前沿性，具体而不空洞，很值得集思广益地加以探讨。但倘若深究之，仍然会同我们前述的中国文化母题的衍化、变奏相对接，在这里，中国文学的经验与想象、典律与转化、语言与跨界，都为文化母题寻找新的生长点，提供多种可能性。
“打通断裂”。在华语文学世界里，容易发生的是历史的断裂、地域的切割和文学的割断。历史的断裂往往造成文化集体遗忘，地域的切割往往形成老死不相往来，文学的割断往往使从业者自闭。这样，“打通断裂”需要在三个层面上展开：一是把“故园想象”放置到海外华人对母国的精神牵系、回跃的灵台，体现中华人文思想中特有的“感时忧国”的传统母题，显示历史、文化的永续性；二是在文学创作中体现东西方文化的互动、交融，既对西方人传达中华人文的思想，也向东方人传达西方人文精神——自然，这些思想和精神应是精萃的部分；三是让文学自身不再是封闭的系统，而是向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民俗学、自然科学等等开放，汲“他”润“己”，打破“传统”和“统一”的叙事与抒情模式，打破标签式的写作。只要写得好，不必过分计较用了什么格式、格调，或许今天是“越位”的东西，明天是属于有意义的作品。
问题意识与综合思维，可以使我们获得更开阔的艺术视野，也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思考华文文学如何有效地承载历史——文化中本土与域外的书写。
然而，问题的核心仍然是灵根如何自植。
“灵根自植”，首先需要我们对海外华文文学建立一种主体性的自信。许多华文作家有这样的自我比喻：“我”好比一棵树，根在中国大陆，枝叶在海外。漂流也好，离散也好，放逐也好，谁不倾情于“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谁不会心于“秋水共长天一色”？谁能忘怀那一条粗犷阳刚、堪称儒家摇篮的“黄河”，那一条天际流芳、作为道家滥觞的“长江”——“黄河与长江”的地理与文化性格又孕育、滋养、生长出多少文化母题？旅法的画家、作家程抱一在其长篇小说《天一言》的序言中写道：“‘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愁，莫如我哀！’就这样槁木式地叹息了么？就这样死灰式地吞声了么？不尽然吧。从千万数不清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群间，漫起了形象，脆弱然而执着的形象，平凡却又独特的形象。他们有血有肉地活过，刻骨铭心地活过。……面对生命与创造之大奥，他们尽管卑微，也不懈地发掘过、探求过、质问过；尽管无声，也在苦恋之尽端，拯救了人性，拯救了尊严。”①① ［法］程抱一《天一言》，杨年熙译，山东友谊出版社2004年2月版。无论因空间的划分迁移和对话的场域变动而产生向心力或离心力，但不变的，仍是在文学范围内展开对中华民族普遍经验和个体经验、想象经验的虚构或实写的文本，让有感情、有尊严、有文化涵养的中华民族子民，能在作品中找到可以认同的人物语言、故事与情感，在多重对话中倾听到母性与个性兼具的声音。
在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的版图越益扩张的今天，强调“灵根自植”，依然存在着艺术的评判标准问题。海外华文文学的评判标准，既然属于华语语系，就不应当仅仅由英美、由西方来制定。单一的英美价值标准，使得“国际”“全球”仅仅成为虚幻的、霸权的概念。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有的作家的行文受“犬儒主义”“消费主义”的知觉引导，用下意识的“东方主义”去做浅薄的“全球主义”白日梦，甚至以“美国人想要什么就写什么”作为另一番生存之道。从中可以看出在某些人那里“海外华文文学艺术”背后的潜台词。海外华文文学应当是对当代生活的折射，是华人关注当下生活的结果，是华人自己的关照方式，它的价值观、审美观、人生观都应当是有别于纯西方的，是东方思维与表达方式的当代呈现。在这一基础上，借鉴吸收西方先进文化，交流与互通，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当代艺术。当今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形象，不能再以严重错位的“侏儒式的文化形象”，特别是某些人自己制造的个人化或妖魔化的艺术形象，来扭曲当今中华民族在世界中的文化形象。这并非意识形态化的僵化教条，而是一种客观事实。这就需要文学家从艺术情感与个性出发，表达海外华人的精神诉求、民族身份的诉求，创造出更多海外华人世界的光鲜的艺术形象来。
自从有“海外华文文学”的观念出现以来，可以说，没有一种卓越的文字不是漂泊的，没有一位优秀作家不是流浪人，也没有一个主题与题材不同乡愁、放逐、山水、围城、圆缺、火浴等等的母题有其人文姻缘。漂泊与流浪绝非全然出于偶然或无奈，也并不可惜和可怜。换一个角度看，或许正是不苟常轨的出位之思——他（她）们寻找的是新的人生与艺术的航道，并由此磨砺生存与创作的意志，在文学行旅中不断反思与创新。
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讲，海外华文作家和中国的知识者一样都在路上。在路上，有中华文化母题浸淫着我们，有文学史上的先辈和大师用他们的生命作品昭示着我们，有高尚的人性以及热情、牺牲、梦和理想激励着我们，那么，在历史——文化——华人——文学的生命系统中，在不同范式的交叠、互补和共生中，定会有冬之孕育，春之萌发，夏之成熟，秋之硕果。
中华优秀文化及其母题，足以催促我们书写持续的、变幻的、动人的故事。凭着这一分天真，浪漫，执着，华文作家将成为精神上的富有者，我们因之而拥有均衡世界、和谐人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