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于文化母题的考量中，海外华文文学界往往遇到一个“中国性”的问题。
所谓“中国性”，英语辞汇里称作“Chineseness”，亦译为“中华性”。这种“中国性”或“中华性”，意指中国特质、中国色泽与中国性征。华文文学究竟有没有“中国性”，如果有，是不是就等于中国语境下的一种话语／权力关系？是不是非要沿着某种“后殖民”的理论思路，惟“去中国性”才得以使华人居住地的华文文学得以展示其“本土性”、“原创性”？
我们从东南亚的华文文学界某些论者那里听到了一种对于“中国性”的“声讨”。有人提出要淡化与异质化中国文学影响的“历史阴影”，也有人提出东南亚华文文学“断奶”说，更有论者视“中国性”为“毒瘤”：“中国性的表现形态和叙述语言乃是中国文化象征符码系统的惯性运作，中国性并不只是文字技巧那般简单，其中的中国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也扮演着决定性的作用：决定着马来西亚的中国文学还是马来西亚的华文／中文文学……中国性令马华作品失掉创造性，令马华文学失掉文体性，成为马来西亚的中国文学的附属，成为大中国文学中心的边缘点缀。认清中国性所带来的危机和障碍，迅速作出调整转化，把毒瘤果断的切除，无疑是所有马华作家的重大任务。”①① 张光达：《九十年代马华文学史观》，吉隆坡《人文杂志》2000年3月号。
某些海外华裔学者的上述“去中国性”，蕴含着将本土的华文文学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诉求，合情合理，无可厚非，可见只有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学自身的独立特行、繁荣发展，才能更加丰富与充实世界华文文学的整体书写。但同时，这种群趋偏峰的“去中国性”，也存在矫极过正的歧见和一概而论的盲点。因为既然选择以华文书写，那么，无论你走到哪里，总会存在与“中国性”剪不断的纠缠。
我们更需要的是摆脱情绪化的慷慨而走向理性化的沉思。在这里：
其一、中国学者提出的“大中国文学”和“中华文化圈”有其特定的所指，且概念和内涵有所区别。“大中国文学”是鉴于过去文学研究只注重大陆的、新中国诞生以来的、且多为汉民族文学的现象，改用“大中国”，是指一个中国内部的一体多元、“五族共和”、两岸四地合通的文学大视野①① 参见杨匡汉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经验》上卷第35页，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因而不包括中国本土以外的“海外华文文学”，也不希望“海外”同行照搬“中国模式”。
其二、“中国性”是个复杂的、“文变染乎世情”的概念，但也存在着内核相对稳定且可以延续的元素，在不同时段的海外华文文学发展中有不同的文化表现与文学现象。以新马华文文学为例，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学的发轫到50年代初，华文作家身为“侨民”，很自然地在政治身份和文化认同上“遥指杏花村”，在当地书写中国、心系神州，更多的是属于一种主动选择。50年代独立、1965年分治，生存环境的变化导致了文学生态的变化，身份上由“侨民”转为“国民”，创作上“中国性”表现为曲折的寻找与传达。80年代中期以降，新马华文文学既获得了新的机遇，也面临新的困境，于重重困惑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那里的华文作家的人文资源，“中国”也由最初的“故乡”变成“原乡”，“实体中国”变成“文化中国”，而由此产生的文学上以想象为特征的“中国性”，并不与建构本土性构成冲突。况且，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在东南亚地区，华文文学更游弋于本土性、中华性与世界性的罅缝之中，其压力并非来自新马本土之外的知识谱系与文化关系，更多的是来自其自身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结构本身的变数。这样，新马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根本谈不上是哪个世界压迫另一个世界，而导致失语不失语、建构不建构的所谓“后殖民”关系，“中国性”不会给新马文学带来什么危机和障碍。
其三、“中国经验与中国想象”在海外华文文学领域里占有相当重要的分量。这一写作从出现到今天已经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包含并记录了这中间几代华人在西方社会中挣扎生存的心路历程，和他们无休止的对自身归属和文化认同的忧虑。作为炎黄子孙，中国和中国文化是他们在异国生存的主要精神资源和文化财富，但也是他们在西方主流文化面前受到排斥、感到屈辱和自卑的根源。这种矛盾体现在写作上，产生了他们在有关中国的叙事里的骄傲和屈辱、自大与自卑、认同与拒绝等一系列复杂矛盾的内容。作为弱势的社会群体，他们通过记忆、传说、想象等方式产生的对故国的叙述，一方面体现了在主流文化压迫下为保留自己的声音，力图抗拒西方社会的种族偏见和文化误解的努力，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们在接受了西方文化观念后，开始采用观察、想象中国的新的角度和方式，以及力求融入甚至取悦西方主流文化的心态。中国风物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一个特别的文本在他们的笔下被不断翻译、解构和重建，因此具有一种可变性和不确定性。在他们的描写里，我们不但看到了家园故国的叙述如何在古老风格里的继承和延长，同时也看到它们如何在具体的现实历史中被有意曲解、被特别强调，从而现出的异态和变形。我们如果把这一特点放在民国以来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大背景中加以审视，并且参照这一过程中传统中国与西方文明的关系，知识分子如何面对自身等普遍性问题，我们便可以感受到海外华人创作中出现的这么多对故国的描写，和这种描写中透露出的对东西方文明的态度等，都不是局部的和偶然的。华人作家与生俱来、挥之不去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是伴随着弱国子民的屈辱和力求改变现实的主观诉求而出现的。在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争取作为华夏儿女而获得广泛认同和群体尊严这一点上，海外华人写作表现出了与国内现代主流知识分子的写作相当的一致性。他们有关故国的想象，不只是一些历史和家庭细节平面的记录，同时也应当被看作是写作主体通过这种想象力求“发现”、并且“获得”自我的过程。与此同时，作为想象的对象，中国这一形象成为一个变化的文本，在作家的语言行为中逐渐得到了现代文化意义上的丰富性和完整性。因此我们可以说，“想象故国”不但使叙述者发现了自我，同时也创造了故国本身。
其四、文学毕竟是文学，作家可以有他们的祖邦或属于他的国家，但文学是没有国界的。一个优秀的华文作家，一部优秀的华文作品，周围冷漠的人群可能挤压他、撞碰他，但正如法国文学大师雨果所说：“他都在他自己与他根据自己的爱好所选择出来的分散在天南地北的人们之间，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和情感的交流，也可以说是一种感应的电流。一种温馨的思想上的共鸣，就像一条看不见然而拧不断的纽带，把他和那些出类拔萃的人们联系起来。”①① 雨果：《论拜伦》，《雨果论文学》第11—1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况且，对于海外华文文学作家作品来说，一旦选择了华文（中国语言文字）作为书写、表达的工具，就很难割去文字与文化的绾结，很难断裂所指和能指的关联，也很难摆脱语言自身所蕴涵的中华文化的内涵。这样，杰出的华文文学作家作品，不会仅仅为一地、一国所“私有”，其“中华性”将一如纽带和电流，形成分散在天南地北的人群之间思想和情感上的共鸣。
其五、“中国性”表现在文学中，本身是一条有生命的河流，而不是那些纯粹的、凝固的过去。“中国性”应视为活的文化，内容也相当宽泛。大体上，它包含着“乡土中国”、“美学中国”等方面的内容。一位美籍华裔学者对此作如下阐释：
“乡土中国”是一种接近原生态的自然化中国，它是作家生长的土地和土地上的风物与习俗，是个体生命的根系，同时也是民族精神的本源。而“美学中国”的内容，则是在“乡土中国”里孕育出的中国精神，是从那里边生长出的几千年中国文化的积淀，是民族的性格，也是作家心性修养的根本。它包括儒家的人伦教化，老庄的虚实自然；有感时忧国的沉郁顿挫，也有遗世独立的飘逸洒脱；有杜甫的“唯歌生民病”，也有鲁迅、郭沫若、艾青等对家园和土地的深沉情感……一切和上面有关的人的记忆、梦想、玄思、悲愤，都一点一滴地凝聚成人们心目中具体的中国——“美的家园”的形象。一切使人脱离“美的家园”的流浪与迷失、放逐与分离，都会唤起受到传统文化哺育的中国人情感中沉痛与忧伤的内容。①① ［美］高小刚：《乡愁以外》第176—1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除了“乡土中国”、“美学中国”，似乎还有“风雅中国”的内容，即那些民族民间存活和绵延的古朴、文雅、有无穷文化内涵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它们也是文学和艺术的沃土与摇篮。正是“乡土”的、“风雅”的和“美学”的丰富元素，构成了“文化中国”的大怀抱、大气象。
当然，在海外华文文学中，“中国性”不能流于简单的“规定符号”和“标准印象”的充斥与填塞。“中国性”作为真正有美学上的“中国味道”，尤其在新世纪，还必须挖掘它与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相联系的生命意义和情思元素，并通过有含金量的文化母题去体现与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