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惊涛骇浪:世界大海难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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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中】渤海二号:行政问责第一大案(一)(1)

从1975年到1979年,海洋石油勘探局发生各类事故仅有记载的就达1043次。工人们说:“我们这儿是出一次事故,出一批英雄;事故越大,英雄越多,领导也越光荣。”

——《本来不该发生的悲剧》春江

老虎屁股要摸,大象屁股要摸,狮子屁股也要摸。

——国务院副总理万里

“渤二”沉船事件揭露于众,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需要恰恰相吻合,便充分显示了它的价值功能,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社会影响与效果。

——《中国新闻传播史》方汉奇

各位听众,改革30年,影响或改变了许许多多中国人一生的前途和命运,百姓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法治的文明与进步,为了庆祝改革开放30年,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节目从10月14日开始推出了纪念改革开放30年大型报道:岁月留痕——回望改革开放30年有影响力的案件遴选和推荐活动,据初步统计:截至10月31日,总共有849人次推荐,累计推荐案件485件次。经过网络投票、问卷调查、专家评议评选出了30件有影响力的案件,在已经逝去的历史碎片中寻觅改革开放的轨迹和方向。

从今天开始推出纪念改革开放30年大型报道:岁月留痕。今天请听入选的001号案件——渤海二号沉船案件。

2010年3月25日,为了庆祝改革开放30年,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法治纵横》推出的“岁月留痕”系列报道,开篇第一号,讲的就是渤海二号沉船事故。此时,距离《工人日报》的报道,已经过去了30个春夏秋冬。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时间无情,如大江东去,会淘去人们的许多记忆。改革开放30年,期间发生了多少惊天大案啊,为什么人们对仅仅死亡72人的渤海二号沉船事故记忆犹新呢

在共和国的新闻史上,有两大事故,因为记者的报道而家喻户晓。前者是1960年2月28日,由《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后者是1980年7月22日,《工人日报》发表的《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拖航中翻沉》。其中,渤海二号沉船事故的报道,对于纠正为了个人或单位的政绩而违章蛮干的坏风气,对于舆论监督作用的发挥,对于行政问责制的诞生和施行,都具有积极的显示意义。

海上钻井多艰险

海洋浩瀚无边,财富无穷。据统计,海洋占地球表面积的70%,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包括海洋生物、海底矿产、海水、海洋能源、港口等多种类型。其中,海底蕴藏了全球超过70%的油气资源。近年来,世界各国获得的重大勘探发现中,一半以上来自于海洋。

显而易见,相对于陆地来说,海洋石油的开发之路也是非常艰辛的。

前不久,我与老朋友薛涛先生闲聊时,聊起了海洋钻井平台。

薛涛已经退休多年,虽然不算石油人,但他的英名,却光荣地写进了中国石油史。

1967年2月,“文革”闹剧开幕不久,沈阳军区某部138团宣传干事薛涛接到命令,随部队紧急前往大庆,担负保护油田正常生产的任务,在“三结合”中担任大庆建设局副局长,并与“铁人”王进喜建立了深厚情谊。1969年5月,他创作了交响序曲《英雄的大庆人》,被纪录片《大庆红旗》选为背景音乐,并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庆油田发现50周年、大庆建市30周年《辉煌大庆》大型交响音乐会上,作为第一个节目隆重推出;1971年10月,他担任了大庆文化局副局长,并兼任了电影剧本《创业》写作小组组长;后来,《创业》受到粗暴批判,他被江青点名,撤职回到部队,人生的轨迹从此开始走下坡路,一直有些怀才不遇,郁郁寡欢。

当年,为了写好《创业》剧本,他按照当年的工作套路,率领创作人员到大港、胜利、江汉等油田深入生活,收集了500多万字的素材,完成了剧本提纲。

在天津大港油田,他登上了渤海钻井平台,感触很深。那天,他赠送了我一本他的新作《石油人生》,回忆说:

在采访现场,我就遇到一个以管窥豹的场面。当一位通信员站在交通艇上,将一捆信件递给钻井平台上的接货人员的瞬间,因为波涛起伏,导致平台和交通艇同时突然摇晃,接信人重心偏移,难以站稳,那捆信件没能接住,众人眼睁睁地看着它坠进了十几米以下的大海,被大浪卷走。——这些信件,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有的写满了父母的问候,有的写满了妻子的挂念,有的写满了恋人的私语,还有的写满了亲友的祝福。在那个信息贫乏、通讯落后的年代里,这些损失的精神食粮,对于远离大陆、生活在孤岛似的钻井平台上的石油工人们来说,是多么大的损失啊!

海洋油气的勘探开发是陆地石油勘探开发的延续,经历了一个由浅水到深海、由简易到复杂的发展过程。

1887年,美国人在加利福尼亚海岸数米深的海域,钻探了世界上第一口海上探井,拉开了海洋石油勘探的序幕。

1933年,美国得克萨斯公司建造了坐底式钻井驳船“Gilliasso”,并在路易斯安那州Pelto湖打了“10号井”,钻井进尺1700多米,标志着现代海上钻井业的诞生。

1936年,为了开发墨西哥湾陆上油田的延续部分,美国钻成世界第一口海上油井,并建造了木制结构生产平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木制结构平台改为钢管架平台。

1964—1966年,英国、挪威在水深超过100米、浪高达到30米、最高风速160公里/小时、气温至零下且有浮冰的恶劣条件下,成功地开发了北海油田。

1960年代,全球海洋油气产量只有100万桶/天;2005年,已达到2500万桶/天;预计到2013年,将高达5350万桶/天。

我国的海洋石油勘探、开发起步较晚。

1958年,中国海底科学的奠基人——金翔龙带领着中国第一支海上勘测队,推进到黄河入海口海域,拉开了中国海上石油勘探的帷幕。

1960 年代之初,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正式纳入中国的石油发展战略。

1964年4月,石油部组建了渤海第一个浅海地震队,用4条木制机帆船,将陆地的设备装在船上,利用六分仪定位、人工插检波器、人工放电缆,制作了6公里长的试验测线。

1965年元月,石油部提出“上山、下海、大战平原”的战略部署;3月,在天津市北仓镇召开海洋勘探会议,决定由5个地震队、2个重力队、1个测量建标队,共同组建海洋地调一大队,开始在渤海海域进行地球物理勘探工作。

同年9月27日,53条汉子组成的1806钻井队,乘坐民主20号轮船来到曹妃甸。当时,风大浪高,轮船无法靠岸,钻井队不得不花钱雇了两条渔船,才艰难地登上曹妃甸。

在随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按照在陆地打井的程序,先是选择地点,搭起6座帐篷,为自己建了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窝棚,接着,就开始了拓展井场的紧张战斗。

曹妃甸岛,原名叫做沙垒田岛,位于渤海湾西北部,隶属唐山市,距离天津塘沽30多海里,是一个长约10公里、宽约200米的沙岛。据说,古代有位姓曹的妃子,陪伴皇帝巡海,来到这座岛上,不幸遭遇海啸罹难。为了纪念她,后人们就在岛上建立了庙宇,称其为曹妃殿,后来口口相传,讹为曹妃甸。这里海况恶劣,盛产风浪,渔民们都叫它是“阎王殿”、“老虎口”、“拆船港”,渔船很少愿意光顾这座沙岛。

11月7日,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海啸席卷全岛,转眼之间,居住窝棚和钻井器材、设备就不见了踪影。幸免于难的勘探队员被迫撤离……

1966 年,“石油人”发起 3 轮冲锋,才把渤海“海 1 井”平台安放在井位上,开始钻探。第二年 6月,“海 1 井”钻至 2441 米出油,日产原油

35.2 吨、天然气1941立方米,标志着中国海洋石油进入了工业发展新阶段,国务院特意发来贺电,称赞海洋石油工人“创造了我国海上打探井出油的先例”。

1970年夏天,我国第一座自升式移动钻井平台在大连造船厂开建。该平台由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七O八研究所设计,由基础和上层结构两部分组成。基础部分为4座7米×7.5米的6桩导管架,在水面以上由水平拉筋连接成整体,导管架间距6米,总长

60.4 米,总宽 32.5 米。4根圆柱形桩腿,每根直径5.29米,长73米,为摩擦支承桩。桩的入土深度30米。最大钻井深度4000 米,吃水 3.3

米。自持能力30天,定员90人。

1972年6月8日,这艘钻井平台被命名为“渤海一号”,由海军部队派船拖至塘沽。次年年初,石油部领导要求“渤海一号”加快进度,赶在从日本引进的“渤海二号”前面开钻,为祖国争光。可是,当时的“渤海一号”,关键设备还存在某些缺陷。怎么办指挥部党委连续开会研究,并发动群众献计献策。升船时,为了熟悉设备结构、性能,摸索操作规律,16名工人要分别在4个桩角上待20多个小时,既不能站,又不能蹲,只能弯曲着身子瞪着两眼,一直盯着齿条观察。衣服被浪花打湿了,腿脚冻麻木了,也不能撤下。大家冒着刺骨的寒风,连续奋战,硬是把钻井平台升了起来,并一鼓作气,打完第一口探井。

各类事故触目惊心

富士丸是一艘海上自升式移动钻井平台,由日本神户船厂建造,1968年下海,属于驳船类,无自航能力,外形好像一张倒扣着的两层茶几,四脚朝天,“桌面”是沉垫,可平稳地坐在海床平面,“桌腿”也是四只,高达72米,直径2米。上层板是耸立在海面之上的钻井平台,呈长方形,套在桩腿上,靠液压缸上下移动。

钻井时,船体上行,离开水面之后,在设定高度固定,便可开钻;航行时,船体下行,依靠海水浮力把沉垫提起,令整个平台呈漂浮状态。沉垫离海面越深,船体重心越低,稳定性就越好;反之,船体重心高,稳定性就差,伸向天空的72米高的桩腿,因惯性作用而延长船体在风浪中的摇摆恢复周期,危险系数就会相应加大。

富士丸用拖轮牵引航行,航速控制在7—10公里/小时范围之内。日本掘削株式会社将其投放东南亚较浅的大陆架海区,从事石油勘探,船型是完全针对那里平缓的海底地势地貌设计的。

1973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石油部以3735万元人民币,购进富士丸,更名为“渤海二号”,划拨给天津海洋石油勘探局,并在海上钻出成井19口,总进尺5.4万多米,其中4口钻井获得工业油流。

1979年11月25日,渤海二号在拖航时突遇飓风,甲板断裂进水,造成主配电系统短路,失去电能供应;左舷排风筒被巨浪打掉,大量进水。

按理说,在这种险情下,工人们应该放艇弃船,但大家都是受“人在阵地在”教育多年,不顾个人安危,奋力抢险,却回天无力,于3时35分左右,在东经119度37分48秒,北纬38度41分30秒的渤海海域翻沉。全船乘员74名,死亡72名。2名工人侥幸获救。幸存者一个姓阎,名字叫学军;另外一个姓王,名字叫墨林。事后,工友们调侃说:“你们两个人的姓氏加在一起,就是‘阎王’,阎王爷看在本家的分上,放了你俩一马!”

事发第三天,天津海洋石油勘探局就向上级作了报告,把事故原因归结为:突遇10级以上的风浪,属于不可抵抗;领导机关指挥无误;遇难工人为抢救国家财产而英勇献身。

1980年1月19日,石油部部长宋振明,又把原报告中提出的“相当于10级以上的风浪”改为“11级”,并签发请示报告,要求国务院命名渤海二号钻井船队为“英雄钻井船队”,追认72名遇难者为烈士。海洋石油勘探局计划隆重召开遇难人员追悼大会,事前还请来记者,撰写了长篇通讯《渤海忠魂》,准备会后见报,广为宣传。个别领导还以“工人们与风浪奋勇搏斗,最后英勇牺牲”,“搞四化也要付出代价,72人死得是值得的,他们是英雄,要交学费嘛”等说法,文过饰非,推卸自己的责任。

对于这种“丧事当做喜事办”、“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骗取政治荣誉的卑鄙做法,死难者家属深为不满,不少人议论纷纷:“我们的烈士当得太窝囊了!

”“什么渤海‘忠魂’,其实是‘冤魂’!”“我们这里老是‘事故出英雄’。”工人们创作的一首打油诗“石油局,创奇迹;冬天海上去打油,夏天码头把船修;井也没打成,人亡船也丢”,不胫而走。有的家属不断上访,使海难真相逐渐被中央高层听闻。

不久,由国家经委、石油部、交通部、国家劳动总局、中华全国总工会、天津市劳动局和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等十多个部门组成的调查组,来到天津海洋石油勘探局,对事故原因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

1980年4月19日,调查组向天津市委报送了《关于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渤海二号钻井船翻船事故的调查报告》,明确提出导致事故原因有三:一是没有排除压载水;二是平台与沉垫舱没有贴紧;三是没有卸载。《调查报告》指出,这三条的共同影响,破坏了渤海二号抵抗风浪的能力,使本来能够抗12级以上风力的渤海二号,却经不起八九级风(最大阵风是10级)的袭击,致使通风筒被打断后,海水乘机大量涌进泵舱,渤海二号失去平衡,翻船沉没。

《调查报告》还对事故性质进行了认定,指出:渤海二号违背了拖船应排除压载水的规定,违背了平台与沉垫舱间距的规定,还违背了卸载规定,“确属一起严重违章指挥造成的重大责任事故”。《调查报告》建议,对事故责任者追究刑责和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联合事故调查组与石油部的意见针锋相对,双方陷入激烈的争论之中,久拖不决。

5月的一天,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与全国总工会、《工人日报》领导谈话,坦率地说:“我经常看《工人日报》,(但)你们总是跟着国家经委(今天的国家发改委的前身)跑,很少看到你们反映工人权利、反映工人意见的报道……”他表示,渤海二号沉没,死了72个工人,报纸应该登,按宪法办事。没人出来讲公道话,官官相护不好,长期这样,正气就没有了。

6月11日,在听取劳动保护工作情况汇报时,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直接表达了对《工人日报》不报道渤海二号事故的不满,他说:“没有反映工人思想问题,没有讲工人的安全问题,这样的《工人日报》我就不看。”6月20日,万里再次提到渤海二号事件,认为《工人日报》应该为工人说话,包括批评厂领导、部领导、国务院领导的官僚主义。“如果你们掩盖这一类问题,掩盖我们的矛盾,不代表工人讲话,那就不要干这个工作。你代表工人讲话,不要怕得罪哪一级。这样才会使工人感到你像工人的报纸。”

随后,工人日报社研究决定,派出记者陈骥(时任工会工作部主任)、牛凤和(时任经济部记者)前往天津,与该报驻天津记者站的刘俊生一起,开始了全面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