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朱自清散文经典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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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你  我(14)

这却不是大而无当,远不可及的例话;他散布希望在每一个心里,让你相信你所能做的比你想你所能做的多。他告诉你美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一半在物,一半在你,在你的手里。“一首诗的生命不是作者一个人所能维持住,也要读者帮忙才行。读者的想象和情感是生生不息的,一首诗的生命也就是生生不息的,它并非是一成不变的。”(第九章)“情感是生生不息的。意象也是生生不息的。……即景可以生情,因情也可以生景。所以诗是做不尽的。……诗是生命的表现。说诗已经做穷了,就不啻说生命已到了末日。”(第十一章)这便是“欣赏之中都寓有创造,创造之中也都寓有欣赏”(第九章);是精粹的理解,同时结结实实地鼓励你。

孟实先生还写了一部大书,《文艺心理学》。但这本小册子并非节略;它自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有些处是那部大书所不详的,有些是那里面没有的。──《人生的艺术化》一章是著明的例子;这是孟实先生自己最重要的理论。他分人生为广狭两义:艺术虽与“实际人生”有距离,与“整个人生”却并无隔阂;“因为艺术是情趣的表现,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反之,离开艺术也便无所谓人生;因为凡是创造和欣赏都是艺术的活动。”他说:“生活上的艺术家也不但能认真而且能摆脱。在认真时见出他的严肃,在摆脱时见出他的豁达。”又引西方哲人之说:“至高的美在无所为而为的玩索”,以为这“还是一种美”。又说:“一切哲学系统也都只能常作艺术作品去看。”又说:“真理在离开实用而成为情趣中心时,就已经是美感的对象;……所以科学的活动也还是一种艺术的活动。”这样真善美便成了三位一体了。孟实先生引读者由艺术走入人生,又将人生纳入艺术之中。这种“宏远的眼界和豁达的胸襟”,值得学者深思。文艺理论当有以观其会通;局于一方一隅,是不会有真知灼见的。

1932年4月,伦敦

论 白 话

──读《南北极》①与《小彼得》②的感想

读完《南北极》与《小彼得》,有些缠夹的感想,现在写在这里。

当年胡适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提倡白话文学,说文言是死的,白话是活的。什么叫做“活的”?大家似乎全明白,可是谁怕也没有仔细想过。是活在人人嘴上的?这种话现在虽已有人试记下来,可是不能通行;而且将来也不准能通行(后详)。后来白话升了格叫做“国语”。国语据说就是“蓝青官话”,一人一个说法,大致有一个不成文的谱。这可以说是相当的“活的”。但是写在纸上的国语并非蓝青官话;它有比较划一的体裁,不能够像蓝青官话那样随随便便。这种体裁是旧小说,文言,语录夹杂在一块儿。是在清末的小说家手里写定的。它比文言近于现在中国大部分人的口语,可是并非真正的口语,换句话说,这是不大活的。胡适之先生称赞的《侠隐记》的文字和他自己的便都是如此。

周作人先生的“直译”,实在创造了一种新白话,也可以说新文体。翻译方面学他的极多,像样的却极少;“直译”到一点不能懂的有的是。其实这些只能叫做“硬译”“死译”,不是“直译”。写作方面周先生的新白话可大大地流行,所谓“欧化”的白话文的便是。这是在中文里参进西文的语法;在相当的限度内,确能一新语言的面目。流弊所至,写出“三株们的红们的牡丹花们”一类句子,那自然不行。这种新白话本来只是白话“文”,不能上口说。流行既久,有些句法也就跑进口语里,但不多。周先生自己的散文不用说用这种新白话写;可是他不但欧化,还有点儿日化,像那些长长的软软的形容句子。学这种的人就几乎没有。因为欧化文的流行一半也靠着懂英文的多,容易得窍儿;懂日文的却太少了。

创造社对于语言的努力,据成仿吾先生说,有三个方针:“一、极力求合于文法;二、极力采用成语,增进语汇;三、试用复杂的构造。”(见《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他们虽说试用复杂的构造,却并不大采用西文语法。增造语汇这一层做到了,白话文在他们手里确是丰富了不少。但最重要的是他们笔锋上的情感,那像狂风骤雨的情感。我们的白话作品,不论老的新的,从没有过这个。那正是“个性的发现”的时代,一般读者,特别是青年们,正感着心中有苦说不出,念了他们的创作,爱好欲狂,他们的虽也还是白话文,可是比前一期的欧化文离口语要近些了;郁达夫先生的尤其如此,所以仿效他的也最多。

陈西滢先生的《闲话》平淡而冷静,论事明澈,有点像报章文字。他的思想细密,所以显得文字也好。他的近于口语的程度和适之先生的差不多。徐志摩先生的诗和散文虽然繁密,“浓得化不开”,他却有意做白话。他竭力在摹效北平的口吻,有时是成功的,如《志摩的诗》中《太平景象》一诗。又如《一条金色的光痕》,摹效他家乡硖石的口吻,也是成功的。他的好处在那股活劲儿。有意用一个地方的活语言来做诗做文,他算是我们第一个人;至于他的情思不能为一般民众所了解,那是另一问题,姑且不论。

有一位署名“蜂子”的先生写过些真正的白话诗,登在前几年的《大公报》上。他将这些诗叫做“民间写真”,写的大概是农村腐败的情形和被压迫的老百姓。用的是干脆的北平话,押韵非常自然。可惜只登了没有几首,所以极少注意的人。李健吾先生的《一个兵和他的老婆》(现收入《坛子》中)是一个理想的故事,可是生动极了。全篇是一个兵的自述,用的也是北平话,充分地表现着喜剧的气氛,徐志摩先生的《太平景象》等诗乃至蜂子先生的“民间写真”都还只是小规模,他的可是整本儿。他将国语语助字全改作北平语语助字,话便容易活起来。我们知道国语语助字有些已经差不多光剩了一种形式,只能上纸,不能上口了。

赵元任先生改译的《最后五分钟》剧本,用的是道地北平语,语助字满都仔仔细细改了,一字一句都能上口说。这才真是白话。不过他的用意在研究北平的语助辞,在打一个戏谱,不在创造一种新文体。那个怕也不会成为一种新文体;因为有些分别太细微了,太琐碎了,看起来作起来都不大方便。

国语体(即胡适之,陈西滢诸先生的文体)是我们白话文的基调。欧化体和创造体曾经风靡一时;现在却差点儿势。用活的方言作文的还只有几个人试验,没有成为风气;但成绩都还不坏。近年来可有一种新运动,向着另一方向去。这所谓旧瓶里装新酒。用时调,山歌,弹词,宣卷,鼓词等旧有的民间文艺的体裁来说新的东西。上海这种印本大概不少,但我没有见,无从评论,这些体裁里面照例夹带着好些文言,并不全是白话;那是因为歌词要将就音乐,本与常语要不同些。这种运动用意似乎在广播新思想,而不注重文字;与前举几位的态度大不一样;只有与蜂子先生还相近些。

最近宋阳先生在《文学月报》里提出“大众文艺的问题”,引起许多讨论。关于“用什么话写”一层,宋阳先生主张用“最浅近的新兴阶级的普通话”,而这“又不是官僚的所谓国语”。但止敬先生在同报第二期里指出这种普通话“还不够文学描写上的使用”。又有一位寒生先生在《北斗杂志》上主张用“大众日常所说的绝对白话”,就是“大多数工农大众所说的普通话”。这种大多数工农大众的普通话,其实是没有的。工人间还有那不够描写用的普通话,农人各处一乡,不与异乡人接触,那儿来的这个?其实国语区域倒是广,用国语虽不是大多数工农大众所说的普通话,可是相差不远,而且比较丰富够用。止敬先生主张,“还不能不用通行的白话”,便是为此。但我的意思,不妨尽量地采用活的北平话,和我们的国音现在采用北平话一样。不过都要像赵元任先生的戏谱那样,可太麻烦;我想有些读音的轻重和语助词的念法不妨留给读者自己去辨别,我们只多多采用北平话的句法和成语(可以望文生义的)就行了。若说这么着南几省人就不能懂,我觉得不然。他们若是识过字,读过国语文或白话文,这是不成什么问题的。不识字,或识字太少,那就什么书也不能读;得从头做起,让他们先识够了字。

《南北极》和《小彼得》两部书都尽量采用活的北平话,念起来虎虎有生气。《小彼得》写工人,兵,讲恋爱的青年,和动摇的投机的青年。作者写某一种人便加进某一种特别的语汇,所以口吻很像。《稀松的恋爱故事》写现在恋爱方式的无聊,《猪肠子的悲哀》写一个在观望在堕落的小资产阶级,《皮带》写一个患得患失的谋差使的人,都透彻极了。《面包线》写一件抢米的故事;篇中空气渐渐紧张起来,你忿忿了,然后痛快地解决了。《二十一个》写得不大结实些;别的都不坏。《南北极》只写工人,海盗,渔人,都是所谓“流浪汉”,干脆得多,不像《小彼得》里有时还免不了多少欧化的痕迹。《南北极》那一篇自然最酣畅淋漓,写一个流浪汉对于上层阶级的轻蔑与仇恨。这种轻蔑与仇恨是全书的中心思想。其中三篇只表这个思想和对于将来的确信。《咱们的世界》写海盗,表面上虽也还是《水浒》式的英雄;骨子里他们却不仅是反抗贪官污吏,替天行道,而是对于整个儿的上不层社会轻蔑与仇恨。他们相信,“这世界多早晚总是咱们穷人的”。《生活在海上的人们》便写这班穷人的动作。虽然暂时失败了,可是他们“还要来一次的”。这一篇写集团的行为,头绪太繁了,真不容易。但和前几年的“标语口号文学”相比,这里面有了技术;所以写出来也就相当地有效力了。书中只《手指》一篇太简略些。这里五篇有一个特色,就是都用第一人称的口气;这第一人称无论是多数还是单数,总是代表着一个集团的。《小彼得》中写小资产阶级的几篇也有一个特色,就是在个性的描写里暗示着类型。这种手法表现着一种新意识,从前还不多见。这两部书最重要的是其中对于社会的新态度;虽还不能算是新兴文学的最进步的样子,但这个过渡时代,在现有的作家中,这些怕也算得是很不坏的努力了。这已出了本题的范围,还是不论罢。

《子夜》

这几年我们的长篇小说,渐渐多起来了;但真能表现时代的只有茅盾的《蚀》和《子夜》。《蚀》写一九二七年的武汉与一九二八年的上海,写的是“青年在革命壮潮中所经过的三个时期”。能利用这种材料的不止茅君一个,可是相当地成功的只有他一个。他笔下是些有血有肉能说能做的人,不是些扁平的人形,模糊的影子。《子夜》写一九三○年的上海,写的是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崩溃的缩影。与《蚀》都是大规模的分析的描写,范围却小些:只侧重在“工业的金融的上海市”,而经过只有两个多月。不过这回作者观察得更有系统,分析得也更精细;前一本是作者经验了人生而写的,这一本是为了写而去经验人生的,听说他的亲戚颇多在交易所里混的;他自己也去过交易所多次。他这本书是细心研究的结果,并非“写意”的创作。《蚀》包含三个中篇,字数还没有这一本多,便是为此。看小说消遣的人看了也许觉得烦琐,腻味;那是他自己太“写意”了,怨不得作者。“子夜”的意思是“黎明之前”;作者相信一个新时代是要到来的。

这本书有主角,与《蚀》不同。主角是吴荪甫。他曾经游历欧美,抱着发展中国民族工业的雄图,是个有作为的人。他在故乡双桥镇办了一个发电厂,打算以此为基础,建筑起一个模范镇;又在上海开了一爿大丝厂。不想双桥镇给“农匪”破坏了,他心血算白费了。丝厂因为竞争不过日本丝和人造丝,渐渐不景气起来,只好在工人身上打主意,扣减她们的工钱。于是酝酿着工潮,劳资的冲突一天天尖锐化。那正是内战大爆发的时候,内地的现银向上海集中。金融界却只晓得做地皮,金子,公债,毫无企业的眼光。荪甫的姊丈杜竹斋便是一个,而且是胆子最小最贪近利的一个。荪甫自然反对这态度。他和孙吉人、王和甫顶下了益中信托公司,打算大规模地办实业。他们一气兼并了八个制造日用品的小工厂,想将它们扩充起来,让那些新从日本移植到上海来的同部门的厂受到一个致命伤。荪甫有了这种大计划,便觉得双桥镇无用武之地,破坏了也不足深惜了。

但这是个最宜于做公债的年头;战事常常变化,投机家正可上下其手。荪甫本不赞成投机,而为迅速的扩充他们的资本,便也钻到公债里去。这明明是一个矛盾;时势如此,他无法避免。他们的企业的基础,因此便在风雨飘摇之中。这当儿他们的对头赵伯韬来了。他是美国资本家的“掮客”,代理他们来吞并刚在萌芽的民族工业的。那时杜竹斋早拆了信托公司的股;荪甫他们一面做公债,一面办厂,便周转不及;加上内战时货运阻滞,新收的八个厂的出品囤着销不出去。赵伯韬便用经济封锁政策压迫他们的公司,又在公债上与他们斗法。他们两边儿都不仅“在商言商”:荪甫接近那以实现民主政治标榜的政派,正是企业家的本色。赵伯韬是相对峙的一派,也是“掮客”的本色。他们又都代办军火;都做外力与封建军阀间媒介。他们做公债时,所想所行,却也不一定忠实于他们的政派。总之,矛盾非常多。荪甫他们做公债失败了,便压榨那八个厂的工人,但还是维持不下去。荪甫这时候气馁了,他只想顾全那二十万的血本,便投降赵伯韬也行。但孙、王两人不甘心,他们终于将那些厂直接顶给英、日的商人。现在他们用全力做公债了,荪甫将自己的厂和住房都押掉了,和赵伯韬作孤注一掷。他力劝杜竹斋和他们“打公司”;但结果杜竹斋反收了渔翁之利而去。荪甫这一下全完了。他几乎要自杀,后来却决定到庐山歇夏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