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晋商:中国第一商帮的经营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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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商道代有材人出——晋商的十大代表人物(1)

江山代有材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

在晋商兴衰数百年的历史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的商界奇才,业界领袖。他们的经历和他们的人生基本上代表了晋商历史发展的轨迹。

1.乔致庸:乔家大院三代掌门

乔致庸,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出生于山西省祁县乔家堡,其父是祁县大名鼎鼎的大财主乔全美,由于兄长早丧,乔致庸为了继承家业而弃儒从商。在他掌管复字号时,买卖越做越发达,红利也相当可观。同治元年(1862年)创立大德兴票号(1884年改名大德通票号),光绪七年(1881年)创设大德恒票号。晚年时崇奉道家学说,相信清静无为的道家哲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乔致庸去世,享年89岁。

一、出身显赫,承家业弃儒从商。

乔致庸,1818年出生在祁县乔家堡。为乔家第三代掌门,其祖父乔贵发从小走口外,艰苦奋斗,在包头创立了乔家的产业。乾隆五十一年(1787年),乔贵发告老还乡时,将他创立的产业一分为三,分给大儿子乔全德、二儿子乔全义、三儿子乔全美。大儿子全德为德星堂,二儿子全义为保和堂,三儿子全美为在中堂。在这三堂中,保和堂和德星堂发展都比较缓慢,只有在中堂发展迅速,资本最雄厚。后人们讲的祁县乔家,实际上就是指乔全美在中堂的后代。包头复字号,也主要是由乔全美的后代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乔全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生于祁县。不到20岁就去包头子承父业经营商号。他是乔家包头复字号的创始人,也是包头复字号发展壮大的奠基人。他继承了父辈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又从秦家(与乔贵发合伙经营的人)的败落中吸取深刻的教训。乔全美为子孙制定了严格的家规,如不准吸鸦片、不准纳妾、不准赌博、不准冶游、不准酗酒等。并在经营实践中,摸索制订了一套比较严格的号规和各种经营管理办法。乔全美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乔致广,早逝而且无后,二儿子就是后来声震华夏的乔致庸。乔致庸,人称“亮财主”。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出生,是乔家甚至晋商中最为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在青年时曾考中秀才。父亲乔全美1825年去世,由于其兄乔致广早丧,家族产业无人主持。于是乔致庸弃儒从商,而且很快在经商中显示出了卓越的才华。

二、主掌乔家,大力发展“复字号”。

乔致庸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掌握了家政,才能出众。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乔致庸不断扩大经营范围和规模,先是独立投资在包头财神庙街西北路增设了复盛全商号,后又增设了复盛西商号于包头瓦窑沟口路西,经营业务与原来的复盛公相同,以经营油、酒、米、面“六陈行”为主,还经营当铺、绸缎、副食杂货等。咸丰年间,又以包头“相与”抵债的280亩土地,在南龙王庙一带,开垦出复盛菜园,种植蔬菜,供应来往客户和市民,每年获利颇丰。在乔致庸的大力推动下,乔家在包头的产业迅猛发展,就这样联动发展,到光绪初年,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等字号的业务一直都很好,利润一年比一年增多。当时,他的字号一般是以三年一结账,按股分红,每股分红都有几千两白银。几十年的经营,乔致庸为乔家增加了无数的财产。乔致庸经营的乔家复字号,一直繁荣昌盛,长盛不衰,有其独特的经营之道,其中资金使用上的奥妙就是统一调度和使用。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的公积金都存在统事德裕永堂名下,平时不得擅自动用,遇有生意亏赔或甚为紧急需款时,才准支用。此外,还把“德裕永”三字拆开,由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各占一个字,称为复盛公德记、复盛全裕记、复盛西永记的联合组织,以复盛公为总领导,做一些三号合伙买卖。在各号内部,资金运用更为得当,如复盛公资金雄厚,经营行业多,运筹相当灵活,春天当铺赎货收进现款做菜园开支,秋天菜园进款,订做购买粮油之用,其不失时机、循环利用、相互支持,其他商号根本不能相比。当时的包头市场上,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三大号共有19个分号,四五百名伙友,实力强大,门路又宽,加上号规严格,组织健全,乔致庸对掌柜们非常信任,使掌柜们做起事来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复字号兴盛后,在包头商界也逐渐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和社会地位。在道光、咸丰年间,包头商业兴旺发达,人口逐渐增多,地方上的诉讼和行政治安等等事项颇为零杂,当时清政府对此并未加大管理力度,而包头巡检的职权又有限,面对这种不断发达的市面,包头的商人渐感无力应付。随后,他们不得不自行组织自治机构,维持市面;复字号当时是居领导地位的,联合各行业组织的“大行”机构,一面解决商民大小纠纷,一面处理巡查弹压以至拘押人犯等街市治安事宜。后来,“大行”改为商务会,商务会的会长长期以来都是由复字号的掌柜轮流充任的。复字号也曾利用其优越的地位,扩大了经营规模,获得了大量的利润。

三、创立票号,后发制人。

在乔致庸主持乔家产业时,山西的平遥、祁县、太谷也都发展起了不少金融组织,特别是山西的票号,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几乎统治了全国的汇兑业,故后人有山西票号汇通天下之说。乔致庸在票号产业上是落后于当时潮流的,但他却能后来居上,先后在祁县开设了大德通和大德恒票号。大德通票号,原名大德兴票号,成立于同治元年(1862年),光绪十年(1884年)正式改名为大德通票号,它虽然是一家建立较迟的票号,但是资本雄厚,声誉较高,持续时间也较长。这个票号最初资本为6万两白银,到光绪十年(1884年)时,发展为12万两,后来资本增至22万两,到歇业时,资本达35万两。由于大德通票号资金雄厚,人手齐备,经营有方,在商界信誉甚高,开出的银票能长期在市面流通,存款源源涌进。先后在北京、天津、张家口、包头、济南、西安、汉口、沙市、上海、开封、重庆、苏州等地设有分号。这个票号业务量很大,盈利日益增多。特别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乔致庸破格聘用高钰为大德通票号总经理后,高钰受财东之重托,决心要报知遇之恩,精心料理号事,使大德通票号很快在金融界打响,成为全国的重要票号之一。一次账期分红,共盈利74万两白银,每股分红达1.7万两白银,这在大德通票号的分红史上是空前绝后的,甚至在整个票号史上也是数一数二的。乔致庸建立的第二家票号是大德恒票号,这个票号创建于光绪七年(1881年),设在祁县城内西大街路北,最初资本为6万两白银,后增加到26万两:这个票号的经营情况一直比较好,特别是将阎维藩聘请为大德恒票号总经理后,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展,不但有汇兑、存款、放款,还发行银票、代办捐项。并在北京、上海、天津、安东、汉口、平遥、太谷、介休、忻州,禹县、盂县、博爱、清化、沈阳、营口、呼和浩特、张家口、开封、长沙、重庆、广州、香港等地开设了分号。大德通和大德恒票号建立后不久,乔致庸就将这两个票号交给其孙乔映霞管理。之后,这两个票号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四、晚年崇道,信清静无为哲理。

乔致庸注重教育,经常督促儿孙学习,本人也十分的谦虚好学,经常手不释卷。他为人颇有善行,经常周济贫苦乡邻。光绪三年(1877年),天遭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民谣:“光绪三年,死人一半”。当时,乔致庸曾开仓济贫。为此,光绪八年(1882年)版《祁县志》予以记述褒奖。其晚年崇尚道静,信清静无为的哲理,故长寿而终。

五、兴修大院,形成规模宠大的建筑群。

祁县乔家大院,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那时,乔家堡村的街道结构,并非后来的格局,乔家大院座落的地方,正好是大街和小巷交叉的十字路口。乔致庸之父乔全美和两位哥哥分家后,在十字路口东北角头买了若干院落,在此基础上建起楼院。格局是里五外三的穿心楼院,主楼造型为硬山顶屋顶,有窗棂而无门户,是封闭式统楼,因而该院又叫统楼院。主楼与倒座门楼隔二进门遥相对峙,很有气势。并在主楼东面修盖了附属偏院。这就是乔家大院最早的院落。

乔致庸当家后,乔家的产业越来越大,不仅生意兴隆,财源茂盛,而且人丁兴旺,家族繁衍很快,房屋住宅又显紧张。于是,在同治初年便开始了再一次的大兴土木。先是在老院西边,隔一条小巷,购买了大批房屋地基,又修建了一座楼院,同样也是里五外三的格局,两楼对峙,只不过主楼改为悬山顶通天柱屋顶、有阳台走廊的明楼,因而又叫做朋楼院。由于两座楼院中间隔小巷并列,又都是穿心过厅院,后来人们便把它附和为“囍”字结构。乔致庸修明楼院之后,又在与两楼院隔街相望的地方,陆续兴建了两个横五竖五的四合院。东面的叫东南院,西面的叫西南院。四座院落正好位于街巷交叉的十字路口四角,为后来连成一体,奠定了基本格局。当时政治黑暗,治安很不稳定;为了保卫自身安危,乔致庸决计修建全封闭的堡式大院。但这不是一件易事,所用宅地就是首当其冲的难题。为此,乔致庸费了许多周折,花了相当多的银钱,才取得了街巷的占用权。据说,乔家堡村关帝庙的石碑中,就有一块碑,专门记述了“在中堂”当时购买街巷使用权的详细情形。至今,乔家大院南北墙上还有“泰山石敢当”、“一善”石刻,那正是原先小巷所在的位置。乔家取得街巷占用权后,把巷口一堵,小巷便建成了明楼院和西南院的偏院。街口一堵,东面兴修了大门,西面建起祠堂,两楼院外又扩建了两个外跨院。并通过大门顶楼为桥梁,在各院房顶增设通道,使四院连同。房顶又增修眺阁、更楼,作为巡更嘹哨之用。这样就形成了城堡式的建筑群。这一次兴建,从同治初年开始,到光绪中期结束,大概经过了20多年时间。乔家大院以后还修建过一次,祖先祠堂也进行了迁移,不过这就到了乔映霞当家主持家政时期的事了。

纵观乔致庸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也曾想“以儒求昌门阀”,但又感到那种舞文弄墨耍笔杆子的生涯毕竟是舍本逐末,即便考取一官也没有多大油水,再加父兄早死,于是,他决心继承祖业,在商界大展拳脚。由于他能灵活应对,善于筹谋,使乔家资产大有发展。如果说乔贵发是乔家基业的开创者,那么,乔致庸就是乔家殷实家财的奠基人。他还谆谆教导儿孙:经商之道,首在重信,即以信誉赢得顾客;次讲义,不以权术欺人,该取一分取一分,昧心黑钱坚决不挣;第三才是利。必须戒三个字:骄、贪、懒。另外,他治家颇严,将《朱子格言》写在屏门扇上,以作日日之鉴。儿孙若有过错,则令其跪在地上承认错误,再从头到尾背诵《朱子格言》,然后还要训斥一番。为了教育后代,乔致庸还把他亲拟的对联写好刻成,挂在内宅门上。上联是: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下联是:惜衣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以此告诫儿孙,时刻注意勤俭节约和做人的道德,千万不能贪图安逸。到了晚期,乔致庸一改以前的对经商的热衷,超脱得很,将家产交给儿孙主管,自己却终日以诗书消遣。他非常欣赏王维的诗,特别是“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这一句。在70岁大寿时,他还亲自录了邹梧罔的辞寿诗:“天与我年屈古稀,自惭老去转增痴。花生眼底书抛久,棘着手中笔运迟。愚戆难容招物议,偏衷偏执任人嗤。从今过此当何若,眼食是安学小儿。”此时,乔致庸对于家族中的事已不太过问了,一切听其自然,发挥儿孙们的作用。后来,他又崇奉道家学说,特别是对清静无为的哲理更加崇拜。因此,特让其孙女婿赵铁山书写了《省分箴》为座右铭,“物禀乎性,人赋于命”。他深知“满招损”、“乐极生悲”的道理。他晚年对其六个儿子做了分析,认为没有一个能当他的继承人,只有长孙乔映霞天资聪颖,性情忠厚,因而对其十分器重。经常对其进行人生哲理教育,从而使乔映霞很快成熟,小小年纪就成了一个很有才干的人物。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乔致庸87岁时,最小的儿子乔景僖去世,当时乔景僖才20多岁,他的去世,对乔致庸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由于白发人送走了黑发人,一气之下,乔致庸染病卧床不起。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乔致庸离开了人世。

2.雷履泰:中国私家银行第一人

雷履泰,生于清乾隆三十五年,卒于道光二十九年,山西平遥县洪保村人,他首创了山西票号,对我国金融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雷履泰自幼在私塾读书,后弃儒经商,办事干练,极具才华。清嘉庆年间,他受雇于人称“李二魔子”的李箴视家,任平遥县“西裕成”颜料庄总号掌柜,自此,他就与掌柜结下了不解之缘。“西裕成”颜料庄总号早期是一个颇具规模的作坊,是一个制作和贩运相结合的商号,在北京、天津、汉口、重庆等地设有其分庄。

日升昌的诞生完全源于一个偶然的事件。一天,一位山西同乡到西裕成商号,委托雷履泰办一件事情。他想把钱交给这在平遥的总号,然后让其家人在京城的分号支取。大掌柜雷履泰一想,这样既方便了同乡,又结交了朋友,百利无一害的事情,自己有什么理由拒绝他呢?便点头答应了。

俗语说“凡事开头难”,走出这第一步,周围的人知道了这件事后,于是就都到西裕成汇兑钱财,但是西裕成商号并没有提供两地汇兑的义务,于是开始收取一定的费用,雷履泰收费的原意是一旦收费,他人就不会来汇兑了,想不到,恰恰相反,来汇兑的人越来越多。

雷履泰刚开始有点不解,为什么要交纳费用,他们还乐此不疲地来汇兑?但没有几天他就想通了。

他是站在顾客的角度上去盘算清楚的。

山西人在外经商的人很多,年终结账,往老家捎钱多让镖局负责运款,不仅运费高,还有很大的风险,常常会遇到土匪劫去银两。他们将银钱存入北京西裕成分号,由经理写信给总号,在平遥总号取款。此法不但保险,而且方便,愿付一定汇费也就是情理之中了。

雷履泰想通了之后,认为这是生财大道,必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便结合了历史上的汇票经验,开始兼营京晋商号间商业汇兑业务。

1826年,雷履泰同西裕成的东家李箴视共创“日升昌”票号,并制定了一套规范严格的取款制度,日升昌自创立起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起被冒领的现象。他们甚至还掌握了先进的水印技术,但因为没有出现假票冒领的现象,所以水印技术还没使用于票据制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