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本翘在争矿运动中，独排众议，力解万难，动员各商界力量，组成保晋公司，建立起了山西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堪称山西民族工业发展的先驱。以渠本翘为首创立起来的保晋公司，主权机关是股东大会，领导机关是董事会，每年会议一次，董事会分主任和监事两种职务。由13人到20人组成，三年一届由选举产生。董事会除每月15日召开会议一次外，平时很少到矿上来。执行机关是公司里的正副经理。经理下面设四课：会计、工程、总务和营业。课下而是各矿。钎矿由矿主任负总责。下设测绘、电机、杂务、米面和领事。下层还有管理工人的组织。
总的来说，渠本翘是晋商中的一个代表人物，他重视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后进之士，是把商业资本积极投向民族工业的第一位代表人物。他在创办双福火柴公司、修筑铁路、争矿斗争和创办保晋公司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给渠本翘一个评价：他是山西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民族资本家。
7．申树楷：海外票号创始人
申树楷，字培植，生于光绪二年（1876年）。
申树楷小时候家境贫寒，故15岁就进入祁县合盛元票号谋生；由于他聪明好学又勤奋能干，18岁便已担任分号经理；31岁时自荐开创海外票号；44岁单干，开设杂货铺；1950年去世，享年74岁。
申树楷是晋商在海外设立票号的创始人，开创了中国金融业国际汇兑的先河。然而，他虽然才能出众，有胆有识，但由于时局动荡不安，海外票号在挣扎了一翻后最终倒闭，而他只好在44岁时就被迫回归故里聊以终生。
一、出生贫困，少年入号。
申树楷出生于山西祁县申村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由于家里穷，无力供他继续读书，他不得不中途退学务农，成为一名少年农民。但是，不论农活多苦多累，生性聪颖而又渴求知识的申树楷，在农忙之余，仍然酷爱读书。家里的老人，看到他手不释卷，也总想给他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光绪十四年（188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申树楷到了太谷县商业学校学习。在校的三年中，申树楷半工半读，即便这样，他的学习成绩也很好，知识大有长进。光绪十六年（1891年）经人保荐，年仪15岁的少年中树楷进入祁县著名的合盛元票号当了学徒。合盛元票号，创建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最初只有10股，每股6000两白银，共有资本6万两，后增加到50万两，公积金650万两，财东是祁县荣任堡村的郭家。历任总经理有祁县李窑村人渠寿昌、祁县人贺洪如。先后在北京、天津、沈阳、营口、安东、西安、成都、开封、上海、汉口、安庆以及后来在日本东京、神户、大阪和朝鲜的仁川等地设有分号。合盛元票号起步早，资本雄厚，红利高，申树楷小小的年纪，能到合盛元票号当学徒，生活大有改善，优于常人。看到股东和经理的生活水平更高，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发家致富，不能让祖父卖房度日的悲剧重演。申树楷视票号如家，一切言行以号规办事，从来都不敢有丝毫差错。在兢兢业业干好工作的同时，他刻苦钻研业务，三四年后，他就对票号全套业务和往来过局等奥秘了如指掌，而且能精细干练地处理票号所下任务，深得财东和经理的器重，当时的申树楷年纪虽然很小，但有胆有识，常常能为财东和经理提一些合理化建议。因而财东和经理开会时，经常吸收申树楷参加，而他凡参加会议议事，都能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
二、年轻有为，担当大任。
申树楷进入合盛元票号三年，光绪二十二年（1894年）、农历甲午年发生了中日战争。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方不战而败，最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北侵营门、南霸澎湖，合盛元票号设在营口的分号与其他中国的金融业、商业都大受其害，不少企业纷纷倒闭，为此，合盛元票号财东专门开会商讨应急措施，提出派人前往“阅边”的想法。所谓“阅边”，就是到边远地方查看业务。这时，申树楷在财东的询问下，谈了他的看法：“营口被占，外国银行大有挤进之势，我票号面临极大挑战，如不对分庄进行整顿，人胆开拓，将有倒闭之危险。但祁县据营口千里之遥，遇事互通情况必然耽误时日，况且以阅边身份到营口，遇事只能侧面了解，从旁建设，不便当机立断。如果东家知人善任，应给赴营口者以名正言顺之职权。”财东和经理都认为申对楷所言极为正确，同时也感到申树楷确实是一位有胆有识的难得人才。经过研究，当场任命18岁的申树楷为合盛元票号营口分号经理，并让他立即走马上任，接替原分号经理的工作，还准许他到分号之后，一切事情均可自己决定。年仅18岁的申树楷，能胜任营口分号的经理吗？不少人为他担心，特别是申树楷的家长，更是为他捏着一把汗。
但是，申树楷很自信。到了营口后，他先用心了解号内号外情况，做到胸有成竹。号外的情况是：甲午海战正起，营口地区人心不安，存款者纷纷提现，借款又无法收回，再借者也不敢借予；接着，日寇侵占营口，又引起社会混乱，各票号的大宗业务基本没有了。合盛元票号营口分号业务停顿，濒临倒闭；各票号对接踵而来的日商，不仅不敢交往，而且怀有极大的敌对心理，日商对中国商民更怀有戒心。营口票号号内的情况是：合盛元票号营口分号，原本实力雄厚，支垫能力颇强，借贷期限都可适度放宽。但由于前任经理在急剧动荡不安的形势面前，畏首畏尾，谨慎有余而胆气不足，故使分号陷入步履维艰的困境。申树楷在调查了解到上述情况的同时，又对号内其他人员进行了详细考察。办完交接手续后，申树楷便对合盛元票号营口分号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他起用了熟悉营业情况的原管账先生为协理，协助整顿号务；其次，他力排甲午战争后中日双方的敌对情绪，鼓励伙友放大胆：广与日商开展金融业务，为消减中日商人疑虑，他还专门雇用了几个日本人为其跑街上市，招揽日商生意。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工作，合盛元票号营口分号的生意日渐好转，很快复苏回生，并且逐步扩大，重新兴盛起来，营口票号成为合盛元票号十四个分号中效益最好的分号之一。从此，申树楷在财东和总经理的心目中，信任度逐渐增加，这也为申树楷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好的基础。
三、毛遂自荐，赴日本创海外票号。
申树楷任合盛元票号营口分号经理后，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吉林边陲城市丹东设立支号，不久又在朝鲜的新义州设立了代办所，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又将新义州代办所改为支号，并增设南奎山支号。这时，他看到了洋人在中国大肆开办什么丽如、汇丰、麦加利、汇理、道胜、德华、正金等名目繁多的银行。这些银行盘踞了中国的京、津、沪三大要地，以及汉口、广州、重庆、哈尔滨、昆明、营口、青岛、济南、大连、旅顺、长春、铁岭等各大城市，而且有增无减，于是产生了到日本设立票号分号的想法。其后和财东、总号经理研究，一致认为有必要在海外设立分号。他们觉得自己办的票号，和银行一样。洋人可以在中国设立银行，其利在彼，不仅各国的财政借其得到扩张，而且我国的权利也被其侵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到他国设立票号？当时，我国在国外从事商业的人日趋增多，去外国的留学生也不少。特别是中国到日本的留学者更多，出使日本的人员也较多，日本商界对华贸易频繁。这些都得通过外国的银行汇兑，因此利源外流，中国商务大受其阻，所以有必要到日本开设票号，与日本展开金融争夺。可是，让谁去日本承担开创票号的征途呢？申树楷看出了财东和经理的难处，自荐愿去日本。他说：“洋人在我国遍设银行，挤我票号，夺我权利！我们的票号为何不能到外国设庄呢？日本与我国隔海相望，商务交往义多，若东家和大掌柜信任我，我愿闯闯日本，把咱合盛元分庄开起来！”财东和总号经理在仔细研究后，同意让申树楷去日本设立分号。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申树楷率若干伙友，携带一笔巨款，去日本创办票号。到达日本后，一切都是陌生的，面对的困难非常大，但他毫不退缩，不厌其烦地向日方呈办各种手续，四处奔波，寻找关系，打通关节，终于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4月30日把合盛元票号神户分号创办起来，当时，在日本叫“合盛元银行神户支店”。接着，申树楷便着手在东京等地设立出张所。不料，日本政府不准外籍商人在东京私自开设银行，必须报清该国政府最高机构核准方可。面对阻力，申树楷毫不动摇，终日奔波于日本官方各署，四处呈文申请。同时，不得不再次恳请中国驻日本领事及驻日本朋友在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中周旋，花费了很多资金。经过半年的时间，终于在清廷总理外务部和硕庆亲王签准下，日外务部照会日本驻中国大使转达了中国政府的意向，又经中国驻日本领事再向日本的大藏大臣坂谷芳藏再次转达并递交证明书后，才得到日本政府的批准。克服了重重困难，冲破了重重阻力，申树楷终于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10月相继在东京、大阪、横滨及朝鲜的仁川等地设立了出张所。这些支店和出张所，皆由申树楷经理统管。支店和所有的出张所除汇兑出使人员的经费及官生留学费用外，也为日本商界搞汇兑。当时，在日本的这些分号汇兑银两，多往上海和天津等地。日本出口的主要是火柴、海味、杂货等，中国出口的物品主要是豆油、豆饼、大豆等。由于中日贸易不断增多，汇兑额也不断扩大。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及次年，汇兑额达到2000多万两白银。从此，合盛元票号日本分号在日本站稳了脚跟。由于申树楷办票号有方略，日本、朝鲜及我国东北等地的分号比原先扩大了三倍，合盛元票号这个账期红利创下了每股1．4万两白银的最高记录，创造了合盛元票号历史上少有的辉煌，昔日，合盛元票号在山西同行间就负有“人材称盛”的盛名，申树楷在日本设立分号后，同行又称其为“识时者”。合盛元票号之所以能够取得以上这些成绩，是和申树楷等人用开拓进取的精神，创设海外票号分不开的。
四、票号关门，回归故里。
申树楷在日本创立票号后，积极性很高，成绩也很大。然而，正当合盛元票号在日本渐成规模，以待进一步察看形势，准备将日本办票号的经验推向西洋南洋各埠，继续扩大业务，以挽回中国利权之际，中国国内的局势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清朝政府垮台，接着是军阀混战。在天下大乱之际，有的票号被抢，有的票号被烧，有的票号经理携银潜逃，再加上纸币不断毛折及各种保守思想的阻挠，终于将票号推向了衰亡的深渊。在劫难逃的合盛元票号自然也无法逃脱厄运，先是贷者不还，债者相逼，继而运调失灵，经理、伙友潜逃，甚至分号经理被官方拘捕。此时，虽有申树楷挣扎其间，也无济于事。最后，合盛元票号只好撤尽国内外分号，宣告歇业。从道光十七年（1837年），山茶庄改组为合盛元票号，到民国3年（1914年）歇业，历经77年。
合盛元票号歇业后，申树楷还为郭财东处理若干散伙的事务。经过几年善后工作，于民国9年（1920年）为合盛元票号苦苦收拾完残局后，申树楷回到他的故乡祁县申村，时年仅44岁。回家后怎么办？种地不会，干其他行业不熟悉，于是，申树楷在申村开了一个叫“永祥泰”的杂货铺，以此为生。但开杂货铺也不好办，先是军阀混战，后又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再后来又是阎锡山的残酷统治，“兵农合一”、“三自传训”。在这样的战乱年月，经商也是困难重重。好容易到了全国解放，但申树楷年事已高，于1950年在家病故，享年74岁。
申树楷创立的合盛元票号日本分号，虽然随着国人票号倒闭而倒闭了，但申树楷那种不畏强手，敢于闯入日本腹地创设票号，争夺利益的魄力和精神是伟大的，是长我志气的爱国之举，是中国资本家竞争实业之先声。然而，山西票号就在这个时代变革的浪潮中，出于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原因，没有能把握住自身改革的历史时机，最终走向了失败。但是，申树楷这位敢闯东瀛，在海外创立票号的历史功臣的功劳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8．乔贵发：乔家发迹始祖
乔贵发，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出生于山西祁县乔家堡。少年时父母双亡，由外祖父养大。18岁时，只身奔赴口外，先拉骆驼，后来自己做买卖，卖豆腐、卖豆芽、开草料店，后又开广盛公店，发财后回家乡娶妻生子。乾隆五十一年（1787年），乔贵发69岁时告老还乡。乾隆五十四年（1790年），乔贵发72岁时去世。
一、出身贫寒，父母双亡。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乔贵发出生于山西祁县乔家堡一个只有几亩旱地的农民家庭，7岁丧父，10岁时母亲去世，从此成了孤儿。无依无靠的乔贵发，不得不寄食于祁县东观镇外祖母家。但是，外祖母和外祖父很快也相继去世。舅母不喜欢他，不情愿让他在家里白吃白喝，因此，对乔贵发十分歧视。舅母的一举一动，小贵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间。但是由于年龄还小，不能独立生活，只好忍受舅母的羞辱一天天地长大。
乔贵发年纪尚小，但整天不是推磨做豆腐便是做其他杂活，因此不能上学读书，更难得和小朋友们在一起玩耍。然而，这样的生活环境并没有将其击倒，反而磨炼出了乔贵发坚强的性格，同时他也学会了做豆腐的简单技术。稍大后，能独立生活了，他便离开了舅父家，回到了祖居乔家堡。从此，自立门户，开始了他孤独的生活。回到乔家堡后，种养只够维持自己生计的几亩旱地。地里的活儿不多，他就给人家打短工，一方面能挣点钱，另一方面还能混口饭吃。这样的生活也挺自在。可是，由于年龄一天天长大了，同龄人一个个娶妻成家了，却没有人给他操持婚姻大事，乔贵发逐渐变得沉默寡言了。祁县农村，每逢红白喜事，行互相帮忙的习惯，乔贵发回到乔家堡村不久，便加入到了这个行列。在帮工时，热热闹闹，吃吃喝喝，也很快乐，但看到别人成家结婚，自己老是光棍一条，心里总不是滋味。乾隆元年（1736年），有一天，比乔贵发小两岁的侄儿结婚，他头一天干了一天活，帮忙到很晚才回家，回到家里又想了好多不愉快的事，睡得迟了，第二天醒来赶到喜宴上时，迟到了，恰巧被席宴上的总管看见，遭到了总管冷言冷语的讽刺。乔贵发本来是新郎的叔伯辈，又上着一份礼，吃中午饭时，本应该给他安排一个体面的席位，但总管却并没有这样做，乔贵发心中很不高兴，晚上回到家里，思前想后，心中闷闷不乐，觉得在村里处处被人小看，实在没有自己的活路了。血气方刚的乔贵发，受不了这口气，一怒之下离村出走，只身到了口外。
二、背井离乡，独闯口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