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挖历史(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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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张爱玲说话什么样?

祝淳翔

20世纪初以降,经过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白话文作品逐步成为文学正统。但由于标准音待定,现代作家的作品不免羼杂了许多方言土语。当研读张爱玲的作品时,我们常会留意她对语言的那份异样的敏感。而通过其自述以及亲友的转述,会发现她的身世和经历即语言环境之复杂,又远较常人为甚。

一、母语、国语和上海话

大文豪鲁迅曾经调侃自己说话“南腔北调”。相比之下,张爱玲虽未特意撰文说及,却也曾有过类似表述。晚年的她写过一篇探讨《金瓶梅词话》的文章《“嗄?”?》,透露了一些端倪:“我的上海话本来是半途出家,不是从小会混的。我的母语,是被北边话与安徽话的影响冲淡了的南京话。”

人固然是同一个,而语言如流动的河水,随着阅历的增加,人际交往的丰富,口音也会不停变化。母语当指是小时候说的话,那么长大之后呢?

在不同时期与张爱玲发生交集者为数不少,他们的访谈录或回忆录发表后,留存下一些片段和剪影。其中关于张爱玲口音的材料虽一鳞半爪,却也略志鸿泥。

1952年7月,张爱玲离沪赴港,1955年定居美国。1961年10月,在由港去台的美领馆新闻处处长麦加锡牵头下,已是文坛重要人物的张,去台湾寻找写作素材。期间,曾在台北国际戏院对面的大东园酒楼(笔者按:“大东园”之说来自陈若曦。而据白先勇、王祯和的回忆,聚餐地点在西门町“石家饭店”),与《现代文学》杂志同仁张兰熙、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欧阳子、王祯和、戴天及麦加锡夫妇等人一起午餐,双方晤谈多时。不久,张爱玲还由王祯和、陈若曦

陪同,去他家乡花莲及台东旅行。这段台湾之旅,张爱玲留下一篇《重访边城》(英文版A Return to the Frontier,The Reporter,March 28,1963,pp.38-41),而白先勇、王祯和、陈若曦等人以后也分别留有回忆文字。

由于白先勇他们都是作家,同样具备不俗的观察力。将其观感收拢来,也许能描画出关于张爱玲如何说话的大致轮廓。同时,通过分析和玩味其表述的些微不同,也能相互印证,以判断各方说法的可靠性。

在主持人曹可凡的访谈文章《白先勇谈张爱玲》中,白先勇忆及张爱玲的口音:“张爱玲是上海人,但一口普通话说得字正腔圆,特别是卷舌音很有北京味儿,这或许与她曾经在天津居住过有关。”

而据王祯和回忆,由花莲到台东之前,张爱玲执意要给他舅舅买见面礼,他们上街路经一家书店,老板碰巧是个上海人,于是,她和老板用国语讲话,讲着讲着就变成上海话了,说了很久。

张爱玲幼时由合肥乡下的保姆带大,后来念私塾,她虽在天津待过六年,但其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未必在当时已练就。1930年十岁时张爱玲才在母亲的干预下,插班进入教会小学(黄氏小学)读六年级。翌年,赴上海圣玛利亚女校读中学。该校教学以英文、家政和文艺为特色,此外也教国文课。据张的高中国文老师汪宏声在《记张爱玲》里介绍,“圣校”中文部“担任教授的先生,初中以下是师范毕业,年龄在卅以上的中国小姐。”1925年春,经吴稚晖倡议,民国第一所国语师范学校在上海开学,标志着沪上普及普通话(时称“国语”)的滥觞。那些“先生”(即老师)们很可能有人来自国语师范学校,也即自初中起,张爱玲恐怕才开始系统地学说普通话。

正当张就读“圣校”的同一年,由洪深编剧明星电影公司投巨资打造的中国首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在沪公映,为使各操方言的演员的对白符合标准,洪深还办了国语培训班。主演胡蝶后来也在回忆录里叹苦经:“这部片子就我自己来说,都费了很大精神,先背台词,然后领会人物感情,还要做到字正腔圆。”众所周知,张爱玲是资深影迷,不仅写影评,以后还参与电影编剧。会不会一方面是耳濡目染,以后也为了适应电影对白的高标准,她的国语发音才逐渐强化并臻于完善,终至“字正腔圆”程度?无独有偶,董桥曾写《怀念柳先生》一文说及张爱玲同时期的学者型作家柳存仁的“国语不是京片子,是标准而动听的老电影对白”;“他说那是早岁多写白话剧本练出来的基本功。”观影学国语,也在一定程度上替张爱玲提高国语水平开启了一扇新窗。

若依常理,张爱玲在上海受教育,并在此成名,上海话应该不成问题。她1944年发表散文《有女同车》,摹写电车上一个“老板娘模样的中年太太”谈论儿子,用了好些沪语特有的字眼,可谓惟妙惟肖。胡兰成的回忆录《今生今世》里,也提及张喜用一些别致的“上海闲话”,给古文作注。不过,有件事或许知者不多,即张爱玲有一段向旁人学说上海话的经历。1946年,张在文华影业公司任编剧。一次,她向同事龚之方提出:“我要向你学习上海话。”龚很诧异,问她:“我们日常不都是说的上海话吗?”她说:“我对上海话研究过,有的词汇以及它的发声,很有魅力;你的一口上海话接近这个标准。”报界闻人龚之方生于浦东,是个老上海。显然,张爱玲会说上海话,但由于“不是从小会混的”,故自认说得不够道地,才要向老上海“取经”。令人好奇的是,究竟上海话里面的哪些发音,张爱玲说不好呢?龚先生没有明示。或许是如浦东说唱般那种难以言传的韵味;抑或是尖团音,别说外乡人不易掌握,就连许多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也说不好。这段轶事,很能见微知著:正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张爱玲之成为知名的海派作家,也有个过程。亦可见语言学习除了天赋,也离不开平时的勤于交流。

1968年7月,张爱玲在美国坎布里奇市的居所里接受台湾媒体人殷允芃的采访,谈人生,谈文学。言谈间,阅人无数的殷女士发现张爱玲“缓缓的北平话,带着些安徽口音。”此处“北平话”显指国语。与此同时,母语的影响还是根深蒂固,即便过去那么久,张爱玲的安徽口音痕迹尚存。

1970年9月,毕业于台大外文系的水晶赴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攻读比较文学博士。恰在一年前,张爱玲经陈世骧教授推荐,任职于该校中国研究中心。水晶是个“张迷”,很羡慕朋友王祯和此前与张爱玲、陈若曦等人同游花莲等地的经历。既然有了机会,便鼓足勇气,打电话给张,希望约谈。当时虽然未及晤面,但电话联络间,水晶发现:“她的北京话说得顶道地,想必上海话也是好的。”很可惜,水晶所叙纯属泛泛而论,未提供更多信息。

二、粤语

2006年,由香港演员梁家辉领衔主演的新编舞台剧《倾城之恋》在北京首都剧场演出,当地媒体纷纷报道。当被问及为何选用粤语对白,导演毛俊辉解释道:“张爱玲的语言用粤语说很有味道,这次就算是让观众来体验原汁原味吧。”

而张爱玲的香港朋友邝文美在《我所认识的张爱玲》一文中也钦羡道:“在陌生人面前,她似乎沉默寡言,不擅辞令;可遇到只有二三知己时,她就恍如变成另一个人,谈笑风生,妙语如珠,不时说出令人难忘的警句来。”

上述说法兴许会引发疑问,难道张爱玲精通粤语?实际上,虽然在港大上过三年学,但当时的张似乎说不来广东话。“证据”首先见于傅雷(署名迅雨)的名作《论张爱玲的小说》:“她的人物不是外国人,便是广东人。即使地方色彩在用语上无法积极的标识出来,至少也不该把纯粹《金瓶梅》《红楼梦》的用语,硬嵌入西方人和广东人嘴里。这种错乱得可笑的化装,真乃不可思议。”

此前一年,张爱玲已陆续发表多篇香港题材的小说。她在《到底是上海人》中总结道:“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沉香屑,包括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两相对照,不难推论:故事虽发生在香港,但目标读者是上海人,张爱玲不用广东话写小说情有可原。同时是否亦暗示:短暂而又封闭的大学生活没有让她获得太多广东话的听、说实践,因此并未掌握?

2009年2月26日,张爱玲遗稿自传性长篇小说《小团圆》在港首发。3月19日《亚洲周刊》刊登纪念专辑,其中有篇人物专访:《张爱玲遗产执行人宋以朗,他为何不销毁宋先生忆及儿时印象:“张爱玲不会说广东话,所以和广东人很隔膜,后来碰到我妈妈是上海人,家庭背景也好,有学养,就成了好朋友。那时我十二岁左右,有印象了,只记得一个高高瘦瘦的女人,不算漂亮,讲上海话,她不会讲广东话,不会和小孩玩,但会在旁边观察你。”

原来,邝文美(即宋以朗之母)是上海人。则前述“二三知己”之间,多半是用上海话交谈的。顺便提一下,《小团圆》前言里张和宋以朗父母在书信中讨论小说如何修改时,以“无赖人”指代“胡兰成”,贬义与否还在其次,首先是两者在上海话里发音绝似。

另外,香港郑树森教授也说张爱玲粤语不灵光,并据宋淇先生生前所告,张在港所编电影剧本的广东对白,皆由宋与本地剧务所改。总之,即便在文章中使用过零星的广东话字眼(如《烬余录》),但留港时间太短,张爱玲终究尚未掌握粤语。

三、英语、日语

前文所涉均为中国话,那么张爱玲的外语又说得如何呢?

缘于在教会学校的读书经历,张爱玲早早地打下了英文基础。据胞弟张子静回忆,姑姑曾告诉他,随便什么英文书,姐姐能拿起来就看,即使是一本物理或化学。在香港大学,张爱玲读了三年英文系,《小团圆》里,主角九莉自称能整本地背诵《失乐园》,此可为张的英文记忆力作注。成名前,她写过英语影评,以后不仅翻译过多部英语小说,还用英文创作并发表过小说。张爱玲的美国知音麦卡锡(即麦加锡,同名异译)曾说:“初读《秧歌》头两章,我大为惊异佩服。我自己写不出那么好的英文。”

张爱玲晚年在洛杉矶的友人林式同《有缘得识张爱玲》也忆及:“我从没有听她说过英语,唯有这次和那房东女儿签约时她得说英语,她的用词造句和我常用的很不一样,丰富而多姿,令我自叹弗如。真是天外有天,人上有人!”

不过,学者刘绍铭的见解却和麦、林氏的迥乎不同。他曾多次著文,指出张爱玲的英文是bookish English(秀才英语)。文章《爱玲五恨》更以林语堂为类比对象,指出:“除了海棠无香鲥鱼多骨外,张爱玲终生抱憾的就是不能像林语堂那样靠英文著作在外国领风骚。”具体到张的英语口语,则说:“她用英文写作,处理口语时,时见力不从心。”刘文陆续发表后,不免因其“毒舌”,引发“张迷”们的绵绵恨意。不过,刘先生所指张爱玲英语口语的不足,似颇能自圆。

此外,张爱玲还能说一些日语。王祯和《在台湾的日子》里述及张爱玲与其母对话:

她会说日语,跟我母亲就用点日语相谈。那时,我的干姐姐要出嫁,就要离开我家,张爱玲听了跟我母亲说:你会比较寂寞。“寂寞”两个字是用日语说的,我一直印象很深。她每天晚上跟母亲道晚安,都是用日语。她说话很慢,很柔,很自然。在散文《烬余录》里,张爱玲述及香港围城期间在大学临时医院当看护。工作之余,跟一个年轻而有些腼腆的俄国人学过日文,说“起初学生黑压压挤满一课堂,渐渐减少了。少得不成模样,他终于赌气不来了,另换了先生”。可以想见,短短的时间里,张爱玲的日语学习主要还是靠的自习,恐怕是谈不上熟练掌握的。

“成也语言,败也语言”。张爱玲一生与语言的不解之缘一再昭示着:语言与生命类似,也是活的。这一论断体现在二者具有相似的反馈机制。即使记忆力再好,也离不开多与人交流,“用进废退”的作用实不容小觑。前期的张爱玲在华语世界爆得大名,其时经常与人交流,语言便如鱼得水,随时保持着鲜活。以后去到英语世界,她因故经常搬家,朋友很少,成了“孤独的局外人”。深居简出,独来独往导致了坏结果:其英语能力便无从进步。

(作者简介:祝淳翔,1973年出生,上海人,主要作品有:《“塔西佗陷阱”的来龙去脉》、《马克思的脚印》、《张爱玲参加过土改吗?》、《张爱玲认祖“公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