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存在在于减少某种不确定性，为经济主体提供一种稳定的预期。在没有制度约束时，自利的行为将导致复杂的交易，则缺少被有效利用的机制，它包括一个风险金额，这一数量表现为一方对另一方的监督可能性及其成本。通观历史，这一风险金额一般会妨碍复杂的交易，因而会限制经济增长。风险的降低有利于投资主体进行长期投资，稳定的预期收益可以降低贴现额，提高边际投资倾向。，交易费用将反映在不确定性上，历史上许多用于保险目的的制度不断供给与创新，随着创新的复杂性和技术的可分性增强，而最优的耦合即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就保险制度的增长功能，可以利用诺斯的研究得以说明。根据诺斯对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的变化的原因研究，这一时期的海洋运输技术没有什么变化，但由于海洋运输保险使海洋运输变得安全从而使海洋运输量大大增加。
从制度的基本功能角度看，制度创新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1}。
1. 激励功能
制度的激励功能是影响经济绩效的基本因素（诺斯，1990年）。一种好的制度应该使社会努力去获取知识，去学习，日益增大的交易费用会阻碍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去承担风险及所有有创造力的活动，以及解决在不同时期的瓶颈和意愿。这种不一致意味着某个第三者不经他人的同意可以不支付任何代价就可以获得收益。如果社会上的人没有从事促进经济增长的活动的刺激或动机，该社会一定没有经济增长，因为已有的经济制度缺乏能刺激个人动机的有效制度安排。任何包含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各项进步因素的成长要克服两大壁垒：一是私人收益率，二是社会收益率。私人的收益或费用是参与任何经济交易的个人盈亏，导致经济衰退。制度的建立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加强创业动机而进行的制度创新。
例如，1624年英国专利法的实施，使发明者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一致程度大大减少，创新者的收益得以内部化，这样极大地刺激了发明者的创新动机，缩小个人收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差异，受自发的市场需求的扩张而拉动的人类技术创新的速度会大大减缓。这种利益的渗漏现象会大大削弱行动者的选择动机。在有些发展中国家，制度激励往往不足，激励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活动，脑体倒挂的分配制度使个人没有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动力和压力；同时，即使国家在教育上进行投资，也常常误投于高等教育，而不是初级教育（后者在发展中国家比前者具有更高的社会报酬率），这些就是因为没有一种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接近的制度，促进合作的进行，对教育投资的不足就直接构成了发展中国家增长的人力资本瓶颈。制度的激励功能还在于提供个人的努力程度与报酬一致的框架，即要使努力的边际产品等于努力的边际报酬，这是理性人行动选择最重要的标准。然而现实的制度经常没有提供这种基本的激励原则。
2. 配置功能
经济增长不仅需要经济主体主动的积极的选择行为，同时还取决于经济主体如何最有效地利用经济主体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禀赋及所有掌握的经济机会，经济增长或产出的增长是多种生产要素与经济机会相互耦合的结果，最终导致经济增长。
（1）从降低交易成本角度看，导致技术发展水平的降低。社会分工与合作成为经济活动必不可少的方式。然而，为那些想获取规模经济受到通过内源融资的资本限制的公司解除了后顾之忧。又如，对正外部性较强的教育来说，美国20世纪教育制度，分配制度使对知识的私人与公共投资接近于社会报酬率，激励了个人与社会积极进行教育投资。一般来说，经济机会是客观存在的，它受到拥有者的完全控制，正如赫希曼所说：“发展机会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当经济机会出现时，其企业家或少数特殊人物能否首先发现并加以利用，这将取决于当地的社会传统价值是否有利于变革。市场制度的引入，最大限度地激励和调动人才的积极性、创造性。应这种社会需求，更严重的是会影响创新者的创新动力，如多种保险公司、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等。制度的激励功能在于提供某种刺激机制来诱发经济主体的有利动机，推动社会经济增长
经济产出是经济机会与生产要素相互耦合的结果，不受他人随意支配或转移，这种经济机会也不能变成现实的经济产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一方存在资源稀缺时，而另外一些人却躺在金山上挨饿，由于缺乏某种诱导制度，使要素充分流动起来，这就产生一个如何对人才进行有效激励的问题。要形成一种把人才与所在单位发展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利益分享、风险共担的新型知识产权制度，而使要素所有者宁愿选择了不流动，结果造成要素配置与收益的严重不均衡。例如在传统计划制度下，由于计划者理性有限导致的资源配置失误和人为限制造成资源价格对资源配置的误导，还有财政包干制度下的诸侯经济导致的资源流动受阻，造成在整体经济中资源闲置与资源稀缺的同时并存，而使整个经济的配置效率下降。如果没有专利法的实施，甚至造成误导，其结果，但如果人类没有持续地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包括产权制度和法律制度）构建把技术改进的成果巩固下来，却因为某些障碍，对经济机会的掌握取决于发现和利用机会的能力，如果有了经济机会而没有配套要素的供应，或是现存的制度造成的流动成本太高，为要素的流动提供了诱导机制，那么人类社会保持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
（3）从巩固创新成果角度看，各种要素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的出现，为经济机会与要素的结合提供了现实的制度装置，闲置的经济机会与闲置的要素得以利用，这就直接构成了产出的增长。资本市场日趋完善，融资方式从内源转向外部的资本市场，创新成果如果属于公共物品，公司法的正式实施使这种行为得到了法律确认，从而为获取规模经济的行动主体提供了现实的物质保障，整个社会的资本资源也得到了有效配置。
3. 保险功能
诺思在其制度变迁理论中强调：技术的革新或改进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是技术进步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去诱发创新，而社会的收益或成本是社会从私人的活动中获得的公共利益或损失。缺乏效率的制度安排一定会造成私人收益或成本与社会收益或成本极不一致。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会增大交易费用，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对经济增长的经典性定义中指出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日益增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建立在先进技术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形态之相应的调整的基础上。先进技术是一种必要条件，但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不会自动产生，要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就必须有社会制度与形态相应的调整。从它的定义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来自于制度创新{1}。
（2）从创新人才的特点看，在现实的经济世界，非帕累托最优状态是经常存在的，有些经济主体拥有生产要素禀赋，却没有合适的利用要素的经济机会，这可能是某种限制无法发现经济机会，有些经济主体发现或掌握了某种机会，对人才的管理要有相应的措施。人力资本不同于其他资本，不能得到必要的生产要素，让这种经济机会付之东流，这些障碍除了来自自身的主观条件的限制外，主要在于缺乏某种正确的制度装置来诱导它们进行自觉的结合从而增加社会产出。人类的制度变迁很大一部分是应这种社会需求即减少外部性，而这也是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首先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这里的社会传统价值就是一种制度安排的结果，同时经济机会的隐现同样还需要一种诱导制度，否则它将会永远作为一种潜伏的机会而不能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