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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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社会的断裂(1)

在隔离的社会里-这种隔离可以是指城乡间、区域间或者国家间的-社会差异不会产生社会断裂和精神臆化(本研究创造了“精神臆化”这个概念,意思是:一个人的身体和生活在一个地方,但是他的归属感和精神却在另一个地方;一个人生活在一个空间里,但是维持这种状态的精神支柱却在另一个空间里;维持一个人现在状态的动力来源于通过这个状态不可能实现的一种臆想),因为人们是通过个人经历的纵向对比来感受时代的变化和自身的变化。比如在农村,当我问50多岁60多岁的人对现在生活的感受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可以是:“现在好,交通好了;生活好了;也很自由,想种什么庄稼就种什么,想去什么地方就可以去什么地方。”。也可以得到这样的回答:“过去大家平等,可以相信东西的质量和价格,现在什么都不能相信了。”在这样的回答里,我们看到的是社会随着时间变化所产生的变化及对个体的影响。

在人口高度流动而且持续流动的社会里,人们通过即时和当下的横向对比来感受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从而感到满意或者不满意。生活在城市中产阶级住宅区里的富人开着车、住在优雅的居所里;同样在这个社区里还住着保姆、保洁、保安,他/她们提供各种服务,但是住在地下室或者拥挤简陋的宿舍里。这时候打工者的感受不是来自和农村老家的对比,而是来自和眼前这个生活环境中的人的对比。在同一个空间却生活在巨大的差异中,这样的社会差异直接产生社会的断裂并导致处于不平等地位的人生活在分裂的状态中,这是社会的症疾,而不是任何个人的问题。

孙立平教授在2002年提出“断裂的社会”52这个概念,他指出:“一个断裂的社会,并不是仅仅使社会断裂成两个部分,而是断裂成多个部分。在断裂的社会中,其不同的部分几乎是处于完全不同的时代,他们之间也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也就是说,整个社会是分裂的”。本章的前两节描述和论述社会断裂对打工群体的直接影响;后两节论述的是为什么社会断裂导致打工者从物质生活到精神归属的迷失。

一、三代人三个世界-王开力一家人的故事

2011年11月15日,在东莞我们拜访了王开力(父亲)、冉明艳(母亲)、王涛(儿子)一家人;2011年11月21日,在重庆奉节县青龙镇红阳村我们拜访了梁延青老人(王涛的祖母)。可以这样归纳这一家的三代人:

第一代是纯粹的农民:梁延青72岁了,是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最远只去过镇上,不习惯也不愿意去城市生活。过去的一些年,她一直帮助照顾孩子的孩子。现在这么大年龄了还在做力所能及的农活。

第二代是在夹在城乡之间的一代:王开力和冉明艳有在农村生产生活的经历,但是外出打工谋生已经是他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在农村老家的房子成了空屋。他们认为只有老了干不动了的那一天才会回到老家的空屋去养老。

第三代是迷失在城市之中的一代:王涛辍学后就外出打工了,没有在农村生产和生活的经历。他的工作是工业化的一部分,他的生活方式是娱乐和消费主义的一部分,他的发展梦想是城市化的一部分。在社会和个人各种条件的限制下,王涛意识到了自己实现城市发展之梦的艰难,但是这不会阻碍他继续在城市打工和生活。

从上面三代人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及生产方式对生活方式的影响:(1)农业生产在科技进步的帮助下进入了可以大幅度减少劳动力投入而获得农业高产的时代(同时伴随着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危机),这就使得现在农业可以由少数人和老人来维持。(2)科技的创新、和人们对各种办公用品、生活消费品需求的多样化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产生了工业区和庞大的工人群体,也制造了打工群体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时也带来了王开力一家三代人的巨大差异。

王开力的大家庭的整体情况

梁延青老人72岁,丈夫十多年前喝农药自杀了,自杀的原因是因为生儿子的气。他们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儿。

大儿子就是王开力,46岁。外出打工以前在老家挖煤,一直干了十来年。2004年煤矿倒闭了,所以才出外打工。梁延青老人帮老大家带过小孩,就是说照顾过王涛。

二儿子44岁,去广东打工一共有六七年了,现在他们一家人都在广东惠州打工。二儿子刚出去打工的时候,梁延青老人也帮忙带过他的儿子,前年二儿子的孩子不再读书,也出去打工了。

三儿子去世了,去世前在镇上买了房子。也帮忙带过他的孩子。

小儿子也在广东,现在三十多岁了,至今还没有老婆。小儿子和老人没有分家,家里一般的开销都是小儿子寄钱回来。其他的儿子全都分开住了。买化肥的钱都是小儿子寄钱的,具体的钱数不一定,化肥一年大约要600元左右,加上种子之类的一年一共要一千多元;生病一年可能需要花几百元钱。家里的电视和洗衣机、摩托车之类的东西都是小儿子买的。小儿子每年春节时会回来看看老人家,一般会在家待一个月左右。

女儿嫁到山东,前年回来过一次,有时也会给老人寄点钱。

王开力的妈妈梁延青的情况

说道老人现在的生活,梁延青说:“我现在种着一亩多地和五分左右田,都是自己在种,平时也请不到人,所以就只有多买一些化肥,这样就可以省力一点,就不用挑粪便去地里。以前种地不用什么化肥,主要是将猪的粪便挑到地里去。因为现在村里都是老人,没办法请人,只能是自己慢慢种,没有力气种了。一个月需要开销一百多元到两百元左右,买面、米和支付电费之类的。

“我不愿意去别的地方,会一直待在村里。我一生去得最远的地方就只有镇上,以前丈夫在世的时候一年可能只会去镇上一次。我没有上过学,那时女的不会让读书的,也没有什么学校。解放后,生活方面变化很大。解放以前经常吃不饱,生活很苦,吃树皮。以前有过大集体,那时也吃不饱。由于家里孩子太多,一直生活都比较艰苦。生完最小的孩子之后(70年代末),生活才慢慢地变好一些。现在的生活就很好了,整体的生活、交通和政策都好了很多。现在国家不用收农业税,而且一年会退回80元左右。一年有600元的低保。我觉得毛泽东让所有的人民解放了(老人家的墙壁上贴着毛泽东的像),这让我们大家感觉很好,现在的生活也很好。”

“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是十几年前建的,那时小儿子和四儿子一起建的,小儿子花钱盖房,一共可能花了三万多;四儿子出钱装修,花了两万多;所以一共花了六万左右。不过现在非常后悔,不应该建,应该在镇上买房子,这里的房子也卖不出去,即使有人买,也最多只能卖一半的价格。”

王开力的情况

王开力46岁。见到王开力的时候已经快晚上9点了,他刚刚加班回来,他每天晚上要加班到8点半左右。他告诉我们:“我只上到小学4年级,辍学后就在家种地。从1994年开始在家附近的煤矿里上班,一共做了将近11年的时间。2004年的时候,煤矿倒闭才没有做了。那时住在家里,一般是早上7:30去上班,下午4点回。工资是按照产量计算。1994年的时候,一个月500元左右,到2004的时候一个月可以拿到2000元。一般都会天天去,有事情的时候可以不去上班。由于那是以前三峡监狱的煤矿,以前都是服刑的人挖煤,后来这些人撤走之后就由一些私人老板经营煤矿,都是不合法的,当时那种矿很多,全是我们本地的人在那里做。

“2007年的时候,我去了江苏拆房子,那时老婆跟我一起去那里了。因为买房欠债必须出外挣钱还债。去年(2009年)来到东莞。现在工资一个月也就可以挣一千三四百元,灰尘很重,每天上班需要戴口罩和耳塞。这间厂920元的底薪,加班费7.93元/小时,星期六、星期日就10元多一小时。去年在长安的厂子里周末加班都是按照1.5倍计算,从今年起才按照2倍计算。

“现在这间厂也不会做太久了,找到合适的厂我就会转厂。我昨天去老乡那边的厂去看了一下,听说一个月有两千元左右,是计件的。所以有机会想去那边做。具体什么时候去,我会再考虑一下。我要看看厂里的工作条件,比如高温、空气环境之类的。我还没有进到厂里看,但可以通过老乡打听得更加仔细一点。我昨天是去玩,只是顺便问了一下,想打听得更加仔细后再考虑转厂。昨天老乡说上个月上了22天班拿了2400元的工资。其实昨天本来打算去我堂弟(就是在塑胶厂当组长的王开岭,我们也对他进行了访谈)的厂看一下现在要不要招人,可是他的手机一直关机,就没去他那里。现在周末都不用上班,现在厂里是淡季,不加班就没有什么钱,所以我就周末到处去看一下,现在就还要再看看。

“以后应该不会住在(东莞)这里,因为这里的房子根本买不起,迟早还是会回老家。房租一个月100元,房间太小,里面只能放一张床,人要是长胖了在里面转身都困难,我们煮饭都是在外面煮的。如果租大一点的房,房租就会贵一些,我们在外面,能省一点就省一点吧。一个月煤气大约要30多元,再就是水电费一个月需要交20多元左右。然后就是两个人的生活费,大约需要一千元左右。我中午在厂里吃饭,晚饭一般会回来吃。其他的开销就没什么了。”

冉明艳的情况

冉明艳40岁。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在东莞出租房的狭窄的楼道里做手工活。她说出租屋太小,只能放下一张床,外面地方还大点儿。屋里很暗,白天在屋里干活也需要开灯,白天在外面做可以省电。她告诉我:“我的身体一直都很不好,是当年生孩子留下的病。我现在坐久了或者是站久了都不行,包括睡久了也不行。我现在也没有进厂,主要就是拿一点手工活在家里做,帮家里人做饭。我现在做手工也做不了多少钱,做手机上面的挂件,一天如果做2000个才可以挣14元,一个月大约可以挣五六百元。

“2004年在村里买了同村的人的房子,花了两万元。家里就只有一间房,实在住不下需要买房,所以就买了同村的房子。是同村的人刚建好的房子。他建好之后因为欠债就出去打工了,所以就把那房子卖给我们了,我们又花了一万六装修。不过买了现在也后悔,因为现在也没人在家住,现在就是用锁锁着的。我们现在还欠了一两万元的债没还。那年我们本来存了一万七千多元,当时儿子在家读书拿了七千元回去,剩下的一万元我在江苏做手术用光了。

以后应该不会留在这里,因为这里的房子根本买不起,迟早还是会回老家。”

王涛的情况

王涛91年出生。他告诉我:“上到高二就出来打工了,开始到惠州二叔那里进了一家五金厂,底薪才770元,周六加班不给加班费,平时加班也比较多,一个月下来有一千五百元左右,是个只有几十人的小厂。干了四个月就离开来到东莞了。

“在东莞,堂哥帮忙介绍进了现在的美泰厂,对这间厂还比较满意。厂里主要是生产芭比娃娃的,一个月工资有2000元左右。两班倒,早上7:30到晚上6点下班。以前这间厂有一万六千人左右,现在只有八千人了,主要因为订单较少。每个星期日休息,周六要加班,有加班费的。

“每个月没有给父母交钱,只是会给父母买衣服和充电话费之类的。现在我一个月的开销主要是买衣服、打球、上网或者和朋友一起吃饭。买衣服有时一个月花500元,上网的钱不多,打球也不多,打电话一个月100多元。在厂里住扣水电费80多元,生活费一个月扣180元,以前是扣280元,但是我没有在厂里吃,中午到厂外吃饭,因为厂里的伙食很差,有80%的人没有在厂里吃饭。现在消费太高了,叫几个人一起吃饭,喝点酒就要花两百多元,一个月的生活开销要花七八百元。

“我自己喜欢上海,想到那里发展,觉得重庆的气候不好,也不喜欢东莞,这里不好玩,工资也不高。自己想做生意,比如超市之类的。不过现在也没本钱,想到上海开超市,那里发展空间大。

“我们做的芭比娃娃,一般会卖到美国,高的要卖美金七千多,现在是高科技的,前面有摄像头的,还有显示屏的。我没有觉得不公平,也没有办法,因为到处的厂都是这样的。我们厂一天可以做这种高端的芭比娃娃四五千个。也有一些低端的,我们厂是美国和香港合资的。”

二、同一个世界,不同的现实-悬殊的收入差距

收入不代表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质量,但是收入水平是一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保证之一。下面通过不同途径获得了不同群体的收入状况。这个对比很粗糙,因为数据的来源、统计孔径和年度都有出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数据所代表的趋势是正确的。这里以打工者月平均收入为1748元为对照(该数据是全国总工会《2010年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状况调查及对策建议》53中公布的统计数字),下面的就是一些趋势性的结论:

*打工者的收入比农民的收入高出很多,拿我调查到的收入最低的一对四川农民夫妇来讲,他/她们每人的月平均收入是广东打工者月收入的1.2%;拿我调查的收入最高的河南的农村妇女来讲,她一个人的平均月收入是广东打工者的三分之一(27%);

*深圳企业管理人员的收入是普通打工者收入的3倍到7倍;

*上海外企管理人员的工资是普通打工者的10倍到33倍;

*央企高管的收入是18到2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