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
最近吴辰伯先生把《闻一多全集》的稿子从北平给我寄了来，我费了两个礼拜的功夫细细地校读了两遍，校补了一些誊录上的错误和夺落，填写了一些古代文字，更把全部的标点统一了。全稿的字数我没有过细计算，大约总在一百万字以上吧。在这里面关于文化遗产的部分要占四分之三，关于近代学识，特别是参加民主运动以来的著述，仅占极少数。因此从这整个的遗稿上便给了我一个这样的印象：一棵茁壮的向日葵刚刚才开出灿烂的黄花，便被人连根拔掉，毁了。
“千古文章未尽才”，这是夏完淳哭他的内兄钱漱广的一句诗，这两三个礼拜来老是在我的脑子里和口角上盘旋着。闻一多先生的大才未尽，实在是一件千古的恨事。他假如不遭暗害，对于民主运动不用说还可以做更大的努力，就在学问研究上也必然会有更大的贡献的。
一多对于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内容很广泛，但他所致力的对象是秦以前和唐代的诗和诗人。关于秦以前的东西除掉一部分的神话传说的再建之外，他对于《周易》《诗经》《庄子》《楚辞》这四种古籍，实实在在下了惊人的很大的工夫。就他所已完成的而言，我自己是这样感觉着，他眼光的犀利，考察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这些都不是我一个人在这儿信口开河，凡是细心阅读他这《全集》的人，我相信都会发生同感。我现在姑且举两个例子在这儿。
第一，他有一篇《诗新台鸿字说》解释《诗经邶风新台篇》里面“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的那个鸿字。两千多年来读这诗的谁都马虎过去了，以为是鸿鹄的鸿，但经一多先生从正面侧面来证明，才知道这儿的“鸿”是指蟾蜍即虾蟆。古人曾叫虾蟆或蟾蜍为“苦蠪”（见《广雅·释鱼》和《名医别录》），苦蠪就是鸿的切音了，苦蠪为鸿亦犹窟窿为孔，喉咙为亢。而更巧妙的是有一种草名叫屈茏的，别名也叫着鸿。《淮南子·坠形篇》“海闾生屈茏”，高诱注云“屈茏，游龙，鸿也”。这确实很重要的发现。要把这“鸿”解成虾蟆，然后全诗的意义才能畅通。全诗是说本来是求年轻的爱侣却得到一个弓腰驼背的老头子，也就如本来是想打鱼而却打到了虾蟆的那样。假如是鸿鹄的鸿，那是很美好的鸟，向来不含恶义，而且也不会落在鱼网子里，那实在是讲不通的。然而两千多年来，差不多谁都以这不通为通而忽略过去了。
其次，再举《天问释天》里面解释“顾菟”的一条吧。“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这是问的月亮的情形。向来的人都把顾和菟分开来，认为顾是顾望，而菟就是兔子。到了清代的毛奇龄，认为顾菟不能分开，是月中的兔名，算是进了一步。直到闻一多先生，才又举了十一项证据来，证明顾菟就是蟾蜍的别名。蟾蜍一名居蠩，与顾菟实一音之转。同一转语则为科斗为活东，与蟾蜍实为一体。《汉少室神道阙》刻月中蟾蜍四足一尾，宛如科斗后期之形，故知顾菟亦即科斗。闻先生举了十一个例以证成其说，虽然他还在浩叹“既无术以起屈子于九泉之下以为吾质，则吾虽辩。其终不免徒劳乎？噫！”但我敢于相信，他的发现实在是确凿不易的，并不是“徒劳”。
像这样细密新颖地发前人之所未发的胜义，在全稿中触目皆是，真是到了可以使人瞠惑的地步。这样一位富有发明力的天才，我隐隐地感觉着，可惜是用在文字或文献学这一方面来了，假如是用在自然科学或技术科学方面，不会成为更有益于全人类的牛顿和爱迪生吗？我固然无心要在文献学和自然科学或技术科学中定出轩轾，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理文献或文字，其实也就是科学，但如站在功利的立场，那价值的广狭，的确是大有由旬的。虽然在中国也侭有的是这样的功利学者，认为一个古字古义的发明实不亚于天文学家发现了一个星球。或许是吧，但我并不想那样夸张地看，我相信闻一多先生也不会那样夸张地看的。
闻先生治理古代文献的态度，他是继承了清代朴学大师们的考据方法，而益之以近代人的科学的致密。为了证成一种假说，他不惜耐烦地小心地翻遍群书。为了读破一种古籍，他不惜在多方面作苦心的彻底的准备。这正是朴学所强调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一多是把这种精神澈底地实践了。唯有这样，所以才能有他所留下的这样丰富的成绩。但他的澈底处并不是仅仅适用于考据，他把考据这种工夫仅是认为手段，而不是认为究极的目的的。请看他在《楚辞校补》的《引言》上所说的这样的话吧：
较古的文学作品所以难读，大概不出三种原因：（一）先作品而存在的时代背景与作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因年代久远，史料不足，难于了解；（二）作品所用的语言文字，尤其那些“约定俗成”的白字（训诂家所谓“假借字”），最易陷读者于多歧亡羊的苦境；（三）后作品而产生的传本的伪误，往往也误人不浅。《楚辞》恰巧是这三种困难都具备的一部古书，所以在研究它时，我曾针对着上述诸点，给自己定下了三项课题：（一）说明背景；（二）诠释词义；（三）校正文字。
凡是古书，这三种困难都是具备着的，事实上并不限于《楚辞》，因而他所规定的三项课题，其实也就是研究古代文献上的共通课题；尤其是第一项，那是属于文化史的范围，应该是最高的阶段。但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实在还没有产生过一部好的文化史。专家的研究也是同样的。汉儒的研究是在第二第三阶段上盘旋，宋儒越躐了第三阶段，只是在第二阶段的影子上跳跃。清儒又回到第二第三阶段上来，然而也只在这里盘旋，陶醉于训诂名物的糟粕而不能有所超越。这是当然的，要想知道“时代背景”和“意识形态”，须要超越了那个时代和那个意识才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能超越那个时代和意识，那便无从客观地认识那个时代和那个意识，不用说是更不能够批判那个时代和那个意识。就像孩儿期中孩儿自身不明白自己的处境和意识一样，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停滞也就必然地汇成了封建意识的污潴。要澄清这污潴，今天正是时候了。
我们再看一多先生的《楚辞校补》的《引言》中叙述着他的苦衷吧。他认为他所拟定的三项课题，最好是同时交卷，然而为情势所迫，他一时不能够全部完成，“只好将最下层，也是最基层的第三项——校正文字的工作，先行结束，而尽量将第二项——诠释词义的部分容纳在这里。”他认为这是“权变的办法”，是他所极不愿做的。然而为了“可以腾出时间来多作点别的事”，他终于这样做了。这《引言》是写于民国三十年的十二月八日，也正是民主运动开始发动的时候，我们看他这急急于想“腾出时间来多作点别的事”的苦心，不可以看出一多先生以后的活动是早有部署在心的吗？但我在这儿注意地引用到这段文字的用意倒侧重在他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具有全般的计划，而且在完成计划的各个步骤上的评价他是丝毫也没有陷于自我陶醉的。“校正文字”和“诠释词义”的工作，这些正是考据家们的所兢兢焉乐道的事业，而在他只是基本的准备工作，而且“校正文字”还只是“最下层”。这不明显地表示着，他丝毫也没有把自己的工作做过分的夸大吗？他的《楚辞校补》在他自己看来既只是第二第三阶段上的作品，我们准据着这同一的自白，也可以知道，他对于他的《周易证类纂》《诗经新义》《诗经通义》《庄子内篇校释》《离骚解诂》等，这样一连串的在文字训诂上极有价值的文字，在他自己也不过是视为第二第三阶段的工作吧了，其实这些著作，当代的考据家们，假使能有一篇，也就尽足以自豪的。事实上他们一篇也没有，已经就在自豪了，一些旧式的或新式的卫道者，不是根本连字都不认识，便在那儿以仲尼复活、墨翟再生自命吗？闻先生不是这样的糊涂虫，他虽然在古代文献里游泳，但他不是作为鱼而游泳，而是作为鱼雷而游泳的。他是为了批判历史而研究历史，为了要扬弃古代而钻进古代里去刳它的肠肚的。他有目的地钻了进去，没有忘失目的地又钻了出来，这是那些古籍中的鱼们所根本不能想望的事。
三十三年的五月三日晚上，在昆明的联大新舍南区教室里，曾经举行过一次“五四”历史座谈，据记录，在周炳琳、张奚若等先生发言之后，闻一多先生发言。他曾经这样说过：
刚才张先生说辛亥革命是形式上的革命，“五四”是思想革命，正中下怀。但是你们现在好像是在审判我，因为我是在被革命的系——中文系里面的。但是我要和你们里应外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