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到巴塞尔大学入职了，他搬进了自己选定的住所，认识并拜访了同事们。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抹去瓦格纳在他脑海中留下的影子。当到巴塞尔三个星期后，他和一些朋友们去四郡湖远足。一天早晨，尼采离开了朋友们，一个人徒步走在河边，瓦格纳的隐居处特里伯森正在这条河边。瓦格纳的住处在湖中的之上，那个小岬深入到了湖中，一座宁静的别墅和花园静静地矗立在它的上面，即使站在远处，都能看见庄园里那高高的白杨，它们绵延成了一片。
此时大门紧闭着，瓦格纳的住所掩映在了树木之中，尼采站在外面按响了门铃。在等待开门的过程中，尼采环顾四周进行了认真的倾听，一阵和声传了过来，随即一阵脚步声也传了过来，将和声掩盖了。很快，一个仆人走出来打开了大门，尼采将自己的名片递给了他，仆人将尼采留在门外，接着尼采又听到了相同的和声，这和声哀而不伤，在院子里回环往复着。迟迟未现身的主人停止了演奏，但几乎同时又开始了他的练习，忽高忽低的调子从庄园里飘了出来，直到再一次变调，重新又回到了原先的和声。仆人再一次从屋子中走了出来。他说瓦格纳先生想知道来访者是否是他那天晚上在莱比锡见到的那个尼采先生。尼采说是的，仆人接着说：“那么尼采先生不介意午餐时再来吧？”但是尼采考虑到自己的朋友们还等着他，于是不得不拒绝了这一提议，仆人再一次离开了，等到他再来时，他带回了瓦格纳新的一条口信：“那么尼采先生是否愿意在圣灵降临节的那个星期在特里伯森度过？”尼采喜欢这个邀请，于是他也就接受了。
在瓦格纳一生最鼎盛的时期，尼采开始与他进行交往。这个伟人离群索居，远离公众场合、记者、大众，独自一个人生活。他刚刚与李斯特与德古特夫人的女儿、已经离婚的汉斯·冯·布娄夫人结婚。瓦格纳的新夫人是个令人艳羡的女子，她继承了父亲和母亲的天赋。但是抱残守缺的德国法利塞教徒们对这次挑战世俗的婚姻感到大为不满。瓦格纳此时正在隐居中完成他的作品：这部作品极其宏大，由连续四幕的庞大歌剧组成。瓦格纳创作这部作品不是为了人们的享乐，而是为了扰乱和拯救他们的灵魂。这部作品超乎寻常的宏伟壮观，因此在瓦格纳的眼中，没有一个观众配听它，没有一个歌唱队配演唱它，没有一个足够宽阔足够辉煌的舞台能够淋漓尽致地展现它。这是一部多么了不起的作品，它必定会让全世界都拜倒在理查·瓦格纳的脚下。此时，瓦格纳已经完成的作品有《莱茵河的金子》、《女武神》，而《齐格弗里德》①也在创作中，并已经接近完稿了。在这部伟大的作品中，他慢慢找到了大师的感觉，因为他能够主宰自己的作品并且把整个作品视为一体。
但是瓦格纳却并不是完全的快乐，他的欢乐中混杂着不安和愤怒，他不是那种得到社会精英褒奖就会沾沾自喜的人。他是个博爱的人，他为人类的所有梦想感动着，同时他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关照到所有的人。他需要听众，想要听众听他的作品，理解他的作品，他总是期许德国人民能够跟上他的脚步，即使他们步子缓慢也没有关系。他在自己的书中高声呼唤：“帮助我，你们已经渐渐有了力量，但是不要因为你们逐渐的强大而忽略了那些曾是你们精神导师的人们：路德、康德、席勒和贝多芬。我是这些大师的继承人，请你们助我一臂之力，给我一个可以让我自由表达的舞台！我需要愿意倾听并且理解我的听众，去做那样的听众吧！帮助我，这是你们不可推卸的责任，我给予你们荣光作为你们支持我的回报。”
我们可以想象到尼采的第一次拜访。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举止温和，眼神炽烈深沉，虽然他说话紧张，但他的脸上留着长须，满是青春的模样，而此时五十九岁的瓦格纳老当益壮、精力充沛、容光焕发，充满直觉、经验、愿望和期待。他们的第一次会谈是什么样的呢？历史没有留下相关的记载，但是毫无疑问，瓦格纳在会谈中重复了他作品里的思想，并且满怀希望地对尼采说：“年轻人，你也必须帮助我。”
那晚气氛融洽，二人之间相谈甚欢。等到尼采该告辞离开时，瓦格纳决定陪伴他年轻的客人沿着河畔散步。他们一起出了门，对此尼采感到异常兴奋。他终于实现了长期以来的希望，这个希望一直在煎熬着他，让他夜夜辗转反侧。他一直想找到一个人去热爱、去崇拜、去倾听，最后，这个配做他老师的人终于来到了他的身边，而且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无论尼采用怎样崇拜的方式去热爱他都不会显得过分。尼采彻头彻尾地拜倒在了瓦格纳的脚下，他决定全身心地服务于这个孤独而又富于灵感的人，他愿意为了他去与麻木的群众战斗，甚至是和德国的学院、教堂、议会和宫廷战斗。那么瓦格纳对尼采的印象又是怎么样的呢？毫无疑问，得到了这个年轻人的支持，瓦格纳感到非常开心。他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了这个年轻的来访者的天赋异禀。他能够跟他进行交谈，在交谈的过程中，他不仅仅是给予了尼采非凡的思想，他甚至还能够从尼采那里得到回馈，几乎没有人能够给予他这种乐趣。
5月22日，也就是在尼采第一次到特里伯森拜访瓦格纳的八天以后，瓦格纳的几个关系很近的朋友从德国来到了特里伯森，他们是来庆祝他们老师的六十大寿的。尼采同样受到了邀请，但由于这时他正在准备自己在巴塞尔大学的首次演讲，因此他不得不拒绝了这份盛情。此时的尼采急切地想把他业已形成的教育观念表达出来，为此，他选择了荷马的风格问题作为自己在讲学期间的研究课题，这个课题的内容是分析古代学者和喜爱荷马作品的艺术家之间的分歧，而尼采的观点是，艺术家的判断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学者必须要接受艺术家的判断来对这场分歧进行解决。学者们大量引用了历史成果，他们通过考证的方法试图恢复这两部史诗，使得现在流传的文本尽可能地接近原来的内容，但这样的考证丝毫没有解决问题，也不可能解决什么问题。不管怎样，现在流传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已经很清楚了，如果歌德选择这样说：“这两部史诗是同一个诗人的作品。”那么学者们也无话可说。语言学家的工作十分狭窄，但是他们的工作却是有用和值得尊敬的。让我们记住尼采在就职演说结束时所说的话：仅仅在几年前，这些绝妙的希腊杰作还被埋在一大堆偏见里面，正是这些学者们孜孜的劳动拯救了它们，为我们保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语言学既非缪斯也非美惠三女神，他们既没有创造这个诱人的世界，也没有谱写不朽的音乐。但是他们保存了这些艺术，我们必须感谢他们，是他们让这些被人们遗忘、几乎不可辨识的音调再次在人们的耳边响起，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
正如从前缪斯们降临在那些愚民中间一样，如今这些使者独自走进了这个苦难深重的世界，并且通过艰辛的努力唤醒了沉睡中的诸神，让我们看到他们那美丽光辉的形象，并向我们描绘了一个神奇遥远、幸福安康的蔚蓝色家园，以此来安慰我们的灵魂……
巴塞尔的中产阶级们十分赞赏尼采的演讲，听众大批涌来，聆听这个声名远播的年轻天才教授的演讲。这样轰动的成功令尼采陶醉了，他的思想甚至传播到了另外一片奇异、遥远的蔚蓝色土地——特里伯森。6月4日，尼采收到了一张便条：“请来我家呆上两天吧。”瓦格纳写道，“我们想知道你究竟是怎样做到的，我还从未在我的德国同胞那里获得过这般的欢欣。赶紧过来拯救我仍然不肯放弃的永久信仰吧。和歌德他们一样，我把这信仰称作是德国自由里面的信仰。”
尼采这个时候正好有两天时间的空闲，而且从此以后他就成了这位大师家里的常客。他写信对朋友们说道：
“瓦格纳符合我们的所有想象：他具有一颗富有、伟大、高尚的灵魂，他个性强烈，富有魅力，热爱一切知识，他的人品值得所有人对他给予爱戴……但是我必须就此打住，不然我会被视作王婆卖瓜的……”
“我求你”他又写道，“不要被那些新闻记者和音乐评论者们所写的关于瓦格纳的任何评论所骗，没有人理解他的思想，没有人有资格评判他，因为他不是以这个世界为基础而生存并且获取成就的，反过来，世界会迷失在他的艺术氛围里。瓦格纳被理想主义、人道主义深深支配着，以至于我觉得自己是在跟一位神打交道。”
巴伐利亚国王路易二世曾经邀请瓦格纳写过一篇关于社会形而上学的短文。但最终这篇独特的论文被视作是蛊惑年轻浪漫的国王而被官员们禁止出版，瓦格纳让这篇文章在亲朋好友间流传开来。瓦格纳也将它给了尼采，尼采回家之后十分专注地阅读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深深地影响了尼采，以至于在尼采以后所有的作品中都能看到它的影子。这里有必要谈一谈这篇文章的性质。
1848年，瓦格纳是个社会主义者，文章就从解释自己从前这个错误开始。在瓦格纳看来，自己的错误并不是他曾经拥护人人平等的思想，他的内心渴望美与秩序，换言之，如果渴望优越，那么一个人就不可能接受平等的思想。但是瓦格纳却希望人性能够从较低级的奴役状态中获得自由，并且可以在上升后轻易地理解艺术的高度。而现在瓦格纳认识到他在这一点上犯错了。
他写道：“尽管我的朋友们有着非凡的勇气去探求，但是最终却都失败了，这种徒劳让我明白，他们都成了一个基本错误的牺牲品，他们都没明白，这个世界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也不会向他们提供任何东西。”
瓦格纳的观点很明确，他承认群众的力量，但却认为他们付出的热情是徒劳的，而他们的合作也是心口不一的。他曾经相信群众能够推动文化的进步，如今却发现他们甚至都不能够齐心协力地保持已有的文化。他们心中所牵挂的只是那些世俗的、基本的、暂时的需要。对他们而言，所有高尚的目标都让他们无法企及因此与他们无关。现实留给我们的问题就是敦促我们让群众心怀热情与爱，让他们为超越自己理解力的文化而去努力奉献？其实所有政治问题的本质都在这里。其实大自然就是这样的，没有人会知道它的结局，但是所有的人却都在无偿地为它服务着。大自然究竟有何魔力，获得了群众如此的执着？其实它欺骗了它的子民，它把他们置于对一种永恒的幸福保持希望的状态中，但是这种永恒似乎永远都无法到来。它赋予了他们执着和忍受的天性，这种天性令最卑微的动物自愿承受着长期的牺牲和痛苦。所有的生物都被幻觉笼罩着，它们坚定不移、持之以恒地去挣扎和受难，追求着永远无法到手的幸福。
瓦格纳认为，管理社会可以用与此相同的技艺。想要保证社会得以延续，就必须要利用这种幻觉，而统治者的任务就是要保持和扩大现有的幻觉。爱国主义是这其中最基本的，因为君王是祖国的活的象征，人民的每一个孩子都应被置于对君王的热爱当中，让他们在这种情感中长大，让这种热爱发展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种本能，并将其训练强大，直到他们可以轻易地放弃最极端的信念。
爱国主义可以保证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但却不足以保证这个国家能够产生高级的文化。它割裂人性，导致残忍、仇恨和狭隘的思想。它控制着国家君王的权力。因此，在爱国主义的第一幻觉之外，第二重幻觉，即宗教幻觉，也是必需的，其教义象征着博爱和广泛联合。君王必须要保持这种幻觉在其臣民中的维持。普通人被这种双重幻觉洗脑之后，就会产生一种自己的人生道路变得清楚，获得拯救的感觉，从而过上一种幸福和值得过的生活。但同时君王和贵族的生活则比较沉重和危险，因为他们是幻觉的源头，因此他们也必须去评判幻觉。生活对他们来说毫无遮掩而言，他们将人生看得清楚并明白人生是怎样一出悲剧。瓦格纳写道：“伟人和才俊发现他们事实上的情况和百姓相同，每天都处在万念俱灰、试图自杀的境况之下。”君王及其周围的贵族都勇敢地抵抗着这种怯懦的诱惑。不过他们有一种“背对世界”的急切需要，他们创造了宁静并且自己也需要这样一种宁静的幻想。因此艺术要介入来拯救他们，其出现不是为了提高普通百姓的质朴热情，而是为了缓解贵族生活的痛苦并增加他们的勇气。瓦格纳在给路易二世的信中这样写道：“在我看来，艺术是温和的希望之乡，我要将它献给我最亲爱的朋友们。假如艺术不能真正完全地带领我们摆脱平庸的日常生活，那么它至少也要把我们提高到生活本身的至高点。它赋予生活轻松的状态，它使我们放松身心，脱离苦海，让我们在迷醉中得到了安慰。”
l869年8月4日，尼采给格斯道夫写信说道：“昨天我读了《国家与宗教论》，这是瓦格纳交给我的一份手稿。这篇宏文大论的中心是向他的‘年轻朋友’——巴伐利亚的年轻国王解释他对国家和宗教的独具一格的理解。瓦格纳应该是空前的，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用如此可敬和更富于哲学味的口吻对自己的国王说话。我感到自己被振奋了，这种振奋源自他心中流露出的叔本华精神。和其他人相比，国王更应当理解生命的悲剧本质。”
9月份，尼采在德国小住后，重新回到了巴塞尔，在这里，他依然重复着巴塞尔和特里伯森两地的生活。在巴塞尔，他全心全意地工作，学生全神贯注地听他讲课，同事们也和他相处得很友好。他的才智、音乐天赋、与瓦格纳的友谊、优雅的外表和举止为他赢得了某种声望。这里的上流阶层都乐意跟他交往，他从不拒绝这些家庭友好的邀请。但在他的心里，最单纯的友谊要比社交的所有乐趣都有意思得多。在这个可敬的中产阶级城市里，尼采没有朋友，只有在特里伯森他才能真正感受到内心的满足。
他给居住在罗马的欧文·罗德写信说道：“现而今，我也有了自己的神殿。不过我只能在周六和周日去。我的神殿就是特里伯森，那里就像是我的家一般让我感到惬意。我最近接连去了那儿四次，除此以外，我每周都要往那里寄一封信。我亲爱的朋友，我发现要我在信中把自己在那里的所见所闻和所学到的东西统统告诉你是不可能的。相信我，叔本华和歌德，品达和埃斯库罗斯这些让我们精神振奋的人是仍然活着的。”
从特里伯森回到巴塞尔后，尼采倍感忧伤。孤独的感觉压迫着他。这种情绪在写给欧文·罗德的信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但同时尼采也表达了自己对工作仍然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