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来往于墨西哥与美国的过程中，卡洛斯不仅在硅谷结识了大量的IT精英，而且在其他地方卡洛斯也注意结交一些知名人士。就像他在墨西哥的政界商界做的那样，刚来美国的卡洛斯就认识到了熟人效应的重要性。他必须和美国的商政要员取得联系，并和他们成为朋友。
这时候一个人进入了卡洛斯的视野，他就是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这位经历过“9.11”事件的城市治理者。他在解决纽约的社会治安问题中表现突出，在他的管理下，纽约的治安状况得到了巨大的改变。犯罪率由他上任之初的5%下降到了0.3%。在他即将卸任时候发生的“9.11”事件又让他在世界范围内名声大噪。因为朱利安尼在“9.11”事件时的纽约市危机处理应急指挥中的果断和有条不紊，以及在之后的重建中的出色表现，被人们重视，一度被称为“城市之王”o他所写的《领导艺术》一书成为畅销书，一时成为领导者们争相学习的榜样。
在卸任之后他和以往卸任的美国高官一样，四处演讲推广自己的执政经验。在连续担任两届市长的8年任期内，朱利安尼的表现可圈可点，在市政管理方面更是大有一套。即便是在2001年12月卸任之后，因为离婚案件几近破产的朱利安尼还是利用自己超强的管理才能，组建了一家咨询公司，并在不到两年的时间，拉到了来自各界的订单，实现了超过千万的利润。他制定的治理方案往往价格不菲，但这对卡洛斯来说不算什么。
征得墨西哥市政部门同意后，卡洛斯很快就成立了一个名叫“墨西哥城保护组织”的临时项目组，并从卡尔索集团拨出专项资金，专门向社会征集改造墨西哥城的建议。之后，他向政府部门引荐了朱利安尼。朱利安尼被聘为墨西哥城预防犯罪问题顾问，帮助治理这个绑架等罪案泛滥的城市。而卡洛斯出资买单的雇佣费也高达480万美元，朱利安尼还从来没得到过这么高的报价呢。
2002年，朱利安尼正式接受卡洛斯的这笔大业务，来到墨西哥城进行了半年的实地考察，并很快提出了很有针对性的改造方案。首先针对墨西哥城高居不下的犯罪率和不尽人意的治安状况，他决定推广他曾使用并提倡的“零容忍”警务政策。
“零容忍”警务是一种警务战略，又称“生活质量警务”，其核心是通过对轻微犯罪采取强有力的执法措施，以预防更为严重的犯罪，并最终促使犯罪率下降的一种警务运作方式。
虽然早已做好了准备，可朱利安尼还是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个政策居然会遭到墨西哥人的大规模抵制。
就在墨西哥城宣布执行“零容忍”警务政策的当天，大批墨西哥人就纷纷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墨西哥市政府邀请美国人来当自己的咨询顾问，要求“朱利安尼滚回纽约”，并且声称把朱利安尼请到墨西哥的卡洛斯是“整个墨西哥民族的叛徒”，“要伙同美国人来与墨西哥人作对”。
此时的卡洛斯进退两难，他只能继续坚持自己以往的作风，做自己的事，让别人说去吧。“我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伤害某些人，可我坚信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墨西哥人会感谢我的！”卡洛斯几近哀求地向“墨西哥城保护组织”的其他成员解释。这些人包括墨西哥城市长，警察局长等墨西哥城要员。
最后，在经过多次协商之后，卡洛斯建议朱利安尼调整一下策略。墨西哥人向来豪爽，吃软不吃硬。“零容忍”警务政策会使他们感觉不自在，在这里他们是主角，他们对政府行为真正才叫“零容忍”。没办法，朱利安尼只能再想个其他的办法。经过3个月的重新考察酝酿，这位“城市之王”终于送来了一份让人喜出望外的答卷。
朱利安尼拿出了他当年治理纽约地铁混乱秩序的一个方案。在这个方案中他巧妙地将企业的“情景管理”用于社会管理中，营造独特的氛围，使人们的行为发生微妙的变化。当年的纽约地铁曾是犯罪率最高的场所之一，他上任后不到一年，犯罪率最高的中央地铁站犯案率就下降了33%。有趣的是，他并没有增加警力，也从没有发动群众联防，而仅仅是调整了地铁站的背景音乐系统，24小时不断播放莫扎特音乐，这些不绝于耳的高雅音乐冲淡了地铁站原有的“犯罪空气”。
朱利安尼把自己的这份经验应用到墨西哥城的城市治理当中，建议市政府在案件多发的广场区和公共交通工具上播放能让人心灵安宁的音乐，间隔播放墨西哥的国歌，以此来减少犯罪分子的犯罪冲动，并进而增强墨西哥人的民族凝聚力。这一招果然管用，不过这在朱利安尼的改革建议中只是冰山一角。他把大头放在如何从源头解决墨西哥城的治安问题，他准备对那些低收入者及无业游民大动手脚。
朱利安尼还建议政府减少税收，增加就业机会，减少靠社会福利救济生活的人数。因为在他看来一些人之所以走犯罪道路，或许是迫于生计。但是如果不给他树立一种自立自强的信念的话，这些人就会认为那些比他们富有的人之所以日子过得好，只不过因为在本来就不平等的机会面前他们捡了个便宜而已。由此以来他们就不会尊重劳动，就对好吃懒做没有了耻辱感。而绝大多数政府以社会福利的方式救济弱势群体，这样只能使他们越来越依赖政府。并且把在分配免费蛋糕中本来是一些个人的不轨行为，比如偏私不公等等归结到政府身上，这样他们不但不会感激政府的恩赐，而且还会埋怨政府怎么怎么不公等等。而通过增加就业机会，就可以使大量的弱势群体就业，能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一分收获，他们会有成就感，会更加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因此也就会更加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样就不会有不平衡心理，即使身无分文，他们也不会选择偷盗抢劫等一系列违法犯罪行为。
无疑朱利安尼的这项政策是建立在充分的人道主义思想和科学的态度上的。他从根本上点出了犯罪者的动机，那就是人生意义的缺失，尊严的缺失，价值的缺失。因为从来没有被尊重过，所以这些人才不懂得尊重别人，才会做出不尊重他人劳动成果，践踏他人尊严、生命财产的犯罪行为。但长久以来墨西哥政府就看不到这个问题中的深层次原因，他们只是认为金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他们喜欢在那些弱势群体面前做收买民心的面子工程，似乎不知道他们用来做救济款的钱本来就是从企业及个人手中征得的税收中得来的。现在朱利安尼建议他们减少税收，很多墨西哥城的官员就表示不能理解。朱利安尼只能无奈地给他们作进一步的解释：“政府在减免税额的时候要和企业达成协议，让他们扩大编制，多吸收一些弱势群体的人员就业。让那些所谓的潜在犯罪者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生活来源，这样他们会活得更有尊严，有价值感。而不是等着接受政府的救济，那样他们就失去了自立自强的精神，变得越来越依赖政府。最后不仅拿着政府的救济款，还要骂政府，还要心安理得地对别人产生嫉妒之心。这样他们不会把自己的遭遇归结为自己的能力，而会归结为政府的政策不均，或是社会制度的不合理。由此这些很琐碎的社会治安问题不仅不会得到解决，而且会演化成穷人的仇富心理，以及社会民众的反政府心态。……”
另外，朱利安尼还把心理学的一些观点运用到了建议中，他认为犯罪是源于社会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丑恶现象。而这些行为的基本动力来自都市生活下人的欲望的被遏制，以及内在的生物冲动。这样一些对人的欲望有益惑性的信息会使人觉得应该放开自己，使自己的欲望充分释放出来。由此通过一些细小的个人行为的不检点，会进一步成为习惯，无视社会规则，从而直至触犯法律。为此，朱利安尼建议墨西哥城发动“提高生活质量运动”，规范市内的性用品商店，迫使全市性用品商店之间的距离至少相隔150米，与学校、教堂和居民区相距起码也要150米。而他在纽约曾经的做法是，让一些女警察假装妓女，去勾引那些嫖客，最后把他们依法处置，这也是零容忍警务政策的一个项目。但在墨西哥城，朱利安尼只能从边缘慢慢做起，还不敢直接触动墨西哥人的懒散习惯。
除了对能引导的犯罪源头尽量引导疏散外，朱利安尼还对那些自身无法改变处境也不愿改变的潜在犯罪者提出了具体建议。他建议墨西哥城市政府对那些四处流浪的乞丐严加管制，完善收容管理制度。
尽早制定相关法律政策，以打击四处游荡、扰民的乞丐。
此事传出后，有人担心墨西哥城可能因此被美国控制。对此，墨西哥城警察局长埃布拉德表示，朱利安尼和他的助手只是提出具体建议，墨方官员没有必要全部采纳。但人们的警惕性依然很高，加之他改革措施牵涉到很多人的利益，最后有人竟然直接向朱利安尼写了威胁信件，迫使他不得不结束这场治理。
卡洛斯继续探索他的墨西哥城治理道路，不过面对如此巨大繁杂的社会工程，他显得多少也有点力不从心。但他没有气馁，在随后的几年中，卡洛斯自己深入墨西哥城各个角落，了解墨西哥大众，熟悉了人们的生活状况。继续从其他的城市规划咨询公司那里购买了多套整治方案，还在2000年成立了“墨西哥城市历史保护基金会”，协助墨西哥政府制订了一套完整的古迹修复计划。
终于在墨西哥政府的大力投入和卡洛斯的大力支持下，墨西哥城逐渐恢复了昔日的风采。在保留文化古迹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市政改造，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成为拉美乃至世界的主要旅游目的地，也是一些艺术爱好者和玛雅文化迷的天堂。
§§§第三节从事慈善事业
“我并不是在散财，我是把金钱作为一种调配社会资源的方式，用钱来让人们做一些真正有用的事情，这才是我想做的。”
一心投在事业上的卡洛斯忽然被妻子的离世惊醒了，在生离死别之后，卡洛斯重新思考了人生，他准备从此之后退居二线，专门从事慈善事业。
卡洛斯对商业本身有着与别人不一样的定义，在他看来“商业的目的就是要改变社会。钱的作用是用来分配资源的流向”。正因为这个独特的见解，和对自己最终能成为一个优秀商人的自信，卡洛斯的岳父看中了他，决定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这一段传奇姻缘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卡洛斯的妻子索玛娅贤惠聪明，也和卡洛斯一样多才多艺热爱艺术，但为了丈夫的事业她甘愿抛弃自己所有的爱好所有的梦想，一心一意相夫教子，做一个传统妇女。
他们的三个儿子和卡洛斯一样有商业才能。据好友和商业伙伴称，斯利姆的三个儿子都擅长社交，但小斯利姆最出色。小斯利姆从少年时代起就在课余参与了银行业务的管理，后来又接管了桑伯恩商业连锁。如今，桑伯恩已成为墨西哥最大的图书和音乐零售商。
小斯利姆从1998年起就负责管理斯利姆家族的三家控股公司中最大的卡尔索Carso集团。
如果说小斯利姆是服务业天才的话，那么二儿子马克·安东尼奥应当被称作金融家。他继承了父亲的数学头脑，自1992年起担任Inbursa集团董事会主席。当时，他年仅24岁。
而大儿子帕特里克则和父亲一样沉稳，是个有战略眼光的管理专家。从2004年开始，帕特里克负责管理美洲移动，这家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价也涨了3倍。他们的商业才能不仅来自父亲的遗传，而且来自不断地言传身教，和从小就开始的专业知识熏陶。
对于数学老师出身的卡洛斯来说，教育孩子是生活的一部分。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墨西哥陷入巨大的金融危机时，他会定期把孩子们叫到客厅，给他们上经济课。希望早日用商业知识武装孩子的头脑。他会提前准备一张手写的教学内容，都是一些商业实例。
帕特里克说：“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我仍然清楚地记得他教课的情景。”
他们个个成才，都成为斯利姆家族的接班人和顶梁柱，没有一个纨绔子弟。这其中的功劳无不来自他们的母亲卡洛斯的妻子索玛娅。
卡洛斯也深知这一点，因此对妻子倍加感激，但是他没有回报的机会。直至2000年妻子因病去世，卡洛斯才突然醒悟，后悔莫及，痛苦不已，并因此一病不起，最后做了心脏手术，也算是死里逃生。甚至有人说索玛娅去世后，卡洛斯已经跟着她死了一次。
卡洛斯得病的消息影响了墨西哥的股市，人们纷纷抛售卡尔索集团的股票，导致墨西哥股市狂跌。媒体甚至把这件事称为是“对墨西哥民族的一次考验”。这次经历使得卡洛斯开始思考人生，他为自己以前不懂得家庭和生命的可贵，以至于留下巨大的人生遗憾而感到惋惜。另一方面这件事同时也让他意识到“把所有的责任放在一个人身上对墨西哥将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出院后，卡洛斯做了两项规定，一是全权放手，让女婿和儿子们各司其职管理企业。再就是立下一个家庭协约：“每个星期一晚上，所有的家人必须在一起共进晚餐！”
在经历了人生第二次大的感情波折后（第一次是15岁时父亲去世的时候），卡洛斯重新调整了人生方向。他开始注重一些社会问题，并热衷于慈善事业，先后投资10亿美元建立了三个不同类别的慈善基金。卡洛斯开始实践他的财富观了，他要用财富改造墨西哥。
就像赚钱要通过兼并很多的公司一样，在花钱的时候，卡洛斯设立了很多的机构，有两家慈善基金和三个慈善机构。其项目种类比有些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完善多样。在面对这个复杂的社会工程时，卡洛斯对自己的管理能力信心十足，他坚信自己能把这件事办好，“我相信，如果一个商人知道如何高效地管理他的企业，他也就能够很好地管理一个基金会。捐钱并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该如何更有效地利用资金，建立一个能够长期解决问题的良好渠道（），面对千篇一律的慈善模式，卡洛斯这个商人中的另类在面对慈善事业时也要走自己的特色道路。
慈善即管理。“我们的理念并不是单纯地捐赠，不是像圣诞老人那样定期地出现，而是要真正地解决问题。贫穷不是靠捐赠解决的。”
话虽然是这么说的，但卡洛斯一时也拿不出一个自己的特色，只能遵循其他企业家的老路。尽管他认为，单纯的捐赠并不能解决贫困。但近年来，他以墨西哥电信公司Telmex和卡尔索集团GrupoCarso的名义建立的两个慈善基金，总额已经达到40亿美元。仅在2005年，两大基金就为5000名初次犯罪人员提供了保释金，为1.1万名农民支付了手术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