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传统观念中，慈善无疑与施舍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一提到慈善家，人们首先看的是他到底捐了多少钱，这些钱在他的总资产中占多大比例等等。这种观念无疑给神圣严肃的慈善事业套上了低俗物化的项圈。人们或天真或无知地以为慈善事业的最大受益者肯定是受捐助者，熟不知现在的所谓慈善家大都有自己的盘算。美国慈善家很多，其原因被归结为两方面：一方面因为美国富豪很多，另一方面因为宗教信仰的博爱传统。其实忽略了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率很高，遗产继承也被纳入到征税范围，但为了鼓励私人涉足公益事业，美国规定慈善事业资金免征各项税款。所以富豪们趋之若鹜地纷纷建立自己的慈善基金，打着慈善的幌子，分明是在逃税。背地里这些资金流人其他国家，用于炒房或做汇率投机。当然不乏真心实意要解决一些问题的人们，但是很少有人考虑被施舍者的尊严。他们一味地以为慈善就是把自己多余的钱捐给穷人而已。其实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管做的程度怎样，这种方向首先已经离题了。
行善无疑是人的一种本能，帮助别人可以得到一种存在的价值感。在被存在主义哲学描绘得失去意义的现代人生命中，从事慈善无疑成了一些成功人士进一步寻求自我存在价值的源泉。帮助人像渴望被人关心被人爱一样，已经成了现代人的一种感情需求，不这样做人就感觉不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情意。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既有见识又有财富的人们不断地加入了慈善大军。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尽情地享受着因为自己的财产转移而给人排忧解难带来快乐时自己的满足感和价值感。这里面不乏一些佼佼者，他们不但乐此不疲，而且愿意把其中的乐趣与众人分享，号召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大富豪们不再比拼看谁的财富多，而是比看谁捐出去的多。
比尔盖茨与妻子共同管理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规模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10倍，是福特基金会的3倍，目前已经超过了曾是世界最大慈善机构的韦尔科姆基金会。而且他表示，要在去世之前将460亿美元的财产全部捐赠出去。
他决定现在就开始启动他的全球健康计划，而不是像他以前设想的那样从60岁开始。“白天拼命挣钱，晚上又把钱捐出去”，但盖茨对此毫不在意。盖茨表示，并不是每个富有的资本家都会选择把自己g%的钱都拿出来帮助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我只希望能树立一个榜样，告诉人们：‘嗨，这样做很有意思，我做的善事越多，我的感觉就越好。，在这个问题上我在努力造成一种积极的影响，让人们知道需要把钱用到什么地方。”
美国亿万富翁沃伦·巴菲特准备将自己的大部分财富（总值约370亿美元）捐献给美国5家慈善基金会，其中比尔·盖茨及其妻子梅琳达建立的基金会将获得绝大部分捐款。现年75岁的巴菲特是美国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钢铁大亨安德鲁·卡耐基一生资助的公益项目不计其数，包括著名的卡耐基音乐中心和卡耐基梅隆大学。这位童工出身的超级富豪最关注文化教育，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图书馆就达2500间。
迈克尔·杰克逊一个人支持了世界上39个慈善救助基金会，保持着2006年的吉尼斯世界个人慈善纪录，是全世界以个人名义捐助慈善事业最多的人。他不仅是一位百年难遇的艺术家和流行偶像，也是一位善举无数的慈善家！或许他从事慈善事业的目的或原动力就和他的艺术生涯一样，本来是为了不断地抒发自己的感情，观众则认为是为了他们，一旦他不以观众为中心，做一些率性而为的事，人们就会受不了。这就使得他成了一个被媒体诬蔑最多，被世人误解最深的人……卡洛斯从事慈善的初衷或许和迈克尔·杰克逊有点相似，就像他说的“……不仅仅是社会责任，而是自身的一种情感需要。”
与盖茨和巴菲特等人直接将财富与众人分享的做法不同，卡洛斯认为，增加投资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才是一个商人应该做的善事。
卡洛斯并不是不捐钱，而是在捐钱之外还做别的事，还做另外的更深刻的思考，这或许是他带给我们的启示。
§§§第五节越俎代庖的救世主
他说：“我们所需要的是投资、教育、经济增长与就业。当今世界上，相比其他任何事业，健康与教育更能体现公平的机会。”他一直倡导用商业的手段解决贫困，并不断向其他商人推广他的这种观点。
一个人的成功往往与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成正比的，但一旦进入了某项具体实务，后来最终取得成功，走上事业的顶点的时候，人们却又会忘记自己的初衷。这时，偶尔的一次变故或许会给人生带来新的转折，让他回到最初的方向。
年轻的卡洛斯曾经有着与众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商业的目的就是要改变社会。钱的作用是用来分配资源的流向……”但当自己真的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已经赚了很多钱时，他早已把早年的雄心壮志忘得一干二净。是妻子的离世让他重新认识人生，让他找回了最初的自己。他突然开始了行动，希望把自己早年的理想付诸行动。他要改变社会，他要做本来应该由墨西哥政府做的事情。他不是总统更不是国王，但他比这些人更关注社会问题，他俨然是一个越俎代庖的救世主。
墨西哥城是墨西哥合众国的首都，也是卡洛斯出生、生活、经营事业的地方。它位于墨西哥中南部高原的山谷中，海拔2259米，东西窄南北宽，东西南三面群山环绕，北部是比较开阔的地带，四季如春。城区面积达1500平方公里，人口多达1800多万，是世界第二大城市。它集中了墨西哥全国约1/2的工业、商业、服务业和银行金融机构，是墨西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
西班牙人在这里建了许多欧洲式宫殿、教堂、修道院等等，这使得墨西哥以“宫殿之城”而誉满欧洲。有名的起义者大道，纵贯南北，长达50公里。著名的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也就是卡洛斯的母校，坐落在墨西哥城南，这里有各类专业的多达30万的学生，是拉美最大的高等学府。另外墨西哥城市内还有建于1527年的美洲最古老的医院，还建有体育城，1968年奥运会在此举行。市东北郊的特奥蒂瓦坎有著名的印第安文明古迹太阳金字塔和月亮金字塔。因为古迹众多，而大多古迹的墙壁上又都绘满了各种壁画，所以墨西哥城又被称为“壁画之都”。
今日的墨西哥城是16世纪时，西班牙征服者在打败中美洲的印第安文明——阿兹特克帝国之后，将该帝国的首都特诺奇提特兰（Tenochtitldn）夷为平地，在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城市，也是西班牙人在新大陆上建立的国家——新西班牙的首都。特诺奇提特兰原本是一个以特斯科科湖（Texcoco）中小岛为中心，逐渐填湖建造出的水上城市，西班牙人在此基础上又将湖面大部分的区域都填平。因此今日的墨西哥城绝大部分的市区都是建立在不稳定的回填土上的，对于地震之类的天灾特别没有抵抗能力。
1985年9月19日07时18分，墨西哥太平洋沿岸附近发生了8.1级地震，36个小时后又发生了7.5级强烈余震。此次地震给墨西哥造成了巨大损失，死亡4千多人，伤4万人，30万人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达50多亿美元。
令人惊讶的是：地震中，墨西哥西部距震中较近的沿海四个州遭受的损失，远远小于远离震中400公里之遥的墨西哥城的损失，此次劫难似乎背离了地震破坏的一般规律。墨西哥工程协会会长乔治·普林斯说：“一个城市建在多地震灾害的、不坚实的地基上，那是灾害必降之所。我们将遭受更强、破坏性更大的地震。那将是很可怕的事。”美国著名地学专家斯纳教授形象地说，墨西哥城是在“一个碗中装上果冻”那样的地基上建造起来的大城市。
进入近代，由于墨西哥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快速发展以欧洲为市场的外向经济，导致各种行业在墨西哥城集聚发展，大量的打工者从四面八方赶到这个城市，一举使墨西哥城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也最密集的城市。由于贫富差距的拉大，在郊区形成了大量的贫民窟。这不仅给市政建设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垃圾遍地，污水横行。而且由于闲散失业人员大都以偷盗劫掠维持生计，使得墨西哥城一度犯罪率极高，治安状况相当差，卡洛斯的一个叔叔被劫持，卡洛斯用30万美元才把他从劫犯那里赎出。居高不下的犯罪率给这个美丽古老的城市带来了“人间地狱”的恶名，作为在这里生活了六十多年的并且很有责任心的成功人士，卡洛斯觉得他需要给这个城市做点什么。
卡洛斯下定决心要改变这种现状，决定让墨西哥城变得具有吸引力。然而，要怎么改变？精于管理庞大企业集团的卡洛斯，对于城市治理一窍不通。他想到了一个人——纽约市前市长朱利安尼，这位经历过“9.11”事件的城市治理者，因为在“9.11”事件时的纽约市危机处理应急指挥中的果断和有条不紊，以及之后的重建中的出色表现，被人们重视，一度被称为“城市之王”。后来他参加了2008年的美国大选，这是后话。他所写的《领导艺术》一书成为畅销书，一时成为领导者们争相学习的榜样。在卸任之后利用以前的名气，朱利安尼成立了一家咨询公司，专门为城市治理提供咨询服务。他制定的治理方案往往价格不菲，但这对卡洛斯来说不算什么。或许他的一些观点和卡洛斯相投，他们的心目中都有一个一体化的拉丁美洲。卡洛斯请他来出面帮助治理墨西哥城，既讨好了现在的墨西哥市长，又讨好了在他看来有可能主政美国的未来美国总统，这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征得墨西哥市政部门同意后，卡洛斯很快就成立了一个名叫“墨西哥城保护组织”的临时项目组，并从卡尔索集团拨出专项资金，专门向社会征集改造墨西哥城的建议。之后，他向政府部门引荐了朱利安尼。朱利安尼被聘为墨西哥城预防犯罪问题顾问，帮助治理这个绑架等罪案泛滥的城市。
2002年，朱利安尼正式接受卡洛斯的这笔大业务，来到墨西哥城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实地考察，并很快提出了很有针对性的改造方案。首先针对墨西哥城高居不下的犯罪率和不尽人意的治安状况，他决定推广他曾使用并提倡的“零容忍”警务政策。
“零容忍”警务是一种警务战略，又称“生活质量警务”，其核心是通过对轻微犯罪采取强有力的执法措施，以预防更为严重的犯罪，并最终促使犯罪率下降的一种警务运作方式。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纽约，地铁站等公共场所到处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强行乞讨的乞丐、非法推销的小贩，墙壁上的涂鸦、随地大小便随处可见，不堪人目。暴力犯罪和青少年犯罪搞得人心惶惶。当时的纽约市警察局长布拉顿决定从严厉打击地铁逃票等看似轻微的违法犯罪行为人手整治纽约的治安秩序，结果效果很好。这种“零容忍”策略得到了1993年当选市长的朱利安尼的大力支持。
在随后的几年中，朱利安尼把“零容忍”政策推广到纽约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角落，主要针对毒品、枪支、青少年犯罪、汽车盗窃、腐败、交通违规、家庭暴力和各种影响生活质量的犯罪。这样，纽约的犯罪率大幅度下降，治安状况明显好转。在1994年至1997年短短几年间，纽约的犯罪率降低了37%，凶杀案件的犯罪率甚至降低了50%，达到了纽约近30年来犯罪率的最低点。1993年至1995年纽约市的机动车犯罪案件下降了40%，抢劫案件下降了32%，人室盗窃案件下降了38%。
此事传出后，有人担心墨西哥城可能因此被美国控制。对此，墨西哥城警察局长埃布拉德表示，朱利安尼和他的助手只是提出具体建议，墨方官员没有必要全部采纳。但人们的警惕性依然很高，加之他的改革措施牵涉到很多人的利益，最后有人竟然直接向朱利安尼写了威胁信件，迫使他不得不结束这场治理。虽然当初的计划最终泡汤，但朱利安尼治理纽约的一些方法还是被墨西哥城市政领导采用了，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这其中包括朱利安尼所倡导的“情景管理”，也就是在一些高犯罪率的公共场合播放一些舒缓或凝聚人心的音乐，以此来减轻人的压力，避免冲动。
在参与治理墨西哥城的同时，卡洛斯也参与了墨西哥的医疗保障改革。2004年，墨西哥政府在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基础上，正式在全国推广“大众医疗保险”。有专家认为，虽然墨西哥的医疗改革举动尚在起步阶段，但这种全民医疗保险模式，无疑是一种保护贫困百姓的有效方式。
“大众医疗保险”也就是全民投保，一方面通过保费的形式增加了政府的可支配收入，有利于缓解居高不下的政府财政赤字。另一方面，通过医疗保险，使一些原本没钱看病的穷人得到了实惠。这样政府既收买的民心，又缓解了因为贫富差距造成的潜在的社会压力，可谓是一举两得。但这种措施无疑是政府主导的，普通百姓一开始肯定不会太支持。各国政府最初推行这项政策的时候一般会选择政府和投保者共同负担保费，这样会使初期人保的人投入很少但却受益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