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励志柏杨大师开释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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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卸掉虚名的包袱

第四章第4节卸掉虚名的包袱

名利之中,名尤其是第一大关,很多人确实对利无兴趣,不想发大财焉,不想做大官焉,不想抓大权焉,不想致训词而接受欢呼焉。但对名却往往放不下,而且千方百计弄到手。

原宪问什么是可耻的事情,孔子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国家的发展上了轨道,像我们这一类的人,就用不着了,我们不必去占住那个职位,可以让别人去做了。如果仍旧占住那个位置,光拿俸禄,无所建树,就是可耻的。另外,国家没有步入正轨,而在位置上,对于社会国家没有贡献,也是可耻的。

可是说得容易,做起来却是很难的。名利浓于酒,酒不醉人人自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谁不好名呢?然而死后怎知身后名?因为好名,所以也就有了沽名钓誉的人,这虚名真正累坏了不少人,古往今来少有人能真的摆脱名利心。

柏杨先生也对虚名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名利之中,名尤其是第一大关,很多人确实对利无兴趣,不想发大财焉,不想做大官焉,不想抓大权焉,不想致训词而接受欢呼焉。但对名却往往放不下,而且千方百计弄到手。”确实,有些人可以抵制金钱的诱惑,却不得不向虚名低头。每个人都有一种被人承认与肯定的心理,这是正当的荣誉需求,一旦过度,就变成了对虚名的追求。虚名如一件心灵上的包袱,在世间行走的过程中,不断加重,直到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

有一个书生因为像晋人车胤那样借萤火夜读,在乡里出了名,乡里的人都十分敬仰他的所作所为。一天早晨,有一人去拜访他,想向他求教。可是这位书生的家人告诉拜访者,说书生不在家,已经出门了。来拜访的人十分不解地问:“哪里有夜里借萤火读书学一个通宵,而清晨大好的时光不读书却去干别的杂事的道理?”家人如实地回答说:“没有其他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要捕萤,所以一大早出去了,到黄昏的时候就会回来的。”

这个故事读来令人啼笑皆非,车胤夜读是真用功、真求知,而这个虚伪的书生真的好学到这种地步吗?放着大好的时光出门捕萤,黄昏再回来装模作样地表演一番,完全是本末倒置,“名”是有了,但时间一长肯定会露出马脚。

有真才实学的人是用不着去用所谓的“虚名”来证明自己的学问或者是优秀之处的。放眼那些有真正实学的名人、伟人,他们都是对虚名抱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的。恩格斯一直都极其反感别人称他为“导师”,他在给普列汉诺夫的复信中,第一句话便是:“请您不要称我为导师,我的名字叫恩格斯。”曾两次荣获诺贝尔奖的居里夫人,把金质奖章给孩子当做玩具,且语出惊人:“我是想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荣誉就像玩具,只能玩玩而已。”扬名天下的弘一法师,对“法师”、“老法师”等此类的名称十分反感,总是要求别人在写书或称呼他时除掉。

在中国学术史上鼎鼎有名的钱钟书先生,对待虚名的态度较之其他排斥虚名的伟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照相机式的记忆力,横贯中西古今的博学,滔滔不绝的口才风靡海内外。有外国记者如是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简直把他看做中国文化的“奇迹”与象征。一些人不远万里,从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地来“朝圣”,然而,他却常常闭门谢客,避之唯恐不及。

曾有一次,一位英国女士来到中国,给钱钟书打电话,想拜见他,钱钟书在电话中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他越是避客,便越是有人想见他。于是,他不是客客气气地辞谢,就是借故以病推托,甚至毫不客气地拒绝。记者们偶尔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直闯上门,他便立在门口,小谈片刻,时刻作出“送客”的姿态;或放进客人,又缄口不言,绝不谈自己,更不透露自己的生活、创作情况,常常弄得记者们狼狈不堪,空手而返,很难有什么收获。

名人对待虚名的态度不禁让我们想到对煤的赞言:煤,从不披上华丽的外衣,称它黑子,它毫不介意;赞它乌金,也不沾沾自喜。为了把光和热能贡献给人类,心甘情愿地化为灰烬、尘泥。的确,做人也应该像煤一样,唯有卸掉那些附着其上的东西,才能发挥其最大的功用。卸掉心灵上虚名的包袱,人生自然多几分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