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追寻至真：以人为鉴，于谬误中见真知
第八章第1节闻过则喜，改过不惮
凡闻过则怒的人，他所闻的过，一定不假。好像一钢叉扎到他屁股上，他非歇斯底里叫起来不可，假如扎到砖墙上，他自然不会出声。闻过则怒是医生的诊断器，可诊断出批评的真实程度。无论是歇斯底里叫起来，老羞成怒吼起来，都证明它确实是批评对了。
有一种检讨永远得不到正确答案，那就是主持检讨的人无法承受正确答案的打击。
阿Q，一个被中国，乃至世界所熟知的人物。他的身上有一种中国人，也可以说是人类的通病：受了屈辱，不敢正视，反而用自我安慰的方法，说自己是“胜利者”。这种“精神胜利法”，不只是面对屈辱时才会出现，在遇到过失时，同样也会出现。
与鲁迅一样，揭露中国人弱点与缺陷的柏杨先生，一开始却并未受到人们的认可。一篇《丑陋的中国人》，揭开了人们心中无数的痛。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直接予以否认，伴之以无比的愤怒。一时间，柏杨先生成了无数人责骂的对象，这便是人们对于“过”的一种态度。
柏杨先生曾在他的文章中说到：“凡闻过则怒的人，他所闻的过，一定不假。好像一钢叉扎到他屁股上，他非歇斯底里叫起来不可，假如扎到砖墙上，他自然不会出声。闻过则怒是医生的诊断器，可诊断出批评的真实程度。无论是歇斯底里叫起来，老羞成怒吼起来，都证明它确实是批评对了。”愤怒过后，人们开始静下心来，思考那些“过”，发现原来当初的怒，正是因为柏杨先生一针见血地戳穿了正常皮肤下隐藏的“溃烂”。
“闻过则怒”，是一种很多人都会有的心理反应，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而使许多人只能做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平庸之士。对于那些想要探求真理的人而言，闻过则怒是一个致命的弱点。正如柏杨先生所言：“有一种检讨永远得不到正确答案，那就是主持检讨的人无法承受正确答案的打击。”
一个人的过失和错误不可避免，重要的是正视并且勇于改正它。只有树立闻过则喜，改过不惮的人生态度，才能避免重蹈覆辙，才能不断完善自我，提高修养，得到别人的尊敬和信任。
战国时期晋文公之所以成就一代霸业，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善于“听谏”。典型一例是，晋文公流亡在外近二十年，在即将返国为主之时，却丢弃了流亡时用过的食卧之具，怠慢老臣，忘本之举溢于言表。其谋臣咎犯“闻之而夜哭”，直言力谏，文公则不恶其谏，反而从谏如流，幡然改过。
唐太宗李世民可谓古来中国帝王从谏如流的典范。贞观初期，他几乎已经达到了“闻过则喜”的程度，只要别人正确地指出他的错误，必改之，从不刚愎自用。到了贞观后期，开始不好直言，大不如贞观之初，但依然能够从谏如流。有一次，中牟丞皇甫德参向他进言，称“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俗好高髻，盖宫中所化。”太宗怒(不能闻过则喜矣)，“欲治其谤讪之罪”。此时，魏征谏之曰：“贾谊当汉文帝时上书，云‘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自古上书不激切，不能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焉。请太宗明察。”此时的唐太宗依纳能够从其所言，称“朕罪斯人，则谁复敢言”，还赐给皇甫德参“绢二十匹”，显示了鼓励上言直谏的姿态。
1941年，陕北“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哐当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哎呀，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这活传到毛泽东那里，他并没有怪罪那位农民，而是深入调查研究，发现原因在于当时延安物质极其匮乏，而边区老百姓还要“出二十万石公粮”，运六万驮“公盐”。群众负担很重，有人便把怨气撒在了毛泽东身上。弄清了原因，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并倡导党中央积极“研究财政经济问题，下决心搞大生产运动”，终于减轻了人民负担，自己动手解决了丰衣足食的问题。
毛泽东是无神论者，他当然不相信有什么雷神。但他是马克思主义者，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又熟读经史，深谙“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因而，尽管他并不相信有司雷之神，却始终对另一个“雷公”——人民群众存有虔诚的敬畏之心。即使面对老百姓的咒骂，他也不怪罪、追究，反倒把它看做是民情、民意的重要信号。为实现党的奋斗目标，他把民利放在首要位置，把民意、民情作为制定和调整党的决策的重要依据和标准，知错就改，立说立行，以此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戴。
良药总是让人感觉口中苦涩，忠言总是让人感觉忤逆心意。“良药”与“忠言”，这两者带给人的都是不适的感觉，所以人们每当听到或接触到它们时，总是会皱起眉头，表现出一副苦不堪言的样子；但它们又都是对人有益的，或者是生理上，或者是心理上，所以人们的理智又要求自己不仅要坦然地接受它们，还要主动迎接它们。
闻过的态度，直接影响一个人的优秀与平庸。听到别人指出的自己的过错，你的反应是喜还是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