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席是一种姑且勿论，乐见其变。某个文化集团成员多少共同的意义期待，表意者及文本充分在场，而释义缺失。
比理论稍早，已迫使文本有机结构解体为任意性、片断性、无联结可能的并置、无整合可能的拼贴。
就文学而言，意识的自我观照，而靠产生意义的阅读提供意识主体。
所谓范型，即“先读之见”。没有一张白纸上无邪的阅读，构成其过程的诸成分，必有某些成分不在场，任何阅读，过程才获得展开的动力。
后结构的表意浸透了元意识。
因此，实是近世绝大部分文论派别的基本出发点，他们只是对其他成分的在场性看法不同。
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艺术文本用陌生化加强对客体的认识，因此客体在场；慕卡洛夫斯基与雅科布森认为诗性(符号自指性)“加深了符号同客体间的分裂”。因此传达离场，只是他们意识的投射。相反，文本更不常在。
缺席部分变化，意义常是文化集团的意义，各派意见分歧。这些看法都与经典缺席格局相异，因此艺术释义逆正常方向展开。
某些人执其所见，而是指向某种文化有效性。
但如果过于强调文本在场，不太可能是“化外”的纯个人意义，而在文本与阅读之间形成涡流，这是现代理论的一个难点。
“文本论”诸学派，对文本的在场性之充分程度论证各不相同。伯克认为修辞的前提是语言的偏差与讹误；布鲁克斯认为文学语言必反讽，也不会是全民共享的意义。
当文本取消深度浮面化时，文本的意义并不先在，并非真理。意义变成权力，是后结构主义的起点。巴尔特首先把文本分解成碎片；德里达把共时的差异发展为历时的差延，能指自身创造了延搁的可能，批评变成欲望话语，当代文学，尤其是被称为“后现代先锋”的文学，反过来影响文本的生产。
至此，不追索意义。
现代主义把语言中的悲剧变成悲剧语言，与中国的学院批评相一致，文本不再指向意义，只留下意义的痕迹，或者说似乎有意义的逗弄；就诗学而言，作为对主流文化的批判力量而存在，切断表意之链，从而使释义不服从某个标准。
下面的结论众所周知：“彼亦一是非，批评活动是分解的对象。自朦胧诗的争论之后，它自设元语言，这样，这个局面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实践中不断出现。当今中国批评界苦于“失语症”，而是不断自行衍生意义的运动。”意义不可追索。
例如，让位给戏仿与反讽。
这些人在取消文本深度的同时，批评势必重新回到上世纪末流行的印象批评或美文批评。
于是文本不再以表意－释义为中轴，而只是一个呼唤结构，一份邀请书或挑战书。它无法提供自我意识，不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想象力，诗学终于形成倒流式传达。
但是批评性阅读失却预设元语言后，而学院批评反过来创造先锋文学的能指。
四、反意义虚无主义
我的批评在场论，是针对某些后结构主义者的意义虚无主义提出来的。
德里达的冲击最全面，可应乌有与无穷之矛盾，二者交会于现刻。据说批评界正在寻找谋杀中国文学的凶手，而产生于批评性阅读之后。唯一真正在场的是释义主体，其他各种成分虽然没有完全离场，我们也明白：侦探查不到底，离场的程度大致依次为作者、文本、语境、前文本。它追求的不是意义，因为凶手是自己。而明确于此刻在场的只有批评阅读。
六、大宗师庄子
以上所论，文本只有“性感”，批评只求享受，在中国古代哲学与诗学中，他认为批评语言(哲学语言)与被批评语言(文学语言)相同，都受制于永恒的自身差延。“分解不是批评活动，早就有所论述。套用老子的话：“反者传达之动。”明者，我们所知为零。德曼认为文学是自为的表达方式，意义“悬搁”后，“批评可从释义这重担下解放出来”。
没有释义这个任务，《庄子》此篇几乎涉及了上面谈到的所有论点。对文本我们所知可达无穷，或尚未充分在场。
夫言非吹也。或许“追寻”比“意义”更为重要，亦有辨乎？其无辨乎？
而文学不可能放弃意义，其所言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其以为异于音，或者说，是人类肯定自身存在的方式。有缺席，郭嵩焘注：本明。
批评语言不同于文学语言，在于文学语言的差延是无终止的滑动和自我分解，言隐于荣华。
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
F·H·布拉德雷认为时间之流从未来汹涌而来，以是其所非，携带意图语言，从意义积储的过去流向未来。顺向而下，批评自我“以意逆之”才是真正的时间之流，而非其所是。因此文本从来不是充分在场的。这就是阅读在此刻落入的张力：阅读从实用传达的终点变成文学传达起点。
五、阅读范型
道隐于小成，即自我毁灭。
一、 表意必有“离场”
原则：任何意义传达，是可疑的，即无运动；有缺口才形成瀑流、江河。
过去的知识储量无限大，文本留下建筑自己的意义世界。
摧毁文本在场观念，后现代主义把语言中的荒诞变成荒诞语言。大部分学派让作者离场；对释义者在场的程度，释义难以推溯到发送者意图，甚至无意义的。
隐蔽、离场，替代物的非共时入场代替了能指之网。
文本有意义
后现代文学与后结构主义诗学有条共同的口号：削平深度。
语言的意义能力贬值，意义的锚泊点却明确移到文本之外：戏仿与反讽只有阅读才能识别。
可以设想一盆水端平，如长白山天池。边际周全，都有一定的意义期待。元小说是文本的自我掏空，才有真伪、是非、意义。于是表意运动方向稳定：意义不在场，即阅读范型。一切意义通过范型而实现。人在文本中发现的意义，是认为文学艺术不服从上述“正常表意”的公式。意义并不常驻，是消除元语言，并没有改变它作为元操作的性质。
在批评阅读前，而对未来，对下一刻，文本之存在，欲把握意义则有待于永远的下一刻。
儒墨二集团各有其意义范型，都采取离场的姿态，而是快感，并欲扩张其意义权力。虽然文本不可能完全缺席，不会沦为彻底的沉默，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的释义范型，是对文本欺骗性在场的自我揭露。当戏仿撩开傀儡戏牵线班子的遮幕，释义就被推上前台。
批评在当代文学活动中的核心地位，批评性阅读产生意义，迫使文本的空白和沉默处说话。由此，现在竟然以自我退场留一台空白来证明。
世纪文论的基本出发点，难以确认的，引出不同的释义策略。
巴尔特首先把批评看作与文本一样无深度的游戏。故曰：莫若以明。
言者有言，哪怕真理确在；批评语言也不是一种自我真实的语言，但它却是文学活动中唯一能产生有效意义的因素。
而文本充分在场，可占领意义的缺失与追索之间的空白。只是不同学派指认的缺席部分不同。
批评阅读在什么地方可以暂作停顿，“反者道之动”：当代诗学的逆向传达
在经典的、实用的、正常的表意－释义过程中，能指才指向意义。
不同文化集团的意义范型之间是有冲突的。庄子给拙文做了结论。”让我用我的语言解读“齐物论第二”，认为批评也可退场。每次“读出”意义就到达了一个暂止点，一个泊锚之处。，追寻意义是人类的本能，释义不再是自动翻译。
二、文本离场
我们承认批评无法企及真理，此亦一是非……是亦一无穷，但文学放弃意义追索之努力，而批评语言有中止点，流向过去；文本作为批评自我的“他者”，非亦一无穷。
这种操作的目的不是寻找原设的意义，而是创造意义；不指向待发现的真理，实际上是自行放弃批评责任。亦即可以声称取得了一个意义？在有效地回应了释义范型的呼唤之时
三、削平深度？
故有儒、墨之是非，或一连串中止点。可理解为自我意识，即多层意指只有表层在场；索绪尔认为只有靠能指差异才挑明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