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时刻，因卢作孚和邓华益、童少生等均早有戒心，巧妙利用了孔、宋、陈（立夫）相互间的矛盾，使公司既增加了资金，又避免了外界的吞并。
1943年，童少生成为民生四个处务经理之一，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
1944年10月，卢作孚第一次到美国和加拿大时，童少生即与之随行，对美国、加拿大等地的造船、购船、运输业务进行考察，并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愿望，在美国学习航运管理。其间，童少生在美国大莱轮船公司、美国轮船公司、伊士敏轮船公司、加拿大太平洋轮船公司实习并兼业务经理。
1949年初，童少生随卢作孚赴美参加国际通商会议，参与了卢作孚在美国考察和在加拿大借款造船的决策和实施的全过程。以后，童少生又奉派赴美国、加拿大处理善后相关事宜。回国后，工作成绩卓著、多次受到卢作孚赞赏的童少生，先后任重庆、上海民生实业公司业务经理、经理等职。
1949年3月，由于卢作孚的推荐，童少生正式就任副总经理。民生公司与金城银行合办太平洋轮船公司时，因为是童少生经手在美购置的三艘海轮，故由他出任太平洋轮船公司经理、加拿大太平洋轮船公司及民生公司办事处业务经理、主任等职。这样的人事安排，可见民生公司对今后走向海洋的发展预期。因而在公司上下，人们均将童少生视为卢作孚的爱将，前途无限。
4月，因为长江船运中断，童少生留守上海，任上海区经理。而卢作孚在香港，指挥18艘海外民生轮船的保护和回归。
5月23日，国民党下了最后命令：黄浦江口内所有船只一律自行凿沉，否则将用炮击毁。
正当童少生为怎样才能保全留沪船只而苦苦思索时，民生公司一位搞机务的职员韩开弟，主动献策说：“每条船的底部都有海底凡尔(阀门)，国民党既然叫我们‘自行凿沉’，我们就悄悄把它打开，让船舱进水，待船沉到一半而又不淹没轮机时，再把凡尔关闭；一待时局变化，只要泵出积水，船体就会上浮，那时再稍加整修，船舶立即就可起航。”
就这样，在职工们机智勇敢的护卫下，终于巧妙保住了公司在沪的全部船只。
上海解放前夕，美国领事馆来电话，要童少生到美国去，但他明确地拒绝了。这个决定里，除了其他因素以外，也包含了他与卢作孚在一起共图民族航运大业的信心与热情。
1950年初，民生公司因无钱付清到期的购加拿大轮船欠款和借款本息，导致公司领导人一筹莫展。关键时刻，人民政府了解情况以后，立即贷给巨额美元和港币，从而结清了到期的加拿大贷款本息，挽救了民生公司。此事从新旧政权的对比中，使童少生对党和人民政府倍感亲切，深切地体会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1951年6月，邓小平约见童少生和杨受百，鼓励他们在支援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行为时，各尽所能，并希望他们带动工商界广大群众，踊跃捐献飞机、大炮。在胡子昂、童少生、杨受百等的带动下，重庆市各界人士共捐献了26架战斗机的钱款。
1952年2月8日，卢作孚服安眠药自杀后，童少生被任命为公司代总经理。
8月25日，根据成都市党委、政府的统一部署，童少生通过多方努力，促成民生公司在重庆民生公司大楼举行了第24届第17次董监联席会。这个会议最重要的内容是列为“临时动议案”的“决议”：“由董事会电请中央交通部审核批准本公司资本额，并请核定于本年九月一日正式成立公私合营。”
1952年9月1日，公私合营民生公司正式成立，由周善培任董事长，李一清、张文琦、郑东琴、吴晋航四人为副董事长；聘请刘惠农任公司总经理，张文昂、童少生、张文治任副总经理。
刘惠农，1930年6月参加红军，时任长江区航务局局长兼任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长江区公司经理。
1953年阴历正月初六，在陪同毛泽东视察武汉、南京期间，刘惠农汇报长江航运工作时，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民生公司公私合营的全过程，充分肯定了我们的做法，认为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不仅使该公司获得新生，而且对其他私营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具有指导作用”。
1954年8月到1957年期间，童少生担任武汉市工商联副主任、全国人大代表、民建四川省工作委员会主任、全国工商联常委等职。
1956年6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民生公司正式与长江航运局合并，纳入国营轨道，并由交通部任命童少生为长江航运局副局长。
与此同时，童少生成为私股代表中的典范人物，他多次在《长江日报》《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并配合当时的各种政策，弘扬民生公司老职工们的敬业精神。
在此期间，毛泽东一直在苦苦思考一条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道路。一次，毛泽东在视察长江登上黄鹤楼时，问湖北的领导同志：“民生轮船公司现在怎么样了？”
“去年，他们派代表和中央交通部多次协商，并以董事会的名义正式提出公私合营的请求后，9月1日正式解组，政府投资1000万元，我方担任公私合营的总经理，童少生等为副总经理。根据生产需要，现在已经起死回生，扭亏为盈了。”
听到这个情况后，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是最好的无痛分娩，毛毛顺利地就产下来了，这个方法值得大力推广。”
1958年7月2日到1968年5月，童少生调任四川省副省长兼交通厅厅长。
1960年11月25日，童少生以民建中央常委的名义，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编印的一期内部刊物上，发表了针对《私方人员下放的若干具体建议》：“私方人员的下放可采用几种办法，第一种是采用现在干部下放的办法，由国家机关管起来。他们在公社劳动，虽然工资领得多，但不直接在公社拿，公社不会有意见，这些下去的人保持了原薪，也可以安心。第二种是下放到工矿，等于从一个工业区调到另一个工业区，这没有什么问题。第三种是采用重庆的办法，把年老的集中起来搞农场，干部或年轻的轮流下去。第四种是采用在原系统或原单位搞蔬菜基地的办法，工资仍在原单位领取。”
11月29日，毛泽东针对此文写下了《关于资本家下放问题的批语》：
恩来同志：
第四、第五、第六页请看一下，资本家下放农村很紧张，似以下放城市企业为好，如何，请酌定。童少生的意见似可考虑。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九日五时
1962年，周恩来号召各界人士对恢复经济多提意见。由于童少生对川江航运统得过死、管理僵硬早有看法，便约集航运界人士，对如何改进管理、发展航运事业进行了多次座谈，并提出了“客货并举，长短航并举”等有益见解，受到政府的重视和采纳。
“文革”时期，当童少生得知原成都华胜皮鞋厂，有一名工商业者被定为“反动资本家”，使他完全绝望，几乎失去生活下去的消息时，尽管童少生与此人并不熟识，但他仍主动找到此人促膝谈心，从而使其重新振作起来，又坚强地活了下去。在以后的日子里，此人感激不尽，经常逢人便讲：“当时我都不想活了，但每当我伸手去抓吊颈绳时，就会想起童老人家的话，手便会缩了回来。我之所以能活到今天，多亏了童老人家的开导和鼓励，是他救了我的命啊！”
粉碎“四人帮”后，恢复领导工作的童少生积极参加“拨乱反正”，十分热情地为他人平反“冤假错案”，甚至帮人代笔书写证明材料，落实政策。
1977年12月后，童少生先后当选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四川省工商联第三届执委会主任、四川省人大副主任和四川省改革开放后成立最早的经济开发公司——四川省长江企业公司董事长等职。
在工作单位，童少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为人谦和、温文尔雅，不谋私利、不徇私情，对假公济私、以权谋私等行为深恶痛绝。
在家庭生活方面，童少生与妻子相敬如宾，以他的言行严格要求教育子女，以他的优良品质和高尚人格影响着周围身边的人。他的妻子因病瘫痪，长期卧床不起，但他却细心照料整整长达30年，且从无怨言。
虽然国家为童少生配备有专门的小车，但他绝不公车私用。即便是子女和司机背着他送妻子去医院看病，他都会主动去单位财务室登记，然后再在自己的工资里扣除费用。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市场经济的日益活跃，四川省饮食服务公司打算去国外开设餐厅，却苦于无人联系。童少生知情后，主动关心，利用自己在美国的老关系，牵线搭桥，终于使四川省饮食服务公司与美国“四川园”达成协议，合资在华盛顿开设“会仙楼”餐馆。
1982年10月，年过八旬的童少生不顾年迈，应双方邀请，专程赴美国为“会仙楼”开业剪彩。
1984年3月31日，童少生因病治疗无效，在成都不幸逝世，终年81岁。
令人唏嘘感叹、难以置信的是，童少生临终时，这位两袖清风、堂堂正正，有着26年多资历的副省级高官，手下有着成千上万名工商企业老板的省工商联主任，却给他的家人仅仅留下了6000多元积蓄和唯独一张如同身份证一样的“标准照”！
将门虎子。童少生夫妇养育有6个儿女，其大女儿童丽春，在美国从事钢琴专业；二儿子童正春，锦江区侨联主席，现退休；三女儿童仲春，四川建筑勘测设计院高工，现退休；四女儿童怡春，鞍山钢铁公司运输部高工，现退休；五儿子童熙春，长江企业公司部门经理，现退休；六女儿童若春，现任民建中央委员、民建四川省委副主委、民建成都市委主委、成都市人大副主任、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人大常委、四川省政协委员等职。可谓各自分担继承了父亲的事业。
光阴似箭。虽然童少生离开人们已快29年，但他对身边同事的话语仍然萦绕在耳：“作为一个老工商业者，我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是党培养了我，人民群众抚育了我。党为了培养教育我们成长，煞费苦心，花费了不少心血。我们要牢记党的教导，坚定不移跟党走，争取多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这样，才能问心无愧，才能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成长发展的路子才会越走越宽广！”
童若春（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四川省委副主委、中国民主建国会成都市委主委、成都市人大副主任、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人大常委、四川省政协委员）
$肝胆相照服从大局的王彦立
刘一 王宗立 鲜琦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时任全国工商联主席、全国政协
副主席胡子昂和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民建中央主席、王彦立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孙起孟，先后多次找到身兼四川省民建和工商联领导的王彦立谈话，并有意调他去北京工作，以备“接班”，但均被王彦立予以婉拒。
早在旧中国，王彦立与胡子昂、孙起孟等工商人士，就相互认识，彼此了解。
那么，王彦立为什么要三番五次婉拒“接班”、荣升的“美差”呢？一切均有着以下“客观原因”：
王彦立，原名王贵虔， 土家族人，1913年3月14日出生于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龙潭镇一个地主兼工商业者家庭。其父亲王羽仲是当地有名的乡绅，而王家则是这个重镇上的名门望族。王羽仲为人谦和，慈善乡里，曾经担任过酉阳县的议会议长。
1927年，13岁的王贵虔在龙潭小学毕业后，考入上海江湾立达中学。
在上海就读中学期间，王贵虔长期居住在五姑妈王宁萸家，并在其五姑父向传义（四川仁寿人，早年留学日本军校，历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第24军副军长、中将、四川省参议会议长等职，是中共四川地下党重要的统战对象之一）的帮助照料下，茁壮成长。
此期间， 王贵虔参加了中共领导的进步组织“读书会”，并冒着“斩尽杀绝”的白色恐怖，积极从事进步活动。后因“读书会”被敌人察觉，王贵虔被迫离校去杭州躲避。
两月后，王贵虔用“王彦立”之名（沿用至去世），又重返上海， 并在复旦大学旁听自修。 1935年冬， 王彦立正式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后，参加了由共产党领导的“救国会”，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日军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后，王彦立来到成都，在四川大学农经系借读。期间，真诚爱国，追求正义和真理的王彦立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夏，王彦立被任命为中共四川大学党支部书记。1939年夏，王彦立离开川大，回到复旦大学继续就读，并任中共复旦大学党支部书记。
1940年，王彦立大学毕业后， 先后任四川省银行三等银行员、重庆大信钱庄总务主任、安康银行襄理，从而在极其复杂的环境里，以银行高级职员的社会身份作掩护，继续从事爱国民主人士的上层统战工作。
1942年，上级领导指派王彦立前往延安。但因突发性胃部大出血，他不得不到医院去做胃部大切除手术。手术后，因为处于康愈疗养期，王彦立先后两次都无法按照事先的约定，到离成都几百公里外的内江椑木镇，去跟直接联系人肖泽宽（后来先后出任中共重庆市和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接头，从而使他不仅错过了前往延安的机会， 并由此导致他脱离了与党组织的单线联系。
从此，王彦立一度被视为“动摇分子”对待，使其茫然若失，长时间十分低沉。
1944年春，王彦立回到成都，任启明电灯公司副经理。
1944年夏，几级周折，在董必武的派遣下，出于革命的需要，在成都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的地下党员胡春浦，与王彦立接上了极为“特殊”、“心有灵犀”的工作关系。
胡春浦，1913年出生于四川渠县，1931年到上海读大学时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活动，并与共产党组织建立联系。1935年，加入中共，并经中共中央保卫部“特科”的训练后，长期在上海、杭州、南京、广州、四川等地活动。1939年后，受中共长江局叶剑英、李克农派遣，返回四川从事国民党党、政、军、特和社会各界上层人员的情报、统战工作，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四川省行政人员训练委员会“党务指导处”秘书、四川省动员委员会宣传股秘书、视察员，而暗中却在成都归共产党四川省负责人罗世文直接领导。
当得知胡春浦需要寻找一个掩护身份的职业时，王彦立便将其化名为“胡少刚”，介绍到启明电灯公司驻关口购煤处任主任。此后，为了便于工作联络，为地下党的活动和组建党的地下武装筹措经费 ，王彦立与胡春浦一起开办了小煤窑和煤炭厂。
1949年成都解放前夕，因启明电灯公司的重要性 ，国民党反动派极力企图破坏。为此，王彦立遵照党关于“保全企业设备，防止敌特破坏”的指示，积极展开斗敌特、护电厂的工作。与此同时，胡春浦专门拨出经费，让职工组织护厂队，并通过王彦立的军运关系，联系负责破坏电厂的国军军官，让他们为了即将到来的新中国，“放开眼光”、“手下留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