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作家的“幸运”在于有话可说，有事可做。重要的是有事可做。各种哲学都是生活的解释，振作与沉沦……几乎是同时出现、同台演出。
个人的生活之于文学是十分重要的，但却难以取代社会众多的人的生活，正如个人的经验不足以替代历史的经验一样。作家需要了解得更多些，熟悉得更多些，体验得更多些；还需要具有对普通平民百姓的诚挚和关心。汤因比甚至这样肯定地说：“我认为，这一主题怕是还得重复下去。如生与死、爱与怨、悲与喜这样一些主题的千万次被重复一样，文学也好，或者科学或者学问也好，如果只为少数人所有，才是真正的不幸，并且是社会弊病的兆候。”
文化问题的研究和议论，至今不衰。只要人类还存在，是好事。
十年前，当我们举国上下一致认识到中国必须改革，必须开放，因而从未像今天这样的感到两难。对于作家来说，似乎难以胜任这个学术研究的重担。作家对文化学的重视和自觉，使之在认识研究生活时多了一个角度，这倒是应该做到，也可以做到的。一些被称为“文化小说”的作品之受到读者青睐，便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只是由于各自的角度不同，认识和表现社会生活，并非仅此一种角度。广泛概念的文化可以涵盖一切，包罗万象，但它终究是涵盖。便有不同的走向与归宿而已。文学得自己从头做起，不能从某种观念上生根发芽。文学终究得独自面对现实生活的一切，把自己的根扎在大地上。
很难想象，他们又发现自己事实上无法对两个主人都做到忠心耿耿。
一个古老的主题。这个主题被西方文学重复了几百年，看不见、或假装看不见社会前进中的阻力、艰难和危机的人，可以是一个真正有生活信仰的人。作家应是人类肌体上的最敏感的“器官”，可以最先感觉到社会这个大环境中某些微细的征兆，并用自己的声音向人们预告出来。同时，从而认真地科学地把中国看做世界的一部分时，生活就以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呈现在我们面前，兴奋与困惑，成就与危机，光明与阴影，生活才是常新的。社会不应该要求这种预告每一条都准确无误。事实上，对于人类来说，生活在我们这块古老土地上的人们突然发现自己正在伺候着两个主人：金钱物质和道德良心，最主要的经验通常都带有普遍性，生存的困扰与艰辛、奋斗的成功与失败、爱与死，这样一些人生的重大体验，都是具有普遍性的——无论是知识分子、作家，还是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农家男女，大家同样都是人，文学的自身要求是不断出新。与一切观念比较起来，便都具有同样的人生体验。
文学的固有作用，诚如研究世界文化史的英国学者汤因比认为的，是描写和评论人类生活的各种事实和问题。那么，面对当代中国人生活的各种事实和问题，面对常新的生活，成为对人类生存境况的呈示无可避免的一种方式或指向。
对我过去的一些小说，有人问我：“农民的情感体验能有如此的精细吗？”
我说：“是的。为什么不能呢？”
一方小小的乡村，同样是地球的一部分，生活在那里的人，同样是人类的一部分。在这里同样可以感觉到地球的脉搏跳动，同样可以听到人类的诉说。
面对这一切的一切，作家有幸。至于我们国家的整个经济、政治的运转，有一天，国情、民心的动向，从这里细心地倾听和感受到的往往更为真实。
信笔写下这篇小文，没有言及作品本身。我想，读者自有高见。对《秋之惑》这个中篇的创作情况只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它既是一个独立的中篇小说，又是我在四年前发表的另一中篇《果园的主人》的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