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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在艰难的日子里(2)

秦桂贞的眼睛低垂着,没有再说什么,也不再进行劝阻。尽管她明白丈夫这个行动,眼下只会给他自己带来更多更大的麻烦和打击,她也只好陪着他去承受那可想而知的痛苦。

在纷纷扬扬的雪花中,新的一年不知不觉地来到了。

除夕之夜。饭桌上比往常多摆着两盘菜。老夏的食欲向来不错,三杯酒,三碗饭下肚以后,脸上泛着红光。

妻子病了,吃不下,她在一旁不转眼地望着他。她那很快消瘦下来的脸上,没有痛苦,也没有假装的快乐;只是眼神里却藏着一抹忧郁的阴影。

老夏把椅子搬回书桌前面,同往常一样若无其事地翻着报纸,一直等两个儿子收拾好碗筷回到他们自己的卧室去以后,他才站起身来。

“今晚还要去么?”秦桂贞轻声问了一句,眼睛没有离开丈夫。

老夏耸了耸肩膀,那意思表示:有什么办法呢?他拿起帽子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又从门角里提起那块大铁牌,苦笑了一下,望着妻子说:

“你答应我,今晚上你可千万别到剧场去了,外面风大,满街泥泞。你再吃一道药就睡吧。”

秦桂贞没有言语,她从床头上拿起那条黑绒线织成的长围巾给他围在脖子上。老夏说:“围着这个玩意儿可不行,丢了又太可惜。前晚上‘站台子’的时候,我们的老县长老郝同志脖子上就围着一条围巾,因为老头子感冒了。可是人家不许他围,几把给扯了下来往台下一扔……”他说着,便把围巾取下来,折叠好放到床头柜上。然后,便出门去了,手上那块写着“全县最大的走资派夏明远”的大铁牌碰在门框上,发出当啷一声脆响。妻子送他到楼梯口,望着他那高大的身影消失在楼下转角处以后,才回到屋里。

老夏走了,似乎带走了她的心,只觉得什么都是空荡荡的,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没有心思做事,也没有心思去思考什么,只感到精神恍惚,被一种恐怖和忧愁紧紧地缠绕着。

这些日子,为杨织的事情,正如秦桂贞所预料的那样,又惹下了新的灾祸。

本来,事情是进行得很隐蔽的。秦桂贞是个细心人。那天,她按老夏的意思,给杨织送去一套新棉袄,农业局长老王也跟她一同去了,当下就商量好了杨织进城的事。农场归农业局管,老王以“工作需要,戴罪立功”为名调人,农场的几个派头头也不好说什么。可是,这年月,生活全都不按常规了,消息很快传到局里,局里的几个派头头马上抓住了老王的把柄,把他批斗了一场。不消说,老夏的“问题”也就更大了。秦桂贞为此又气又急,加上奔波劳累,就病倒了。她埋怨自己道:“当初我不该答应去看望那个杨织,虽然那是一个可怜的人。我那样做,鼓励了老夏的莽撞。哎,我为什么不坚持劝阻他呢?我为什么给他增添新的痛苦呢!”

老夏的行动进一步受到了限制。除了回家吃饭睡觉,就只能待在县委机关里;连下乡劳动也不准他去。他焦躁不安,仿佛在期待什么。

昨天晚上,家里来了一个农民,四十岁左右年纪,身穿青布棉袄,腰间缠着一条粗绳,黑脸膛,浓眉阔嘴。秦桂贞不认识他,吓得什么似的;老夏却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接待他,忙着递烟倒茶,叫妻子去为他热饭。老夏问:“跑八十多里路进城来,不是有什么急事吧?小麦长得怎么样?这一冬,积了多少肥?那条环山水渠挖通了吧?”那农民听着,眼里含着泪,不回答老夏的询问,却用急促的低声说:“夏书记,我们听说你被他们……哎,我们好着急啊!大伙商量,决定请你到我们那儿去避一避,吴家沟远离县城,偏僻得很,他们不会晓得,过些日子,风浪过去了再回。事不宜迟,今晚就走!我带了几个党员来,他们在城门口等着的,这就走吧!”

老夏听着,先是吃惊,接着眼里闪过一丝温柔的光,两颗滚烫的泪珠落了下来。

“今天黑里,街上乱纷纷的,好像要出啥子事呢!”那农民催促道,“走吧,好汉不吃眼前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老夏终于摇了摇头说:“多谢同志们的好意。眼下,我不能走。看样儿,这风浪是不会很快平息的,躲,是躲不过去的。”

“那……”

农民失望地看着老夏。秦桂贞端了饭菜放在桌上,客人摇了摇头站起身来。

“坐下!”老夏突然说,“老吴同志,我想托你们办一个事。”

老吴急切地问:“啥事?你说吧!”

“有一个人,是专门研究水稻的专家。他眼下处境很艰难,我们想给他创造一点工作条件,可是,县委也遇到了困难。”

“你是说,让他到我们吴家沟来?好,没问题,我们会养活他的!”

“他在农场里,已经失去自由。”

“是‘反革命’?”

“不是!是个好人。一个知识分子,是我们党需要的人才。他不会白白叫你们养活他的,他有办法可以使你们的水稻增产。”

那个农民接受了老夏交给的任务,饭也顾不上吃,就走了。秦桂贞收拾饭菜时,不安地望着老夏,问道:“他们用什么办法把杨织从农场弄走呢?”

老夏苦笑一下,摇了摇头,说:“办法么,他们会有办法的。唉,这年头,一切都反常了。”

是的,一切都反常了。老吴走了以后,也没有听到消息。

过了好一阵子,秦桂贞终于又同往常一样,紧了紧衣服,换了一双胶鞋,把丈夫的围巾抱在怀里,向门口走去。

然而,就在这时,有人轻轻地敲门,接着,传来询问的声音:

“夏书记,老夏同志在家么?”

不知怎么,这些日子里,只要有人敲门,她就会生出一阵本能的紧张。她立在屋子中央,回答道:“不在家。”

“呵,是秦……秦老师?”

“你是——?”

“我是杨……杨织。”

秦桂贞大吃一惊,差点儿吓得晕倒。她努力使自己平静一点之后,才心事重重地把门打开。果然是那位白发苍苍的杨织站在门口,身上穿着老夏派她送去的新棉袄,脸上挂着兴奋、谦和的神情,蹑着脚走进屋里来。

“秦老师,我一下就听出了你的声音。咳,可我没想到是你。——虽然,你到我那儿来过三次,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你是老夏的……夫人!咳……”

秦桂贞也不由得露出一丝亲切的微笑,给水稻专家递过一杯热茶,关切地低声问道:“这么说,事情进行得还顺利?他们……”

“是的,他们,农民兄弟……刚才可把我吓了一跳。路上,他们把这次‘劫狱’的根由告诉了我。多亏老夏和你帮助啊!”

“快别这么说吧!”

“吴家沟的队长老吴同志真有办法,他很热情。一路上他对我说,就在吴家沟落脚生根吧,等到开春,就搞‘杂交水稻’的研究。他说,这是夏书记关照的。夏书记对‘杂交水稻’的前景寄托着很大的希望呢!”

看来,这位科学工作者对能离开他那个处境,感到十分兴奋,情绪比以前好得多了。秦桂贞也暂时忘却了眼前的烦恼,为他高兴。她说:“不仅老夏对‘杂交水稻’热心,好多人都在谈这个题目。老夏说,我们县几十万亩水田,以后非来一个种子上的革命不可。哎,我们不懂那门学问,可是,只要能大增产,谁不高兴啊!”

杨织的眉毛跳动着,两眼闪光,兴奋得像一个天真的孩子。热爱科学、渴望着为农业增产贡献力量的水稻专家,对于什么辛酸、痛苦、太容易忘记了。他一点也不记恨别人,只要能给他工作的机会,给他为人民作贡献的机会,什么他都不计较。他对老夏充满由衷的感激。他是在今天擦黑时分,当吴家沟的一群农民来到农场,趁大家在饭堂吃饭的工夫,拥进他的小屋,说明来意,将他带走的。路过县城城外,他要求停一停,想去见见县委书记,开始老吴不同意,可是当老吴看到他两眼闪着泪花,也不能不同意他这冒险的打算,便陪他到这儿来了。

“老吴同志护送我来,他在楼下等着。”杨织说,“我只想见夏书记一面。我没有见过他,有时我在自己的想象里揣摩着他的模样。我们党有这样的干部在工作着,奋斗着,人民的事业有希望。天,垮不下来!”他的声音里充满兴奋和激动。可是,当他看到秦桂贞脸上不安的神色,眼眶里分明有一片阴影,他突然住了口。他从兴奋中跌回到严酷的现实里,一时找不着话头,过了一会,终于忍不住问:

“秦老师,夏书记,他——?”

“还好。是的,就是忙,忙啊。”秦桂贞转过身,拿水瓶给科学家的茶杯里又斟了一点水,竭力掩饰自己的不安。“老夏身体还可以。不过……”

“呵?”科学家担心地吐出一声。

“这会儿恐怕还不会回来。”

“什么时候能回来?他在哪儿?我真想和他谈谈啊!他们在批斗他吗?”杨织突然激动起来。

秦桂贞心里一怔。她不愿告诉他老夏现在在哪儿,怎么能再去伤这个老人的心啊!她忙避开了他探询的目光,掉过脸去,无限悲戚地对着旁边丈夫一向爱坐的那把空着的旧藤椅。她只好撒了个谎:

“他常常是深夜才落屋,有时候,下乡去了,夜里就不回家。老杨同志,眼下情况有些紧急,你还是先随吴队长他们去吧。改天我让老夏到乡下看望你。”

“不必。”杨织微微欠起身来,从秦桂贞的神色里他终于明白老夏此刻在什么地方,不由得更加激动起来,声音颤抖着,“秦老师,你和老夏为我受苦了。我……我不知该怎样……感激你们……”

“啊,不不!”秦桂贞赶忙拦住他,“他……他……你请坐一会儿吧,我这就找他回来。”她哽咽地说着,一转身,便抱着丈夫的围巾,匆匆出门去了。她不愿意让杨织看到她的眼泪。

但是,杨织却捂着脸,老泪纵横了。原来,他固执地说服那个坚强的吴队长,弯到老夏家里来,只是一心要向这位知痛知音的老夏同志诉诉衷肠。一时心切,竟没有想到老夏的处境比自己更为艰难啊!“今夜,他准是在哪儿‘站台子’挨批斗呢!”杨织捶打着自己的脑袋。他如痴如迷地站了好一阵,最后,走到老夏的书桌边,拿起铅笔,在老夏用的一叠稿笺上端端正正写上如下的话:

“请党放心。决不辜负党的嘱咐,人民的期望。保重,保重!”两滴热泪滴在稿笺上。他犹豫一阵,终于没有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放下铅笔,毅然出门去了。

等待,是最折磨人的,何况是在这样一种景况下。秦桂贞来到剧场门口站了大约半个小时。暗蓝色的灯光,在泥泞的街道上投下她孤零零的身影。又湿又冷的风在窄窄的空洞的街筒子里嗖嗖地刮着。她等啊,等啊,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向她袭来。她的瘦削的肩膀瑟瑟地抖。她迈开脚走过一段满是瓦片砖块的空场地,上了几级石梯,接近了那个高大建筑物。旁边有一道敞开的“太平门”,她站在门口向池座里一望,不由得大吃一惊:宽敞的大厅里空荡荡的,一个人影儿也没有。她抬眼向舞台上望去,只见强烈的聚光灯照着几张愤怒的脸孔,那些人正在对老夏吼叫:

“你耍的啥子阴谋啊?开会的人为啥子不来呀?”

老夏淡漠地望着那些人,没有回答。在他的旁边站着老县长,两手扶着胸前的黑牌,伸长了颈脖子向大厅里张望,脸上浮起一丝胜利的微笑。

“阴谋!阴谋!走资派的阴谋!”人们七嘴八舌地叫嚷道。

“这个批判会今晚还开么?”有人问。

一个大嗓门回答:“咋个不开?叫他两个老头子给我上街去喊!去传锣!非开不可!”

“对!非开不可!”

接着,人们给老夏手上塞了一面大团锣和一根棒槌,老县长也得到同样的一副。人们对他俩吩咐:“上街去传锣,把人叫来开会!你两个一个往北街走,一个往南街走,半点钟以后回来!”

不多一会儿,挂着铁牌的夏明远提着大锣出来了,上街了。他的妻子秦桂贞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往南的街道上,夫妻俩慢慢地踏着泥泞往前走着。

“你哭了么?别哭啊,别哭啊!”老夏对妻子说,“应该笑,你没发现么?人民对这一套已经厌倦了。那位生产队长老吴说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想着人民,想着未来,你就不觉得怎么痛苦了。真的,冬天过后,不就是春天么?春天到来的时候,我们有多少工作要去做啊!”老夏的话,断断续续,像一阵春风在妻子的心中吹拂。虽然道路是那样泥泞,虽然气温还在下降,好像那春天真的就要来了似的。

偶尔一声锣响:“嘡……”吓人的声音消失在小街的尽头。

他们来到自家的窗下,秦桂贞站住了。她仰脸看着窗上透出的灯光,突然对老夏说道:“杨织同志已经逃出来了。你刚出门一会,他就秘密来到我们家里,说是一定要见一见你,这会还坐在屋里哩!”

“是么?”老夏兴奋地把团锣和棒槌往妻子手上一递,“等一等,我去看看!”说着,就向楼梯口奔去。

秦桂贞想了想,望着丈夫的背影,凄然一笑。像下了决心似的,敲着锣,踏着泥泞,艰难地沿街向南走去。

“嘡!……”锣声在夜空中回荡,被寒风卷得很远,很远。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