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之所以强烈关注“状元转投香港”，人们其实想表达的是一种对内地高校办学质量的不满和追问：自1998年国家将北大、清华、复旦等34所全国重点大学列入“985”工程开始冲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后，这些高校得到了上千亿元建设资金。然而在公众的印象中，这些著名高校除了多了一座座雄伟气派的大楼，多了一个个停车场之外，为公众所知的科研成果似乎并不尽如人意。我们的大学什么时候不再论“官”排辈、不再“推行政论”，而完全由学问做主、由能力做主？我们的大学什么时候不再孤芳自赏，而是用真正的素质教育培养出适应全球化竞争和中国当下发展需要的合格公民？
高等教育已经全球化了，落后的教育制度很难关门自保。教授也好，学生也好，会自然流向制度更优越的大学。特别是中国内地目前被日、韩、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包围。这些地方都已进入全面老龄化的阶段，都可能到中国内地来争夺人才。而未来一二十年内，中国内地也会进入老龄化，将非常依赖现在进大学的这批劳动力。中国内地的大学如果不进行彻底改革，将会彻底失去这场人才战。
香港与内地高校：只拼抢状元是不够的
据《光明日报》2006年9月3日文章（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蒋国华/文）。香港高校自1998年开始在内地招生，不过七八年光景，已渐次显露出吹皱内地一池高考春水的迹象。给人的印象是，香港的大学正凭借其不俗的学术声誉、“早就与国际并轨”、全英语教学、在内地学生面前极有诱惑力的高额奖学金而攻城略地，且势如破竹，大有与内地传统名校在吸引高考尖子生方面一争高下的架势。
对此情形，持欢迎或称赞者有之，认为香港高校来内地招生必将产生“鲇鱼效应”，“真正意义上的高校竞争正在出现”，必定会有力地推动内地教育制度的改革；惊呼或质疑者有之，认为香港的大学凭借财大气粗，欲招引“各省高考状元”，那是来“掐尖”，明显会导致内地大批尖子生赴港；更有甚者称必然会导致内地那几所高踞塔尖上的名校不幸“沦为二流”；持等闲态度或“无伤大体”者亦有之，认为“目前香港高校在内地招生数目本来就很少，分到各省更微不足道，个别‘状元’被争取走了，并不代表竞争甚至威胁”；不久前在上海召开的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则更出现了有的校长持肯定而又冷静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者，他们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教育必定走向全球化，而港校招生只是“第一波”，中国教育何以应对此种挑战，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反思。
究竟该如何看待香港高校到内地招尖子生及由此而来的影响与后果？
首先，香港高校渐次正式到内地招生，乃是香港1997年回归祖国后的必然结果，是“一国两制”方针的必然结果。一个中国，无需见怪。现在是香港澳门的大学到内地招生，将来总有一天，也一定还会有台湾省的大学争先恐后地跨过海峡来内地招生。
其次，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发出了“教育要面向世界”的号召。也正是在邓小平关于留学生要成千上万地派的思想指引下，现在每年出国的10余万留学生中，早已不仅仅是出国读研究生了，读本科乃至读中小学的比例亦不在少数。换句话说，所谓“香港各大学有良好的英语教育能力”、“更能体验国际大都市的氛围”、“更有全球化的背景”等等，都不过是国人（当然包括考生及其家长）内心开放，面向世界的另一种表达。这就是为什么，今年夏天，香港从内地招收的秋季入学大学新生约为1300人，而报考者竟达到10余万、面试者超过3万的一大根源。
第三，应该是经济原因，或者不如说，经济诱惑可能更确切，因为能给予大额特别是高额奖学金毕竟对内地考生来说，虽说不上是天文数字，但已经是原本想都不敢想的了。所以，当香港的大学开出在港求学期间可获得最高50万港元的奖学金的时候，那些学习优秀的莘莘学子，能不跃跃欲试，以求一搏呢！
第四，恐怕还有某种程度的从众心理在发生作用。正是当代犹如天罗地网般无孔不入的发达传媒有关香港的大学到内地招生不厌其烦的“报道”与“分析”，使得高考状元们不得不“心旌摇荡”，仿佛能被香港的大学录取是自身价值的高级体现和莫大幸事！至于有报道说，考生选择乃是缘于向往香港教育制度云云，对高中学生而言大概是不能作数的，充其量不过是文章作者的臆想罢了。
毋庸讳言，香港高校到内地招生已经产生了很大影响。从广告效应来说，香港高校无疑已是大大的赢家。现在的问题是，借此今年夏秋招生工作行将落幕，究竟应该如何回过头来看待前一段时间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的港校影响？
毛泽东诗云：“冷眼向洋看世界”。冷静下来细看香港高校到内地招生这件事，问题恐怕没有那么简单，换句话说，恐怕是不能就事论事的。
第一，就数量来说，香港高校到内地招生的影响肯定不是无限的，恰恰相反，会是非常有限的。香港乃是一个城市型特区，总人口最新统计为700万，政府出资的大学有8所，每年招生总量14500人；按照港府教育统筹局关于（香港）各校非本地生总额可以达到学生总数的10%的规定，即使用这个10%限额全招收了内地生，亦不过1450人！显然，这对于近几年内地考生近千万，招收新生五百多万的高考规模来说，影响肯定不会很大。
第二，就质量来说，香港高校到内地招生的影响同样是有限的。且不说香港高校绝无可能把各省的状元全都招走，就是他们能将大部招走，也决不能断言，内地留存的就只是“二流”人才了！大家知道，在我国现行的高考制度下，所谓高考状元即指各省理科或文科考分成绩最高者。因此，有人抛出一种观点，即认为“内地高素质生源”涌入港校校园，必将“提升香港高校教育水平”云云，香港高校的领导者最好要有所警惕。
第三，因此，对香港高校来说，倘若仅仅把目光锁定在内地高考状元或所谓“尖子生”恐有肤浅之嫌的。以笔者陋见，香港高校应以其较内地高校的若干种优势，诸如学术开放环境、国际化程度、学校管理机制、经费投入水平，以及全英语教育能力等等，更把教育改革与教育创新放在学校一切工作的首位。实际上，有报道称，“香港也跟大陆一样，同样面临着大量‘土产’状元离港升学的现象。一直以来，香港高等院校界就流行一种说法，就是‘香港的大学有一流的资源、二流的教授，以及三流的学生’。因此，以往许多香港高考状元往往舍弃本地大学，跑到外国升读。在今年刚结束的高考，不少状元接受采访时也是这么说。”这就充分说明了，香港高校和内地高校的的确确面临着共同的紧迫而又义不容辞的奋斗目标和历史使命：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的高等院校应当着力教育创新，不断拿出有世界水平意义的“知识贡献”（江泽民语），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不竭发动机和无尽的原创知识源泉。
第四，对内地高校来说，与香港高校来内地招生相对等，也可以主动出击，到香港去招生。光靠空喊“好啊！港校来‘抢’生源有助于良性竞争”的口号，或祭出于我“无伤大体”、“对我们高校没构成压力”等阿Q式精神胜利法，是于事无补的。为了能招来那里的优秀生，在物质资本等方面恐怕暂时比不过的情况下，内地高校就应着力提升自身的创新资本和知识资本。这后者是通过艰苦地创新努力可以做到的。事实上，唯有如此，内地的大学才不致真的“沦为二流”，才能吸引和招来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将来还有台湾省）优秀的高中毕业生。
总而言之，今年这场由香港高校来内地招生引发的讨论是件好事。从中人们可以看到，最重要的不是两地高校拼抢各省高考状元，应当是教育创新。
笔者愿借此短文再说一次这样一句话：教育创新，刻不容缓；教育创新，不尚空谈！
中国大学校长批判现行高考制度
据《中国青年报》2006年7月14日报道（记者谢湘）。在昨日“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的几位中国大学校长，对中国现行高考制度选拔人才的办法，使用了比较激烈的“批判性”语言。
1.高考招生模式被人为地单一化了
经常在会下被记者团团围住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习惯地用他那特有的大嗓门说话：“现在衡量和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就是分数，高考录取，都是按成绩一分一分地顺着从高往低排，差一分都不行！但是，一次考试、一分之差真的就差很多吗？”他摇了摇头，“哎呀！现在动不动就是公平、公正，整个社会的神经高度紧张，已经脆弱到不太正常的地步了，学校还能有多大的空间来自由挑选人才！”
一名站在他身边的年轻女记者轻声问道：“那你们在自主招生这一块能不能有所作为呢？”他回答：“这是全国统一高考，学校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说，我是做应用科学的。我们设计一个系统，不会把命脉都放在一两个结点上。一旦出现问题，整个系统都要崩溃。可现在的高考招生就是这样一个节点，高考招生模式是被人为地单一化了。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中午接受采访时，有记者问，你们来内地招生，碰到过什么困难没有？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沉思片刻，刘遵义校长说出的话既让人意外，又让人温暖。他说：“如果说，我感到困难或有所不安的的话，是对那些报考香港的大学却仅以一分之差落榜，并由此可能造成失学的高分学生抱以同情。”他说，“现在的高考规则，基本上是没有第二志愿。因为每所大学报名的学生都很多，如果你的第一志愿不能被录取，而第二志愿的学校又已录满，那就没有地方可去了。因此学生在填报志愿时，要为此承担很大的风险。希望改变这一状况。”
在呼吁“要善待高考第一志愿落榜生”的同时，刘遵义表示“希望改变这一状况”。他清楚，在世界很多国家，成绩优异的学生是可以同时被多所大学录取的，学生最后要做的事情是作出上哪所大学的决定，这本属于学生的权利。
2.如果郭沫若参加现在的高考
做事向来严肃认真的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这次特地带来了他的四川老乡、中国科大老校长郭沫若先生早年读中学时的两张成绩单。
一张系嘉定府官立中学堂于宣统元年5月28日所发，郭老时年16岁，读完了中学二年级。成绩单上的成绩是：修身35分，算术100分，经学96分，几何85分，国文55分，植物78分，英语98分，生理98分，历史87分，图画35分，地理92分，体操85分。
另一张成绩单为四川官立高等中学堂所发。郭老当时18岁，读完了该校三年级第一学期的课程。成绩是：试验80分，品行73分，作文90分，习字69分，英文88分，英语98分，地理75分，代数92分，几何97分，植物80分，图画67分，体操60分。
从两张成绩单看，郭沫若当时显然算不上优等生。第一张平均成绩79分，包括国文、图画在内的3门功课不及格，最差的仅35分。第二张上，图画、习字的成绩也很一般，倒是理科成绩如几何、代数、生理等比较优秀。
朱清时笑着说，谁能想到郭老后来没有成为数学家或医学教授，却成了大诗人、大书法家、大考古学家，“从小看到老的话不一定靠得住啊！”如果郭沫若在今天上中学，这样的成绩是很难考进大学的。即使考上了，家长和学校也一定要他上理科。像郭老这棵大师苗子肯定会被“善意”地扼杀了。
朱清时认为，目前在我国不利于培养创新人才的最大问题，是高考导向出来的应试教育体制。一分之差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它迫使学生集中全力应付要考试的那几门课程，全面素质教育无法实行。
更可怕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学校把高考作为政绩。他讲了一个真实的例子。2005年某地一学生以600分以上高分考上了中国科大，可这名学生居然没有报到。经了解得知，学校建议这个学生复读一年，再考北大、清华，还许诺给这个农家子弟10万元奖金。“这样就糟了！受害的还是学生！”
朱清时承认，在目前的国情下，考试还是必要的，它仍然是最公平的选拔人才的方法，而且是千百万农村和基层弱势群体孩子改变命运的有效途径，因此不能轻易废除考试。但是，迫切需要改革目前“一槌定终生”的考试方法。
他提出改革现行高考制度的思路是：由各省市把高中阶段学期末各门功课的考试改成统考，使高中生平时的学习成绩有更准确的可比性。然后，高校在招生时既依据全国高考的成绩，又依据学生平时各科的成绩（包括音、体、美等高考没有的学科）决定是否录取。开始试行时，平时成绩所占比重少些，待制度完善后再逐步增大平时成绩所占比重。
忧郁而不悲观的朱清时坚定地认为，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就是要不断的改革探索，这是没有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