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曾巩整理南北朝时梁代萧子显所编撰的《南齐书》时写的一篇序文，作于他在馆阁校勘古代典籍时期。《南齐书》是记叙南朝齐一代的史书。南齐是我国南北朝时期继刘宋之后建立的一个王朝，立国仅短短的24年。萧子显是南齐开国皇帝齐高帝萧道成的孙子，因而在书中处处为自己的祖父和家族回护甚至加了许多溢美之辞，因此后人对这部史书便颇多非议。
曾巩也表现出对这部史书的不满，认为它有意篡改历史，以致一些应该予以颂扬的历史人物没有得到很好的表现，而一些“偷夺倾危、悖礼反义之人”反而被美化，使其恶行未能暴露于天下；其语言又“刻雕藻绩”，即刻意追求华丽。于是他在整理完萧子显的这部拙劣的史书之后，便写了这篇目录序，来阐述自己对史书与一个史官的看法。
本文的重点也不在于介绍原书的体例、流传及整理情况，而是借《南齐书》的得失引发议论，阐述自己的认识，充分表现自己的史学观。作者明确指出，一部史书是否优秀，取决于它能否“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既然史书编写的目的是使后代君臣能以史为鉴，去奸佞、远小人，推行正确的治国方略，建立清明的政治，那么史家的水平、素质和作史动机就显得尤为重要。由此看来，萧子显根本就不具备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所应有的基本素质。
曾巩在综论历代史家、史书优劣得失的基础上，义正辞严地说，一个优秀的史家应该具备四个基本的条件：“明”“道”“智”“文”，即识见、思想、才智和文采。“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但作者却没有由此而直接转入对萧子显和《南齐书》的批判，而是进而举出历史上优秀的史书和优秀的史家为具体的事例。他举出《尚书》中的《尧典》《舜典》作为例证，认为这些儒家经典的作者才具备这样四个条件。
而历代以来，并非所有的“任政者”都是圣哲贤士，“执简操笔”的史官也非都是“圣人之徒”，史书出现谬误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所托不得其人”，所以即使连《史记》也有许多“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颠倒而采摭谬乱”之处，这是因为司马迁也不具备上述四个条件，才会有这样的失误。
现在看来，虽然他对《史记》及其作者司马迁的评价显然有失偏颇，但曾巩所提出“良史”的四个条件，应该说是非常有道理的，因而也得到后世学者的充分肯定。
从文章结构上来说，本文承续了曾巩一向的绵密周匝的文风，值得细细品读。开头借对萧子显的《南齐书》进行批评，来展开关于良史标准的讨论，以极简略的笔墨介绍《南齐书》的篇目，然后立即指出，南齐短短24年的历史，“江淹已为《十志》，沈约又为《齐纪》”，说明萧子显《南齐书》的编撰背景和意图，目的是由事及议，引出全篇议论。而后展开议论，提出史书编撰的目的是为了以史为鉴，是有益于国家社稷的观点，并分析史书失实的原因是“所托不得其人，则或失其意，或乱其实，或析理之不通，或设辞之不善，故虽殊功韪德非常之迹，将暗而不章，郁而不发，而祷杌嵬琐奸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作为“良史”的标准，同时也文章末尾对其作者进行批评的伏笔。可谓是入木三分，气势磅礴，环环相扣，一气呵成。
后人评论
张伯行：“南丰推本唐、虞二典，抉摘史家谬乱，而结之以明夫治天下之道，直为执简操笔者痛下针砭。”（《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十四）
赠黎安二生序
赵郡①苏轼，余之同年友②也。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予。读其文，诚闳③壮隽伟，善反复驰骋，穷尽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纵，若不可极者也。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
顷之，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④，将行，请予言以为赠。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于心矣，乃将以言相求于外邪？”黎生曰：“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⑤。今求子之言，盖将解惑于里人。”
余闻之，自顾而笑。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⑥止于笑乎？然则若余之于生，将何言哉？谓余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⑦。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
【注】
①赵郡：今河北省赵县。北宋末年升为庆源府。苏轼是四川眉山人，由于他的远祖是赵州栾城人，所以苏轼除署“眉山苏轼”外，又称“赵郡苏轼”。②同年友：古时称同榜考取功名者为同年。③闳：宏大。④司法参军：官名，置于各州，掌议法断刑。⑤迂阔：迂远而不切实际。⑥庸讵：也作“庸遽”，岂、难道的意思。⑦择而取之：指在古文与时文、道与世俗之间的选择。
这是一篇应黎生之求而写的赠序，写于治平四年（1067）。黎安二生是苏轼写信推荐给曾巩的朋友。他们从四川拿着自己的文章来京师就正于曾巩，也是“以文会友”之意。不久，黎生补任江陵府司法参军。行前，应两人的邀请，曾巩写了这篇十分著名的文章。
宋初百余年间，文风犹沿晚唐五代颓习，夸声色、讲偶对、空洞卑弱的“时文”泛滥一时。虽然以阳修为首的人笃行儒道，极大地扭转了文坛风气。但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古文与时文一直在反复激烈斗争。蜀士黎、安二生学习古文，被乡人笑为迂阔。曾巩便借赠序的机会，反击世俗对古文运动的指责，向有志于古文的黎、安二生表示赞赏，并自谓“迂阔”，且以“迂”为善，表现了作者对“道”的不渝的忠诚。
首段介绍、黎、安二生，称赞他们的文学才华。介绍黎、安二生，却并不立即下笔，却先写苏轼，再写苏轼来信赞二生，然后写其人其文，旨在以文坛大师烘托黎安二生，突出二生文才。后才写黎、安二生先后携文拜访自己，赞赏他们的文“闳壮隽伟，善反复驰骋，穷尽事理，而其才力之放纵，若不可极者也”。最后再以苏轼“善知人”作结，表面赞赏苏轼，实是是迂徐曲折地夸赞黎、安二生。
本文还运用了正话反说的手法，前文极力铺陈藻饰黎安二生文才，正是为了说明后面的“不迂”，“不迂”而以“迂”名之，正话反说，文曲意直。黎、安二生请曾巩为之辩驳。曾巩并没有正面为之辩驳，而是抓住“迂阔”二字生发出许多议论，从而揭露了世俗的谬误。此段文字虽然简短，却显示出内在的锋芒。
最后一段说理叙事更为曲折。作者先自顾而笑，再言自己的迂比二生更甚。进而分析自己和二生的迂，从而得出结论说，黎安二生的“小迂”是为“文”之迂，是文风问题；自己的“大迂”是为人之迂，是“道”的问题。作者以“迂”为善，表现决不附和颓倾的世风，对“道”的不渝的忠诚，及我行我素、无所畏惧、勇于躬行直道的可贵精神。
文末以“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来回复黎生“将解惑于里人”的请求。行文至此，似在回绝黎生解惑的请求。但这并不是作者的本意，接下来作者才转入正题，分析迂的善与不善，把选择的主动权交给黎、安二生，让他们自己选择，看似没有回答黎、安二生的疑问，但文中满含期待的语气，实际是以一种含蓄和缓的方式劝勉二生坚守儒道，不要顾忌世俗的嘲笑。正话反说，欲扬先抑，用讥世之词为二生和自己作了有力的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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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十一：“文之近俗者，必非文也。故里人皆笑，则其文必佳。子固借迂阔二宇，曲曲引二生入道。”
送王希序
巩庆历三年遇潜之①于江西。始其色接吾目，已②其言接吾耳，久其行③接吾心，不见其非。吾爱也，从之游。四年间，巩于江西，三至焉。与之上滕王阁④，泛东湖，酌跑马泉。最数游而久乃去者，大梵寺秋屏阁，阁之下百步为龙沙，沙之涯为章水，水之西涯横出为西山，皆江西之胜处也。江西之州中，凡游观之可望者，多西山之见。见西山最正且尽者，唯此阁而已。使览登之美穷于此，乐乎？莫与为乐也。况龙沙、章水、水涯之陆陵、人家园林之属⑤于山者，莫不见，可见者不特西山而已，其为乐可胜道邪？故吾与潜之游其间，虽数且久不厌也。其计于心曰：奚独吾游之不厌也，将奉吾亲，托吾家于是州，而游于是，以欢吾亲之心而自慰焉。未能自致也，独其情旦而作，夜而息，无顷⑥焉忘也。病不游者期月矣，而潜之又遽去⑦，其能不怃然⑧邪？
潜之之将去，以书来曰：子能不言于吾行邪？使吾道潜之之美也，岂潜之相望意也！使以言相镌切⑨邪？视吾言不足进也。视可进者，莫若道素与游之乐而惜其去，亦情之所不克己⑩也，故云尔。嗟乎！潜之之去而之京师，人知其将光显也。光显者之心，于山水或薄，其异日肯尚从吾游于此乎？其岂使吾独也乎？六年八月日序。
【注】
①潜之：指王希，字潜之。②已：已而，随后。③行：品行，操守。④滕王阁：唐永徽四年（653）滕王李元婴都督洪州（今江西南昌市）时建。与下文东湖、马跑泉、大梵寺秋屏阁等，均为南昌名胜。⑤属（zhǔ主）：连接。⑥无顷：没有一刻。⑦遽去：突然就离去。遽，骤然。⑧怃然：形容怅然失意的样子。⑨镌切：情意恳挚地劝诫。镌，凿、刻。切，责备。此处均为引申义。⑩情之所不克己：情不自禁。克己，约束、克制自己。
本文作于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当时曾巩正在临川求学，为了送朋友王希赴京而写下这篇赠序。文章回忆了两人从相识到结交的经过，描绘了一同游览的踪迹和在游览中所获得的乐趣，字里行间显示出两人间深厚的友情，委婉地表达出希望王希在仕途“光显”之后，不要淡漠了和自己之间的这份友谊。
本文工笔描绘，刻画细腻。先描绘临川的美景，从滕王阁、东湖，到跑马泉，都是江西的美景。“大梵寺秋屏阁，阁之下百步为龙沙，沙之涯为章水，水之西涯横出为西山，皆江西之胜处也。”短短的几句话，就概括性地叙述了他们的游历所见。
但作者又恐怕这种泛泛的介绍不足以表现他们同游之乐，更不足以体现两人在游览中建立起来的深厚感情。因此在这番概述之后，又选择这些游览中最令他们留连忘返的大梵寺秋屏阁进行描述，极写登临秋屏阁之所见所感，写由这些所见所感中所体味到的无穷之乐。这部分分三层展开。先写在洪州可远眺的风景——西山，“江西之州中，凡游观之可望者，多西山之见。见西山最正且尽者，唯此阁而已。”正由于“最正且尽”，所以“览登之美穷于此”，从中所获得的游览之乐也就为别处所不能比拟。第二层写秋屏阁上可以看到的他们陶醉的其他景物：“龙沙、章水、水涯之陆陵、人家园林之属于山者，莫不见，可见者不特西山而已，其为乐可胜道邪？”以其如此，“故吾与潜之游其间，虽数且久不厌也”。这句话承上启下，紧接着顺势推进一层，写自己甚至想举家居此，一直想来饱览这山水风光，但未能如愿，今日好不容易能够尽情，偏偏此时王希又突然要离去，自己自然觉得怅然若失。这一层通过写对其美景的极度喜爱与眷恋，来反衬和烘托秋屏阁风光之美的令人不能忘怀。
这分明是在写景，而在实际上是借写游览景物时的同游之乐来写与王希之间的深厚情谊。这种同游之乐写得越充分，则朋友之间的友情就显得越深厚；友情越深厚，也就更值得自己珍惜。试想，风光如此之美，同游如此之乐，但同游者又要离去，从此天各一方，以后自己即便再来，即便美景依旧，也未必会有那种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同游之乐了。想到这些，能不为之“怃然”么？
行文至此，水到渠成，乘势揭示出全文的主旨：“嗟乎！潜之之去而之京师，人知其将光显也。光显者之心，于山水或薄，其异日肯尚从吾游于此乎？其岂使吾独也乎？”意思是希望友人不要在“光显”之后淡薄了山水之情，不再与自己游，使自己显得寂寞而孤独。暗自寄托了希望王希不要淡漠了和自己的友情的希望，但却始终不直说，而寄托在山水之情上，可谓是构思精巧，委婉含蓄，令人读后久久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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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曾巩传》评其文：“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
先大夫集后序
公所为书，号《仙凫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纪》者十卷，《清边前要》五十卷，《广中台志》八十卷，《为臣要纪》三卷，《四声韵》五卷，总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于世。今类次①诗、赋、书、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为十卷，藏于家。
方五代之际，儒学既摈②焉，后生小子，治术业于闾巷，文多浅近。是时公虽少，所学已皆知治乱得失兴坏之理。其为文闳深③隽美，而长于讽谕，今类次乐府以下是也。
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当此之时，太祖、太宗已纲纪大法矣，公于是勇言当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④当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忧怜百姓、劳心万事之意，而推⑤大臣从官执事⑥之人，观望怀奸⑦，不称天子属⑧任之心，故治久未洽。至其难言⑨，则人有所不敢言者，虽屡不合而出⑩，其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祸福动其意也。
始公尤见奇于太宗，自光禄寺丞{11}、越州监酒税{12}召见，以为直史馆，遂为两浙转运使{13}。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见知，初试以知制诰{14}，及西兵起{15}，又以为自陕以西经略判官。而公尝激切论大臣，当时皆不悦，故不果用。然真宗终感其言，故为泉州未尽一岁，拜苏州，五日，又为扬州，将复召之也。而公于是时又上书，语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龃龉{16}终。
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穷久矣，海内既集{17}，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烦碎，治财利之臣又益急。公独以谓宜遵简易、罢管榷{18}，以与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19}初，四方争言符应{20}，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阴，而道家之说亦滋甚，自京师至四方，皆大治宫观。公益诤，以谓天命不可专任，宜绌{21}奸臣，修人事，反复至数百千言。呜呼！公之尽忠，天子之受尽言，何必古人！此非传之所谓主圣臣直{22}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
公在两浙，奏罢苛税二百三十馀条。在京西，又与三司{23}争论，免民租，释逋负{24}之在民者。盖公之所试如此，所试者大，其庶几矣。
公所尝言甚众，其在上前{25}及书亡者，盖不得而集；其或从或否，而后常可思者，与历官行事，庐陵欧阳公已铭公之碑特详焉，此故不论，论其不尽载者。
公卒以龃龉终，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记；藉令记之，当时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欤？后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读公之碑与其书，及余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见其表里{26}，其于虚实之论可核矣。
公卒，乃赠谏议大夫。姓曾氏，讳某，南丰人。序其书者，公之孙巩也。至和元年十二月二日谨序。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