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中既有天然向善的倾向，也有天然向恶的倾向。那种虚荣、急躁、固执的性格还不是最坏的，最恶的乃是嫉妒以至祸害他人。有一种人专靠落井下石，给别人制造灾祸来谋生——他们简直还不如《圣经》里那条以舔疮为生的恶狗，而更像那种吸吮死尸汁液的苍蝇。这种“憎厌人类者”（rmsan-thropi）与雅典的泰门是正相反——虽然他们的园子里并没有一棵能供他人使用的树，却不能做栋梁。因为船是注定要在海里颠簸的，而栋梁却是必须能立定脚跟的。
善的天性有很多特征。如果一个人对外邦人也能温和有礼，那么他就可以被称作一个“世界的公民”——他的心与五洲四海是相通的。如果他对其他人的痛苦不幸有同情之心，那他的心必定十分美好，犹如那能流出汁液为人治伤痛的珍贵树木。如果他能原谅宽容别人的冒犯，就证明他的心灵乃是超越了一切伤害的。如果他并不轻视别人对他的不帮助，那就证明他更重视的乃是人心而不是钱财。最后，如果一个人竞能像《圣经》中的圣保罗那样，肯为了兄弟们的得救甚至甘于忍受神的诅咒；那么他就必定超越了‘凡人，而且有真正基督徒的品格了。
丝路花语
善良，说起来很简单，然而做起来却很困难，有些时候，善良需要割舍自己所爱，舍弃自己的应得利益，这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很多时候，并不是只有捐款多少万，做了多少慈善事才能表现出你的善良，善良表现在生活的点滴。比如你不动声色地把自己丰盛的午餐与家庭贫困的同学分享，在雨天将雨伞让给与你一道的生病的朋友……善恶无大小，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
话说谦让/粱实秋
必读理由
“谦让是一种美德。”这句话似乎是不变的真理。梁实秋先生的文章告诉我们，谦让应该在合适的场所、合适的时间，否则谦让只是一种虚伪的客套。
谦让仿佛是一种美德，若想在眼前的实际生活里寻一个具体的例证。却也不容易。类似谦让的事情近来似乎很难得发生一次。就我个人的经验说，在一般宴会里，客人入席之际，我们最容易看见类似谦让的事情。
一群客人挤在客厅里，谁也不肯先坐，谁也不肯坐首座，好像“常常登上座，渐渐入祠堂”的道理是人人所不能忘的。于是你推我让，人声鼎沸。辈分小的、官职低的，垂着手远远地立在屋角，听候调遣。自以为有占首座或次座资格的人，无不攘臂而前，拉拉扯扯，不肯放过他们表现谦让的美德的机会。有的说：“我们叙齿，你年长！”有的说：“我常来，你是稀客！”有的说：“今天非你上座不可！”事实固然是为让座，但是当时的声浪和唾沫星子却都表示像在争座。主人摆一张笑脸，偶然插一两句嘴，作鹭鸶笑。这场纷扰，要直到大家的兴致均已低落，该说的话差不多都已说完，然后急转直下，突然平息，本就该坐上座的人便去就了上座，并无苦恼之相，而往往是显得踌躇满志、顾盼自雄。
每次遇到这样谦让的场合；我便首先想起《聊斋》上的一个故事：一伙人在热烈地让座，有一位扯着另一位的袖子，硬往上拉，被拉的人硬往后躲，双方势均力敌，突然间拉着袖子的手一松，被拉的那只胳臂猛然向后一缩，胳臂肘尖正撞在后面站着的一位驼背朋友的两只特别凸出的大门牙上，咔嚓一声，双牙落地！我每忆起这个乐极生悲的故事，为明哲保身起见，在让座时我总躲得远远的。等风波过后，剩下的位置是我的，首座也可以，坐上去并不头晕；末座亦无妨，我也并不因此少吃一口。我不谦让。
考让座之风之所以如此盛行，其故有二。第一，让来让去，每人总有一个位置，所以一面谦让，一面稳有把握。假如主人宣布：位置只有十二个，客人却有十四位，那便没有让座之事了。第二，所让者是个虚荣，本来无关宏旨，凡是半径都是一般长，所以坐在任何位置（假如是圆桌）都可以享受同样的利益。假如明文规定，凡坐过首席若干次者，在铨叙上特别有利，我想让座的事情也就少了。我从不曾看见，在长途汽车车站售票的地方，如果没有木制的长栅栏，而还能够保留一点谦让之风！因此我发现了一般人处世的一条道理，那便是：无需让的时候，则无妨谦让一番，于人无利，于己无损；在该让的时候，则不谦让，以免损己；在应该不让的时候，则必定谦让，于已有利，于人无损。
小时候读到孔融让梨的故事，觉得实在难能可贵，自愧弗如。一只梨的大小，虽然是微不足道，但对于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其重要或许并不下于一个公务员之盘算简、荐、委。有人猜想，孔融那几天也许肚皮不好，怕吃生冷，乐得谦让一番。我不敢这样妄加揣测，不过我们要承认，利之所在，可以使人忘形，谦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谦让作为一种仪式，并不是坏事，像天主教会选任主教时所举行的仪式就蛮有趣。就职的主教照例地当众谦逊三回，口说“nolocpiscopari”，意即“我不要当主教”，然后照例地敦促三回，终于勉为其难了。我觉得这样的仪式比宣誓就职之后再打通电声明固辞不获要好得多。谦让的仪式行久了之后，也许对于人心有潜移默化之功，使人在争权夺利、奋不顾身之际，不知不觉地也举行起谦让的仪式。可惜我们人类的文明史尚短，潜移默化尚未能奏大效，露出原始人的狰狞面目的时候要比雍雍穆穆地举行谦让仪式的时候多些。我每次从长途汽车的售票处杀进杀出时，心里就想先王以礼治天下，实在有理。
丝路花语
从小我们就熟知“孔融四岁能让梨”的故事，谦让一直是中华文明得以传承的美德之一，我们都应当尊敬长辈，爱护幼小，不争功，不抢利。
谦让，从小处说能帮助我们塑造良好的性格与形象，从大处讲能让我们的社会更和谐。所以，我们要拒绝争抢，互相谦让。但是谦让要有节制，切不可因为谦让耽误时间，浪费资源，这就曲解了谦让的意义了。
与自己对话/【奥地利】卡夫卡
必读理由
卡夫卡的作品被一种深深的孤独感所笼罩，这种孤独在其他作家的作品里很难看到。读此文，你能理解他的孤独吗？
1910年初在我最近五个月的生活中，我什么也写不出来，我本该对此满意的，这种状态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取代，尽管所有力量都有此义务。在这五个月后，我终于心血来潮，再度想要与我自己对话了。当我真的向我自己提问时，我还总是给予答复的，总有东西可以从我这个稻草堆中拍打出来。五个月来我便是这么一个稻草堆，其命运似乎应该是：在夏天被点燃，旁观者还来不及眨一眨眼，便已化为灰烬。这种命运偏偏要落在我的头上！它落在我的头上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甚至对倒霉的时期我也毫无悔恨。我的状况不是不幸，但也不是幸福，不是冷漠，不是孱弱，不是疲惫，也不是其他兴趣。那么究竟是什么呢？我对此一无所知，也许与我写作无能有关。我相信我是理解这种无能的，却分明不知其因。比如说吧，一切闯入我脑子里的东西都不是有头有尾地闯入的，而是在什么地方拦腰截取的。谁有本事，不妨试试去抓住这些东西，试试去抓住一棵从当中开始长起的草，且抓住不放。有些人会这种技巧，比如日本杂耍艺人，他们在一架梯子上爬，这架梯子不是支在地上，而是抵在_个躺着的人的竖起力脚掌上，这架梯子也不是倚在墙上，而是悬空的。我不会这一套，更何况连用来支撑我的梯子的那样的脚掌也没有。这当然不能说明一切，这样提问题也不能令我开口回答。但每天按理说至少应该有一行文字是针对我的，就像人们现在用望远镜对着彗星一样。然而一旦我出现在那么一个句子面前，为那个句子所吸引，就像去年圣诞节期间那样，这时我就只能保持镇静，这时我真的好像踏着我的梯子的最上面一级了。但我的梯子是平稳地支在地上，靠在墙上的。可是那是什么样的地，什么样的墙！然而这架梯子却倒不了，于是它便被我的脚踏着往地上压，于是它托起我的脚朝墙上升。
1911年1月19日看上去我像是彻底完蛋了——去年我清醒的时间每天不超过五分钟，因此我要么就期待着自己从地球上消亡，要么就必须像一个小孩子那样从头开始（尽管这是毫无希望的）。现在从头开始会比那时候容易得多。因为那时候我才刚刚有点微弱的意识去追求一种表达方法，想使每一句话都同我的生活有联系，每一句话都在我的胸中起伏，占据我整个身心。刚开始时我是多么可怜（现在当然不大相同了）！那时写下来的东西里透出什么样的寒冷啊，它成天追着我不放！危险性那么大，不感到那种寒冷的时刻又是那么少，总而言之，这显然不能使我的不幸减轻多少。有一次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写两个互相斗争的兄弟，一个去了美国，另一个则留在欧洲的监狱里。开始我只是不时地在这儿写几行，在那儿写几行，因为我总是那么容易疲倦。有一次，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去看望祖父祖母，在那儿把常见的一种特别软的面包涂上黄油吃了个精光。这时我根据我的构思动笔描写那个监狱。当然，我当时这么做也许主要是因为虚荣，即想通过在桌布上把纸片推来推去，敲敲铅笔，在灯下四处观望，把某个人吸引过来，让他把我写的东西夺去，看看写些什么，然后对我表示赞赏。在那几行中我主要描写了监狱的走廊，特别是它的寂静和寒冷；关于那位留下的兄弟也写了一句同情的话，因为他是两个兄弟中的一个。
也许我有一阵感到这些描写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但那天下午我对这种感觉并不怎么注意。
因为我当时处在我已经相处惯了的亲戚中间（我是那么羞怯，以致在相处惯了的人们中间我能感到舒适一些），坐在我所熟悉的房间中的圆桌旁，总想着我很年轻，从目前这种不受干扰的状态出发我会干出大事业来的，一个老爱嘲笑人的叔叔终于从我这儿抽走了那张我只是轻轻地按着的稿纸，粗粗看了看，又递还给了我，连笑都没有笑，只是对其他几个用眼光迫寻着他的人说：“一般得很。”对我则什么也没有说。我虽然还坐在那儿，像先前一样俯在我那张毫无用处的纸上，但我实际上被一脚踢出这个社会了。叔叔的判断在我耳边不断响起，我觉得它几乎具有了真实的意义，从而使我得以在家庭感情内部也看到我们的世界那寒冷的空间，看来我必须用一把火来烧热这个空间，这把火就是我刚开始想要找的。
丝路花语
与自己对话，能让自己更清醒。在日益嘈杂的社会中，我们需要给自己一些独处的时间，倾听心灵深处的声音。与自己对话，会让自己的心灵更纯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