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会或机构，若期望辉煌的过去仍能保障他们不受科技演进逼迫，其命运只有失败并遭淘汰。
——鲁伯特·默多克
牧师家庭里走出的记者
与帕特里克的移民经历不同，鲁伯特的父亲凯恩·默多克是个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凯恩·默多克出生于1885年8月12日，此时的帕特里克来到澳大利亚还不足一年。帕特里克和安妮·默多克育有7个孩子。
凯恩是第二个儿子，排行第三。他从小就有口吃的毛病，情急时甚至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在学校，同学们常常嘲笑他，拿他开玩笑，害得他经常流着泪跑回家，这使得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很不幸福。
与帕特里克的传教士经历不同，凯恩·默多克从小就立志要成为一名记者，并终其一生从事传媒事业，这为鲁伯特的传媒帝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学毕业后，凯恩·默多克决定不上大学，并告诉父亲他的愿望是从事新闻业。帕特里克对此并不感兴趣，但还是给他的一个朋友，墨尔本《时代报》的老板西姆讲了。西姆给凯恩安排了一份工作，让他负责市郊一个叫马尔文的小区的新闻报道工作。
澳大利亚历史上的第一家报纸是《悉尼新闻与新南威尔士广告报》，于1803年正式发行。它是由当时英国派出的殖民总督提议创办的一家官方报纸。每周出版一期，每期四版，每份6便士。其主编为澳大利亚报业之父乔治·豪。乔治·豪原为英国《泰晤士报》的排字工。因为一次在布店的偷摸行为而被判流放，随库克船长的“囚犯船”来到澳大利亚。
由于当地无人懂得印刷技术，他的一技之长又使他当上了印刷工，为殖民当局印刷命令和通告，随后又启用他创办了这份官方周报。该报除刊载官方公告外，还报道当地新闻和欧洲消息。
1824年，澳大利亚又出现了第一家不受政府检查的报纸《澳大利亚人报》。其创立者为威廉·温特沃思和罗伯特·沃德尔。它的宗旨是为前流放人犯呼吁，争取正当的权利。不久，较开明的殖民总督布里斯班回国，接替他的是同情地主的达林。为了讨好地主富豪，达林加强了对报业的控制，规定报纸开业须经官方批准。凡被认为犯有亵渎罪和煽动罪的报人将被驱逐出澳大利亚境内，而且所有报纸都必须交纳印花税。报业的生存环境开始恶化。然而，尽管殖民当局控制严厉，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洗礼，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澳大利亚的报业还是有了较大的发展。1848年，澳大利亚有日报11家。
在澳大利亚新兴的近代报纸中，影响最大的有《悉尼先驱报》和墨尔本的《时代报》。《悉尼先驱报》创办于1831年，最初是周报，每份报纸卖7便士，比其他报纸都便宜。其内容和形式受英国报纸的影响很深，比较注重金融、商业新闻，以分类方式处理广告，在中产阶级中有一定的影响。到1836年，它已经从开始时的750份增加到1600份，而且增加到每周两期。1840年，该报从德国引进了一种新的半旋转式的印刷机，从而使它变成了日报，每天印刷3000份，价格也降到了6便士一份。
1938年，正值悉尼庆祝它建城50周年时，英格兰瓦尔维克郡的一个小出版商费尔法克斯仅揣着10英镑移民来到悉尼，他曾在《悉尼论坛报》工作，并自己出版了一份副刊。1844年，他买下了这份报纸，扩大了版面，并将名字改为《悉尼论坛晨报》。同时，他还引进了当时刚发明不久的科佩尔式印刷机。1856年的最后一天，他成立了约翰·费尔法克斯父子公司。这家公司垄断了悉尼报业许多年，一直到默多克的出现。
该报自创刊以来，有一百几十年的历史，是澳大利亚迄今仍在出版的最老报纸之一。
凯恩·默多克供职的《时代报》创刊时间则晚得多，它由约翰·库克兄弟于1854年创刊于墨尔本。两年后，其所有权转入西姆家族手中。该报从创办之日起，就几乎成了革命的喉舌，其主要的攻击目标就是澳大利亚的殖民总督，它宣称是“一份政治、商业和慈善性的报纸”，政治态度为“自由派，目的在于扩大自由公民权和发展代议制”。在内容上，《时代报》创刊之初，就显示出其维护贫苦工人利益，抨击殖民当局暴力行径的正义本质，结果导致广告商的联合抵制，被迫低价出卖。之后的《时代报》靠工人捐款，继续出版，仍不断指责政府和地方当局，批评腐朽昏庸的总督。1856年，西姆和戴维兄弟二人买下该报，增添了新设备，仍然不惜代价地反抗传统的权势集团。19世纪60年代，广告人有组织的抵制使它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该报以增加订阅量来弥补广告收入的损失。该报是坚定的自由派支持者，其权威与日俱增，逐步发展成为澳大利亚的首要报纸。值得一提的是，该报还是历史上第一批发起环境保护运动的报纸之一。它甚至宣称：“谁毫无道理地砍下一棵树，谁就在犯罪。”它还支持土著民族的权利，要求当局把强占的土地归还给他们。到20世纪初期，该报又为澳大利亚的独立而战。1966年，该报所属的戴维，西姆公司和约翰·费尔法克斯公司结成合伙关系，西姆家族对该报仍有巨大影响。该报注重对独家新闻、各种运动、新闻专栏的深入报道，该报被誉为“现代新闻事业中能作出最为简洁陈述的最后一个堡垒”。
在《时代报》期间，凯恩·默多克工作很努力，而且他发现，他的口吃往往还能够引起他所采访的人的同情。他生活得很节俭，甚至可以说是吝啬。他将每一分钱都存起来，为的是能够有一天到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并且想办法医治他的口吃。到1908年，也就是23岁时，他已经攒了500英镑。这笔钱已足够他买一张去伦敦的船票，以及一年的生活费用。
但是，仰慕已久的伦敦却使他大失所望，他的理想很快就破灭了。
在伦敦，他既没有找到能够医治他口吃的办法，也没有寻求到他理想中的事业，甚至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住房，交上一个诚实的朋友。远离亲人和家庭的凯恩·默多克感到孤独和压抑。他特别想家，别人给他写的引荐信毫无帮助，而且他发现根本无法跻身英国新闻界或治愈他的口吃。他孤身一人生活，自己在环形轻便煤气炉上用袖珍折刀烤面包吃。
他越来越想念他的家人。于是，他在伦敦痛苦地生活了一年多后，于1910年途经美国返回了墨尔本。
墨尔本的《时代报》重新给了他一份工作，到1911年年底，他的工资已经从以前每周4英镑涨到了7英镑。1912年，他又成了悉尼一份很活跃的晚报——《太阳报》驻墨尔本的特约通讯员和记者，他对政治越来越感兴趣，最仰慕的是两位工党领导人安德鲁·费舍尔和威廉-莫里斯·休斯。费舍尔也是他父亲帕特里克的朋友，在1908年-1915年担任澳大利亚总理。而休斯在1915年-1923年接任总理。他们对澳大利亚命运的信念鼓舞了年轻的凯恩·默多克，使他成为他们的思想观点忠实的崇拜者和追随者，凯恩·默多克不再将自己看作为一个苏格兰移民的后裔，而是一个“澳大利亚人”。
一封改变历史的信
1915年4月25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团的两个师在达达尼尔海峡加利波利的一个荒凉的岩岸登陆。他们遭到了由穆斯塔法·凯末尔指挥的土耳其军队的沉重打击，死伤达16万多人。谁应当为此血腥的屠杀负责？许多澳大利亚人认为是英国将军们的责任。这是传说的第一部分。而第二部分是，只有凯恩·默多克准备说出事实真相。
这个故事基本上是这么说的：年轻的凯恩·默多克一位勇敢的战地记者，因为对英国人的命令感到不安，奋不顾身地来到加利波利海滩，不禁被士兵们的痛苦和英国人的指挥无能惊呆了。他不顾英国人的“军事审查”，记录下了真实情况。结果，正如英国司令官所回忆的，对土耳其的战争被迫放弃了，英国的总指挥官被撤职，并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来调查此次战争。有时候人们甚至说，默多克导致了英国政府的垮台。这个故事需要研究，不仅它本身很有价值，而且凯恩，默多克对他唯一的儿子鲁伯特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澳大利亚派出了人数多达33万的志愿者，参加了一些激烈的战斗，伤亡率甚至高于许多欧洲参战国家。
1915年4月25日，协约国军队在奥斯曼土耳其的加利波利半岛登陆。协约国登陆部队主力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还有一个法国师和英印部队，共约七万八千人。协约国军登陆后遭到土耳其军的猛烈抵抗，加上登陆地形不利，损失非常惨重。经过旷日持久的战斗，协约国一直无法突破土军防线，被迫于1916年1月9日全军从加利波利半岛撤退。
协约国先后投入近50万部队，伤亡达26万余人。土耳其军亦投入50万部队，伤亡约25万余人。战役中共有七千六百名澳大利亚士兵和两千五百名新西兰士兵阵亡，两国因此将4月25日定为澳新军团纪念日。
1915年，凯恩·默多克被任命为澳大利亚一家新闻机构驻伦敦的记者和编辑，他父亲的老朋友、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安德鲁·费舍尔授权他在去伦敦的途中，在埃及停留一下，以便调查澳军关于他们的信件延误的抱怨。
在开罗，凯恩给达达尼尔远征军司令官汉密尔顿将军写信，要求允许他采访加里波利前线。他向司令官保证，将遵守新闻检查规定。汉密尔顿同意了。
1915年9月2日，凯恩到达了汉密尔顿将军的司令部，这是联军登陆后约4个月。汉密尔顿后来回忆时说：“一位眼珠黑黑的、思维敏锐、很会讲话的年轻人，他说他对士兵和战斗一无所知。”他还对汉密尔顿解释，他对澳大利亚的责任，以及为什么用笔比用来福枪做得更好。这些使这位英国将军感到有些不舒服。
凯恩在那个地区呆了不到一周，大部分时间呆在记者站里。在那里，他与伦敦《电讯报》的记者埃里斯·巴菜特混得很熟，成了好朋友。巴莱特同样也是一位不同寻常的战地记者，消息灵通，他将自己听到的所有重要消息都记录下来，并透露给凯恩。
一天，巴莱特告诉凯恩，他准备给英国首相赫怕特·艾思奎斯写封信，抗议这场战争的指挥情况，并将此信的副本给了凯恩一份。但是，不幸的是，汉密尔顿知道了该计划，他驱逐了巴莱特。此时，凯恩已经离开了前线。于是，汉密尔顿又给伦敦的战争办公室打电话。当凯恩到达法国马赛港时，他遇到了一位英国情报官员，这位官员迫使凯恩交出了那封信和记者证。
在紧急情况下，凯恩给自己的总理费舍尔写了一封长信，这是一份非常有力的文件。这封信的语言尖刻，夸大其辞，有许多不实之处，将伤亡夸大了40%。他在信中还没有根据地指责英国军官，说如果士兵掉队，他们就“朝自己人开枪”，说他们把年轻人投入了战争游戏，这些士兵忍受着肉体和精神的折磨。“我不应评价汉密尔顿，但事实是明摆着的，有无数的事例可以证明他的无能，他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以无能来谋杀。”与此相反，他赞扬了澳大利亚人，“我可以告诉你许多关于澳大利亚军队的真实情况。”
凯恩原打算只把他的信给澳大利亚总理，但在伦敦，他将他的故事告诉了《泰晤士报》的一个编辑。该报的老板是洛德·诺斯克利弗，他于1908年买下了《泰晤士报》，成为最早的报业大王之一。他一直反对英国政府在达达尼尔的角逐，而这位记者的信，成为诺斯克利弗用来向政府施加压力的工具。
在诺斯克利弗的鼓动下，凯恩将他给费舍尔的信的副本寄来了，成为一份内阁文件。经过英国内阁的讨论，认为凯恩的信虽然有一些错误，但必须采取某些行动以改善达达尼尔的情况。
尽管汉密尔顿将军力图证明这封信里所说的许多情况都是不真实的，但他还是被撤换了，取代他的是查尔斯·蒙罗将军。不到3个月的时间，澳大利亚军队从这个半岛撤出了。很难估价凯恩这封信的影响。这一系列事件使凯恩在伦敦和澳大利亚都成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
幸运的是，直到凯恩去世15年后，这封信才被公开发表。他后来也承认，他犯了一些错误，夸大了事实，并为此感到遗憾。从他第一次访问英国时，他就对英国人非常痛恨。当时，他在伦敦没有找到医治他口吃的办法，又没有工作，他把罪责推到了英国人身上，而澳大利亚士兵在距离海滩三英里远的地方“遭受屠杀”也加深了他的这种仇恨。
1989年，当鲁伯特被问及他父亲的那封信时，他回答说：“这看上去也许不公平，但那封信，确实改变了历史。”
1990年3月3日，伦敦的《泰晤士报》刊载了两篇长文，纪念加里波利登陆战役75周年。第二篇文章的标题是《终止了一场战争的记者》，颂扬凯恩·默多克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称他“几乎是一手停止了战争”。
由于他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凯恩在澳大利亚成了一个著名人物，一座纪念碑。他的儿子鲁伯特·默多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长大的——他的父亲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了不起的英雄。
20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最有名的作家西德尼·诺兰曾描述过加里波利的故事，“作为现代澳大利亚伟大的里程碑，是当时澳大利亚人都经历过的感人至深的事件”。20世纪80年代，鲁伯特资助拍摄了一部爱国主义影片《加里波利》。凯恩在伦敦度过了战争其余的时间，他对他的“杰作”自鸣得意。
国玎成
在比利-休斯接替安德鲁·费舍尔担任澳大利亚总理之后，他任命凯恩-默多克为澳大利亚驻伦敦首席非官方通讯员。当休斯来到伦敦时，凯恩举行了超级私人晚会，有劳埃德·乔治和诺斯克利弗参加，凯恩的感觉简直是妙极了。诺斯克利弗勋爵将那些难以抵抗的通俗的诱惑元素引进了他的报纸，这些元素在各伦敦小报，甚至今天的福克斯电视网和《纽约邮报》都随处可见。那种典型的标题就像这样：“狗会犯谋杀罪吗？”“为什么犹太人不踩脚踏车？”他认为：“办报的目的就是要赚钱，让它讨论大众关心的事情，让它满足公众的需要。”从诺斯克利弗那里，凯恩学到了许多报业知识，例如大规模办报的发行技巧。他后来将这些知识用于自己的事业，并传授给了他的儿子鲁伯特。
凯恩·默多克在第一次访问伦敦时，曾在1909年的帝国新闻联盟会议上见过诺斯克利弗，但当时他还没有机会认识诺斯克利弗。他给父亲写信说，原因是他“没有一件像样的礼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