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贯通中国人性的36个管理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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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管理细节之二十一

适度施压,逼部下勇挑重担

管理背景之二十一:得过且过,不思进取

小农社会讲的就是“知足”两个字,地就那一亩三分,赶上丰年出八担谷,碰上灾年六担半;人就这五六口,吃饱了也没其他的事可忧心;猪一年只能喂七八口,鸡也就那一群;迎来送去的也就那几个客……总之一切都是稳定的,缓慢的,可预测的,所以希望也就那么大,目标也就那么多。

君不见,直到今天,“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还是许多中国农民的理想状态,有了这些他们就美滋滋的了。

受小农意识的影响,中国人特别讲究要“无欲”,要“不贪”。“知足常乐,能忍则安”,“祸莫大于贪欲,福莫大于知足”都是咱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名句”了。

而外国人所熟悉、称道的竞争意识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中则是受到贬抑的。

“这山望着那山高”,“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这些话用现代观点看来并无不可,甚至是自然而然的,但是,直到现在还有许多花岗岩脑袋以为这是大谬而不然。

《嘹望》杂志曾刊登过河南商城悬河口村老农王驾运的中堂诗一首:

“依山傍水,瓦屋几间,朝也安然,暮也安然;耕种几亩责任地,种也由俺,管也由俺,丰收靠俺不靠天;大米白面日三餐,早也香甜,晚也香甜;的凉的卡身上穿,长也如愿,短也如愿;人间邪恶我不干,坐也心闲,行也心闲;晚间妻子儿女话灯前,古也交谈,今也交谈;安民政策喜心间,如今娱乐在人间,不是神仙,胜似神仙。”

在王老汉的眼里,这便是“赛神仙”的日子了,如此看来,当今中国的“活神仙”还真不少,人们孜孜以求去争小康,简直是发了热昏了头了。

但还真有人感冒这首诗,日本姬路市书写美术协会会长福田一郎先生见了这首诗大受感动,不远千里来到中国,与王老汉成为朋友,中国记者顺口一捧,也就称这位中堂诗的作者为“农民外交家”了。

这种故事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可以,其精神要作为榜样则谬之甚远。

日本富甲世界,有车有房的人是大多数,大学文凭成了基本要件,锦衣华服之后,富足之余,不免生些竹篱茅舍,小桥流水之叹。但当日本人处于物质匮乏的时候,他们都在玩命地工作,拼命地赶超。日本前首相吉田茂说:“我们总是盯住山坡上的那朵云。”日本人的步速到今天还是世界上最快的,他们也掌握着世界上顶尖的十项技术中的两项。

作为一个民族,日本可以知足了,但他们不肯知足;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绝不能现在知足,但许多中国人人都信奉“知足常乐”的古训,我们是不是该多想一点赶超?

许多中国人都表现出“三无”倾向,即“无兴趣,无所谓,无意义”。

所谓“无兴趣”,即认为什么东西都“没意思”,没有做事的热情。有些中国人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对什么都没有要求,对什么都引不起热情,对什么都没劲。

经常有些有抬着个懒懒的眼皮说:“上班?上班没劲,没什么好干的。下班?

下班什么都没有干,也没劲。上班干不好,受领导批评,没劲;干得太好,受别人嫉妒,也没劲;只好应付了,干得既不好又不坏,但这样子的对付,更没劲。”

人一旦没有了兴趣,社会情绪冷漠,情感萎缩,整天无精打采的,对世界自然会采取逃避、厌烦的态度,这样的人又怎么可能表现出进取心呢?

所谓“无所谓”即对任何东西都不承担责任,对任何事情的结果都抱冷漠的态度。有些人对工作无所谓,对事业无所谓,对家庭无所谓,成功了无所谓,失败了也无所谓,受赞扬无所谓,受了批评也无所谓,总之,对一切的一切都是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虚无态度。

他们对一切都拒绝参与,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世间万物,这种游戏人生的态度使他们不思进取。

所谓“无意义”,即对任何东西的意义都持怀疑态度,所以认为什么都不值得去干,有些人标榜看破红尘,把世上的一切都看成是“演戏”,认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生的活动无非是争名夺利,而自己则不愿“同流合污”,不愿奔波于功名之间,于是,就走极端,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毫无意义。

这样人既然自认为把一切都看透了,那他们自然就不会有进取心了,于是就在世界上混日子,过一天算一天。“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是什么造成了这些人的得过且过,不思进取和“三无”呢?

一是中国几千年小农社会形成的传统意识。中国一贯重农抑商,朝廷对商人政治上进行压抑,制度上进行排挤,经济上进行压迫,人格上进行贬低。商人的家产没有保证,对于事业发展的动力不大,所以商品经济在中国难以壮大,其竞争机制不能在中国扎根。

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一贯强调勤俭持家,安贫乐道。不强调如何开源,而重在如何节流。中国人最喜欢听的故事是愚公移山,精卫填海,悬梁刺股,夸父追日之类,以为只有辛勤工作才是根本,而把科技创新一贯斥之为“奇技淫巧”,不愿采用。这种排斥科技创新的做法也使中国人远离了进取之途。

三是中国现今的体制仍然在一定的程度上排斥竞争。砸破“三铁”的工作虽然已经展开,但“三铁”留给人的消极影响却是短时间之内难以消除的。中国人的进取心没有在制度上得到鼓励。

如果一个民族的成员都采取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都认同安贫乐命的信条,都认为“现在比过去好一点就应知足常乐”,那么,如何形成一个积极进取的民族文化心理环境?如何发展和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如何全方位地推动中华民族的发展?

中国人还是需要加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抱着对生命负责的态度,无论如何也不能随意地“安”,盲目地“乐”!

认识中国人

国人一般比较认同“知足常乐,能忍则安”这种消极避世的态度。这是小农社会留给中国人的一份思想意识上的遗产,上至乾隆帝,下至阿Q都认为“中国就这样了,我就能这样子了!”

相应管理对策:给部下压担子

有些员工得过且过,不思进取,就个人而言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没有进取心,缺乏工作的动力;二是没有压力,做不做都一样。

针对这一特点领导一方面应当改革机制,对于积极进取的员工进行奖赏,以激励员工努力工作,积极创新。另一方面,领导可以施加压力,逼出人才。

其实每个士兵都有成为元帅的可能,关键是看他有没有—个能逼他成才的上级。

有些下属精力充沛,足智多谋,但由于没有压力,因此就会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纵然有好的素质,也在实际工作当中成绩平平,也无起色。

如果下属在没有压力的状态下时间一长,必会惰性大发,懒散成性,影响整个公司的效率和干劲。

对于这样的部下,一定要施加压力,用掉他的过剩精力,一来可以提高公司效率,二来可以满足部下个人的成就感,一石双鸟,成绩斐然。

人才都是逼出来的,越多的挑战,越加速逼迫其成为有用人才。

据权威研究显示,工作越忙碌,员工能力提升越快;工作多而人员少,员工不得不寻找最有效率的工作方法。如果任务紧迫,大家就不能再懒懒散散、得过且过,而必须设法使速度加快。大家只得加强合作,加快与其他人的配合。

工作是培养人才的动力,忙碌则是培养人才之母,冗员太多的单位,三个人当一个人用,大家整天无所事事,懒散的气氛互相传染,这样非但不能造就人,反而使人才变为庸才,加速人才老化。

比如,王经理的秘书班子原有四人,由于公司采用了现代化办公设备,使原有的工作量大大减少。由于没有了工作压力,大家就都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了。

于是四个秘书把任务互相推诿,彼此间也明争暗斗,互不配合,这一来反而使不很多的工作被延误了很久。

在这种情况下,王经理当机立断,将其中三人调到人员相对缺乏的行政部。

如此一来,剩下的一人每日忙于工作,把工作处理得井井有条,业务能力不断提高,其他人由于有了新的职务,工作热情大增,再也无心相互争斗了,于是整个公司的面貌大为改观。

可见,一个领导必须牢记,加大压力,促其忙碌最能出人才,当部下每个人都有事可做时,整个组织就会呈现出一片繁忙且生机勃勃的景象。每个人的精神面貌会大大增加,个人的业务能力也会有所提高,组织的风气会不断改善,其效率自会不断地提高!

但是,利用压力逼出人才时也要注意到两点:

一是要注意加量适度,遵从适量原则。

人不是机器,他的心理和生理的承受量是有限的,因此,领导不能一味增加工作量,不管部下的死活,否则部下的能力没有得到提升,却有折损部下的危险,这种管理就是不成功的管理了。

二是要注意劳逸结合,要适时为部下提供度假和休息的机会。

部下能从充实的工作中得到快乐和成就感,但为了进一步促使其激发热情,还要对其体力和精神适当投资,适量的休息机会既会提高部下的[作效率和工作热情,又能为领导树立起“仁慈”的形象,这一来又可增进上下的团结,有利于顺利管理。

锦囊妙计

不思进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小农社会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没有压力。要激发下属的干劲就必须适当地加大他的工作压力,用压力逼出人才!

经典管理实例

曾国藩给李鸿章层层加压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条古训人们道明一条真理:如果人活在安逸舒适的环境中,没有外界压力,那么他的生命力也必然萎缩。

同样,对于部下来说,一旦工作顺心,生活富足,部下便满足于这种安逸生活不图进取。这既影响了部下原有潜力的发挥,使之失去成为最优秀人才的机会,同时,更影响集体最大限度的发展。

所以,领导者就要担起责任,防止部下得过且过心理的产生,采用给部下压担子的方法给其增加压力,保持其积极性,从而造就一代贤才。

曾国藩在造就人才时,就注意给部下增加压力,促其奋进。从某种程度上讲,李鸿章的成才就缘于此。

1859年,李鸿章投奔曾国藩,以图发展,师生相见,曾国藩非常高兴,二人畅谈国家大事。

曾国藩曾多次当众夸奖李鸿章天资聪明,文才出众,且胸有大志,非常人可比,他打算细心点拨,造就英才。

但经常褒奖必然使人产生自满心理,尤其李鸿章原本心高气傲,这使得曾国藩以为有必要煞其傲气,帮他改掉生活懒散、没有规律的毛病。

因此,刚开始他并没给李鸿章分配要职,而只让他做了一个小小的文书,来为其增加压力,逼其奋进、完善自己。一次,他又把李鸿章叫到身边说:“你来到我的幕下,我有话告诉你,我这里崇尚一个‘诚’字。”语罢扬长而去。李鸿章理解老师的用意,从此不再抱怨文书之职之卑微,并开始养成有规律的生活习惯。

曾国藩这样给部下压担子,逼其改掉缺点的做法使李鸿章逐渐老成起来,年轻气躁的习惯改掉了,而成为一个思考审慎,富有条理的贤才,不断显示出其才华。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攻下天津,直逼北京之时,曾国藩征集幕僚意见,大部分人都主张派兵北援,只有李鸿章建议暂时按兵不动,以观其变,这种建议被曾国藩采纳。不多久,中外“议和”,证明李鸿章的预料是完全正确的。从此曾国藩对李鸿章更加重用,多加教诲。

曾国藩虽然对李鸿章赞赏有加,但为防止其骄傲自满之病复发,仍不断给其加担子,防止他恃功而骄。这样,1860年,当太平军攻破清朝的江南江北大营后,江苏被占,急需有人保卫上海。这事关系重大,曾国藩终于把这副担子压在了李鸿章的肩上,让其参加实践。他命令李鸿章招收精兵五千,并赴上海。

李鸿章也未辜负曾国藩的良苦用心,他对军队了如指掌,对将帅的特点也如数家珍,保证了其用兵的有效性。不久,就打下苏州府,扩充了自己军队。

李鸿章最后官至中堂,并以“兴办洋务”在历史上留名,这不能不说是曾国藩悉心栽培,苦压重担,逼其成才的结果。

高招解析

领导者对部下临危受命,发挥部下潜力是压担子的重要方式,但要在部下性情及习惯上给部下压担子,促其改进,为以后挑重担打下基础也是压担子的重要方面。曾国藩改掉李鸿章高傲性格,让其从小职做起,并为其改掉不良生活习惯,最终形成李鸿章严格要求,胆大细心考虑周到的性格,成为朝廷的栋梁之才。

潘石屹的末位淘汰制

可以肯定地说,潘石屹给房地产行引来了很大的关注度。各种媒体长时间爆炒使他的知名度极高,形成了房地产行业内独特的“潘石屹现象”。另外一点,就是他发扬光大的末位淘汰制销售模式。

1998年8月,潘石屹认为发广告单有损楼盘和企业形象,决定取消发单制,同时招了一批经验丰富的销售人员,组建5个销售组,采取末位淘汰制。一个季度算一个赛季,从一线的销售员到销售总监,最后面的人都要淘汰出去。总结后,谁是最差的谁走人,这个月做得最好的,就上来。其目的是通过末位淘汰制这样一种强势管理,给予员工一定的压力,激发他们的积极性,通过有力的竞争使整个单位处于一种积极上进的状态,克服人浮于事的弊端,进而提高工作的效率和部门效益。

在这个销售体制下,潘石屹培养出了一大批房地产营销人才,而S。H。中国的销售也是一路水涨船高。

但正如潘石屹自己说的那样,“我们看到了‘末位淘汰制’的一些弊端,人们竞争意识增强了,合作意识减弱了”。

1999年8月,公司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重大事件:邓智仁利用潘石屹的末位淘汰制度的压力,挖走了现代城23名销售,其中还有四名销售总监。

但是,也正是末位淘汰制给了潘石屹一大批专业水平差不多的,可替代的销售。当事件发生后,潘石屹把所有的销售主管全部叫来了,第二天全部提升为销售总监。

万科实行了末位淘汰制度,使公司创造了奖励先进,惩罚落后的业绩文化。

高招解析

给部下压担子应注意:

领导者采取压力管理绝对必要,但切记应施压有度,且要给予必要的奖励措施。施汤圣平,一位华为公司的前员工在《走出华为》一书中说,“华为把发钱不仅当作一个结果,而且作为一个过程让员工知道公司的战略、公司的导向、自己的价值、自己的优点和不足以及未来的发展……不只是发钱,只要事关评价,比如季度的例行考核、劳动态度评定、任职资格认证,你的主管都会和你沟通,告诉你考核结果的由来,优点在哪里,不足在哪里,甚至还要制定详细的绩效改进计划。”

名人谈中国人性格:林语堂谈知足常乐[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任教于清华。1923年获德国菜比锡大学博士学位,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66年定居台湾。]

无论是知识阶层还是劳苦大众,都有这种快乐知足的精神,这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渗透的结果。

知足与“和蔼”、“和气”等词语相类似,新年都被写上红纸,贴上大门。知足是劝人中庸,它也是“有福莫享尽”这种人类智慧的一部分,类似明代某位学者所谓“享清福”。老子有句格言至今流传:知足不辱。另一个说法是“知足者常乐”。

西方人寻求幸福的态度是积极的,中国人的态度却像犬儒主义那样消极,幸福最终总被降低到个人基本生存需要的水平。

中国人并没有像第欧根尼走得那么远,中国人在任何事情上都不会走得很远。知足的哲学思想,给了他们追求幸福的消极方法。

下定决心从生活中获取尽可能多的东西,并且渴望享受已有的一切,万一得不到也不感到遗憾:这就是中国人知足常乐这种天才的奥秘。

——摘自《中国民族性》,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