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贯通中国人性的36个管理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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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管理细节之四

制度至上,不以偏好搞特殊

管理背景之四:特殊化心态

两三千年的封建社会等级制度,讲的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统治者强调的是一种特权,一种凌驾于法律、规章制度之上的特权,他们因人论罪,礼为尊上卑下、刑为宥贵残贫的封建特权阶层的私器,也即俗话说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霸权。

因此中国人只要有了权,或者跟权利沾了边,便不由自主地想搞特殊,为了自己的方便违反制度。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心动摇,“裙带关系”、“亲戚关系”

大行其道;“溜须拍马”、“攀关系”、“走后门”盛行,结果导致领导的决策不能令出必行,执行力大大减弱。

三国时期,诸葛亮挥泪斩马谡。马谡是他的好朋友啊,而且杀人的权力在他手上,他当然可以选择不斩。但是结果马谡还是被斩了,因为诸葛亮很清楚:马谡被斩虽然让蜀国失去一员干将,他自己失去一个好朋友,但是一旦对马谡搞特殊化,不杀他,那么军法的权威性就要大打折扣,这样造成的后果将更恶劣。

公司的制度如同诸葛亮的军法,必须被不折不扣地执行,公司的制度一旦不被重视,很可能会一步步走向失控的边缘。执行力也日渐衰微。

可是即使是在我们的现代企业中,领导者还是经常地搞特殊化。破坏制度的入往往就是制定制度的人,有时甚至就是老板本身。比如大厅中明明写着“请勿吸烟”,可是烟瘾上来了,老板随手就抽了一支。老板抽烟,别人敢讲什么啊?那样的后果就是明天经理烟瘾来了也抽一支,后天主任烟瘾来了也抽一支……长久下去,大厅就成了吸烟区了。所以,虽然很多领导口口声声说要搞团队建设,却把自己排除在外,不按照团队精神去做。再好的制度也须在执行的基础上才有意义,否则就是一堆废话。

我们缺的不是规则,缺乏的是不折不扣地贯彻规则的决心和行动。事实证明,制度制定以后关键是执行,再好的制度,没有人去执行或执行力不到位也是没有用的。

相应管理对策:以身作则,用榜样来引导但如果能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不搞特权,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那就会大大提高执行力。

中国人笃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管子·心术篇》中说:“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治也者治心,安也者安心。”这里实际上已提出了心治为管理之要的思想。在这种治心思想的指导下,中国领导学也格外地重视精神作用,认为领导者表率的力量对个体精神会产生强大的引导作用。孟子也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领导者树立的榜样可以对下属起到非常大的激励作用,甚至于可以代替刑法而发生作用。

也因此,在正史上,对那些精忠报国忍辱负重的“君子”,大力宣扬,使之成为榜样,成为万众行动的参照系,万众学习、崇拜的楷模;而对那些不忠不孝的“小人”,极力贬斥,使之为民痛恨,态度爱憎分明。这种教育极大地激励人们去做“君子”,从而在国家、组织中产生一种具有很强凝聚力的整体精神。

古人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作为组织的管理者,自身的规范表率作用对周围员工积极性的调动起着直接的、重要的作用。领导者要想管好下属必须以身作则,示范的力量是惊人的。一旦通过表率树立起在员工中的威望,将会上下同心,大大提高团队的整体战斗力。得人心者得天下,做下属敬佩的领导将使管理事半功倍。

榜样是人们在精神和行为上学习的人物,是具有代表性的,但他不是僵死的“样板”,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圣贤,而是从人们的群体行为中孕育、成长起来的,被群体公认为思想进步、品格高尚、工作出色的人。只有这样的榜样,才能受到大家的敬佩、信服,才能具有权威性。那种仅凭个人的好恶,人为硬性拼凑、拔高的榜样,不仅起不到激励作用,反而会引起人们的反感,挫伤人们的积极性。

因此,作为领导者,在进行管理时一定要依章办事,严明号令,依据规则处理一切事务,强调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而不要因为自己的任何偏好就搞任何特殊。

只有这样你的团队才能够上下一心,赏罚分明。同时也要注意不要搞越权管理,而应逐层放权,一切均依据制度规定行事。

另外,在树立榜样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实事求是地宣传榜样的先进事迹,激发下属学习榜样的动机;二是要引导下属一分为二地看待榜样,防止机械地、形式主义地模仿;三是要分析榜样形成的条件和成长过程,为下属指明赶超榜样的途径;。

四是要关心榜样的成长,使之不断进步;五是要保护榜样,对那些中伤打击榜样的错误言行要进行批评教育,防止狭隘和嫉妒心理的产生。

锦囊妙计

领导者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那就会大大提高执行力。如果仅凭个人好恶行事,就会使制度不能很好地执行下去。

经典管理实例汉文帝重用不搞特殊的周亚夫汉文帝后六年(公元前158年)冬,匈奴骑兵分两路侵犯边境,一路侵入上郡,一路侵入云中。匈奴6万多骑兵,来势迅猛,沿途掳掠。防守边境的将士,已有好多年不习军事,没有打过仗了,突然听到匈奴骑兵南侵,完全没有思想准备,顿时慌了手脚,忙举起烽火,向远近各处报警。就这样一处举烽,各处并举,火光冲天,一直传到甘泉宫。

汉文帝听到警报,急忙派将统率三路兵马驻扎在长安附近,准备以逸待劳,迎击前来进犯的匈奴军队。河内太守周亚夫率领一支大军驻扎在长安西南的向都;宗正刘礼率领一支人马驻扎在长安东边三十里的霸上;祝兹侯徐厉率领一支军队驻扎在长安北边的棘门。三路大军成鼎足之势,守卫长安。

为了鼓舞将士的士气,汉文帝乘车亲自到各处慰问。他先到霸上,再到棘门,都是径直进入军营。刘礼、徐厉两位将军,深居帐内,直至为汉文帝出行清道、禁止行人来往的卫队已经进入营里之后,才急匆匆出来迎接,因此,脸上都带着惊慌的神情,显得紧张不安。汉文帝虽然看在眼里,但也不加责备,简单慰问了几句就走了。两营将士,统统送出辕门,拜辞车驾,然后才回到营中。

但文帝来到向都军营,情况就大不一样。当汉文帝的车驾来到时,远远地就望见营门外面,甲士森列,或持刀,或执戟,或张弓挟矢,如临大敌,一派战争气氛,真是戒备森严。汉文帝从没见过这样军容整齐、斗志旺盛的队伍,不禁暗自称奇,便叫打前站的随从前去通报。

不料守营兵士却端立不动,喝令停车,并正气凛然地拒绝说:“我等只听将军令,不听天子诏!”打前站的随从只好返回报告汉文帝。汉文帝便亲自驾车来到营门前面,结果也被守营兵士阻拦住,不让进去。汉文帝没有办法,只得取出符节,令随从人员持节人营通报。

周亚夫接见来使后,传令开门。守营兵士接到周亚夫命令,方将营门打开,放人车驾。进去的时候,守卫营门的军官郑重地对文帝的随从人员传达军令说::“将军有令,军中不得奔跑!”

汉文帝听了,也只好拉着缰绳慢慢地走。到了营门里面,才见周亚夫披甲佩剑,从容出迎。周亚夫作了一个长揖,说:“甲胄之士不拜,臣照军礼施行。请陛下见谅!”文帝听了,大为震动,在车上严肃地进行答礼,并让人宣诏说:“皇帝敬劳将军。”周亚夫带着将士,肃立两旁,鞠躬称谢。

慰劳完毕,文帝离开军营。周亚夫仍将营门关闭,队伍严整如故。随从的官员都感到十分惊讶,认为周亚夫目无君主,实在是胆大妄为。汉文帝却赞叹说:“这才称得真将军了!那霸上、棘门的将士,如同儿戏,若被敌人袭击,恐怕连主将也要被擒,哪里比得上周亚夫那样严谨、无懈可击呢!”一个月之后,便拜周亚夫为中尉。

公元前157年,汉文帝病重,把太子刘启叫到床前叮嘱慰问周亚夫可以信任,命其将兵。文帝死后,周亚夫被拜为车骑将军。汉景帝刘启即位后第三年,即公元前154年,以吴王刘濞为首的诸侯带兵叛汉,爆发了七国之乱,形势十分危急。这时,汉景帝想起了汉文帝临终的嘱咐,便命周亚夫为太尉,东击吴王刘濞和楚王刘戊。

周亚夫率精兵大破吴、楚军队,斩了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自杀。之后,他又率军去援助攻打另外反王的汉朝军队,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平息了吴、楚等七国的叛乱。

在平定七国的叛乱当中,周亚夫出奇制胜,立了汗马功劳。这固然是汉文帝巡营向都慧眼识“真将军”重用其能的结果,而周亚夫严明军纪,执行到位,令出必行更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高招解析

实施以身作则,用榜样来引导时还要注意:

当下属对领导者的特权行为做出抵制行为时,领导者一定要有充分的雅量,包容下属的“冒犯”o当周亚夫不对汉文帝的特权作特别处理时,汉文帝不怒反喜,充分显示了他作为帝王的雅量。

霍英东不搞特殊化

2006年10月28日,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多位中央领导人、香港各界名流以及霍英东生前友好出席追悼会。霍英东先生爱国爱港、热心公益,他的逝世是国家及香港的重大损失。

霍英东先生出生寒门,但他何以能够以杂货店起家挣来30亿美元的资产呢?

这与他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的行事风格密不可分。

有一次,中山大学前校长,曾汉民教授和其他专家一起到南沙参观学习,中午霍英东先生提出和他们一起在职工食堂与员工就餐,吃同样简便的套餐。“他兴致勃勃,谈笑风生,给我们讲些小故事,这些小故事里都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感悟。他说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做生意,应该去搞专业,更实实在在地对社会作出贡献。”曾汉民教授这样说。

霍英东先生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的形象对他的员工更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广州白天鹅宾馆客房部的一位员工说,霍先生生活特别简朴,吃得清淡,喜欢运动,一件睡衣穿了好多年,都没舍得换。另一位员工则表示,霍先生从来不因自己是老板就搞特殊化,他每次出去游广州的夜景时,从来不让警车的警笛开着。

驻店经理王勇对第一次见到霍英东先生的情景记忆犹新。1983年8月6日,白天鹅正式开业时,王勇还只是一个普通的保安人员,那时他初见霍英东先生。

“当时感觉他好平易近人,虽然他是酒店的副董事长,但连自己上电梯,都不要搞特殊待遇,一切以客人为主o"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坦言:“微软在未来10年内,所面临的挑战就是执行力。”IBM总裁鲁·郭士纳认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和管理者应该具备三个基本特征:明确的业务核心、卓越的执行力和优秀的领导能力。”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一个企业的成功,30%靠策略,40%要靠执行。显然,执行要比策略(战略)更重要。,你可以不去挖空心思地进行流程再造、搞模式创新,只需要像绝大多数企业那样采用尾灯战略步人后尘,但是,你不能缺乏企业为完成战略目标所应具备的执行力!

即使你靠某种独创的经营模式,拉开了与竞争对手之间的距离,但若执行力不够,就一定会被模仿者追上!

领导以身作则是确保属下执行力的关键。

高招解析

实施以身作则,用榜样来引导时还要注意:

仅有战略,并不能让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而只有执行力才能使企业创造出实质的价值。失去执行力,就失去了企业长久生存和成功的必要条件。没有执行力,就没有核心竞争力。霍英东先生凭着自己强大的人格魅力打造了自己的财富王国。

名人谈中国人性格:孙隆基说中国人的特殊化倾向

[孙隆基:1945年生于重庆,在台湾受大学教育,获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后赴美深造,于明尼苏达大学专攻俄国史,获硕士学位,转赴斯坦福大学攻东亚史,获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加拿大等多所大学任教。]

在中国文化里,既然超然于特殊化人情渠道——尊卑、长幼、亲疏以外的“人格”观念很难浮现,自然就不可能导引到“人格平等”的观念。

这个“深层结构”的形态,可以一直上溯到“周官”时代。《礼记·曲礼》说: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就很明显地界定了两种不同性质的人类。

“礼不下庶人”的情形,一度是普遍存在的。在前面已经说过,一些招待外宾的地方,老百姓是不准进去的,干部则可以出入自如。的确,在传统时代,“礼部”

是主办科举取士——亦是册封中国式贵族的部门,同时也是接待外宾的外交部。

这类礼遇,老百姓都是沾不上边的。

至于司法部,在西方叫做“正义部”(Minstry of Justice),在传统中国则叫做“刑部”,因此,“司法”就有点接近“司刑”,其对象就是一般老百姓。至于特殊身份的人,犯了法往往无须与庶民同罪。在传统时代,就出现过“以官当刑”的措施,亦即是用官职去抵消或减轻刑罚。

至于“刑不上大夫”,在《周礼》中就有很具体的说明,在《秋官》“小司寇”条下,就规定有8种在法律面前有商讨余地的特殊关系,叫做“八议”:一日议亲之辟,二日议故之辟,三日议贤之辟,四日议能之辟,五日议功之辟,六日议贵之辟,七日议勤之辟,八日议宾之辟。”(“辟”是“法”的意思)郑玄的解说,凡是这8种关系,“其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亦是说,这类人犯了法以后无须照刑书上的规定惩罚,而是可以经过磋商以后才量刑的,而一般来说,量刑总是从轻。孙治让《正义》日:“盖凡人八议限者,轻罪则宥,重罪则改附轻比,仍有刑也。”

在这8种特殊身份中,“亲”是指宗室,亦是皇亲国戚,“故”是指当权派的旧知,“贤”是指有廉吏名声的人,“能”是指有道义者,“功”是指有大勋、立过功的人,“贵”

是指正在任上的官吏,“勤”是指对国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人,“宾”则是指外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