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北宋初期，赵匡胤不断增加兵员的数量，最终导致了北宋一朝严重的冗兵现象。
造成北宋冗兵局面的原因有很多。从客观因素来看，北宋选取了一个无险可守的四面之地——开封，作为自己的都城。之所以选择在开封，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我国自唐末的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逐步南移，粮食及其他物资的供给多依赖于东南，此时若仍以长安作为都城，物资的运输极为不便，再加上唐末的战乱，此时的长安已是一片狼藉，呈现衰败之势，选在那里也不利于对全国的统治。而开封位于中原地区，交通便利，四通八达，物资丰富，理所当然的成为了首选。但开封无险可依，若要守住自己的宝地，唯有靠重兵把守。再加上后晋儿皇帝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给辽国，在北宋建国之时，仍未收复。周围的劲敌辽金政权依旧虎视眈眈，给北宋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这些都决定了北宋王朝必须依靠重兵来守住自己的疆土。
另外从主观原因来看，北宋王朝沿用了唐后期推行的募兵制度，这一制度在北宋王朝得到了全面的实行。这种措施不仅有效地缓和了阶级矛盾，也使当时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北宋的募兵制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每当遇到灾年和荒年之时，北宋政府便大量的招收流民、灾民、饥民编入自己的军队。对灾民来说，这种办法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不至于被饿死，还使自己的后半生有了一定的保障。对北宋政府而言，这种制度的收效是非常大的，编民入军，不仅扩充了军队的数量，夺取了后周的政权，而且也使得他们避免了聚集山林，结为盗贼，反抗朝廷，以至于威胁到自己的统治，这种措施可谓是“一箭双雕”。
北宋军队由于这些原因迅速增加，宋太祖建国之初（公元960年），军队总人数为22万；到太宗至道年间（公元995-997年），增至66.7万多人；到真宗天禧年间（公元1017-1021年），已经增至91.2万多人；在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竟然达到了125.9万多。这样庞大的国家军队，在当时的世界上实属罕见。由于朝廷多以招募的形式扩充兵员，所以，养兵之费就全部依赖于国家财政，如此庞大的军队，财政支出之多可想而知了。
处在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对峙政权中的北宋朝廷，不得不花费巨额的费用用来养兵。许多人都认为北宋的养兵之费用已占到了全部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七八。当时北宋的一些有识之士对此也发表了自己的主张。但北宋朝廷对武将的防范和兵员的配置、指挥等等各方面的因素造成了宋军战斗力低下，以至每遇战事，宋军多溃不成军，以失败而告终。兵员的增多与低下战斗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逐渐演变成恶性循环。一方面，军队数量的增多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另一方面，军队战斗力的低下使得北宋王朝在当时的群雄角逐的环境中始终处于劣势。
北宋不仅大量养兵，还养着大量的官员。宋初官员人数较少，但到太宗时期，冗官现象就开始出现。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正月，太宗即位后的第一科即擢进士五百人。当时的宰相薛居正等人上书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骤。但是太宗并未采纳。此后的端拱二年（公元989年）和淳化二年（公元991年），都有官吏指出冗官太多太宗依旧未能听取。到了真宗皇帝的时候，官员人数开始猛增。在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和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不停地有官员上奏力陈官员人数过多。据《宋史》记载，此时已有2000余人在吏部等待职位，这足以说明官员已严重超编，冗官局面已经是十分严重了。
到了仁宗时，冗官局面进一步恶化。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十一月，宋祁上《三冗三费疏》，对于当时的官吏制度及其冗官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到了仁宗晚期，庞大的官僚队伍，跟国初相比已近十倍。冗官局面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北宋取士之途太广，除了科举之外，宋朝还有门荫、胥吏出职、进纳等入仕途径。这些通过特殊途径入仕的官员，不仅数量多，而且有些人素质非常差，这就导致了北宋政府办事效率低下，这是造成北宋冗官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
北宋的官员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拥有很多虚职。并且北宋中央机构的职能也往往交叉重叠，例如，有枢密院和三衙，兵部就显得很多余……有三司，户部就显得多余；诸如此类的就不一一赘述了。朱端熙先生在他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中形象地说道：
宋朝的中央行政体制犹如一台大型的工作母机，中书门下和枢密院、三司如同三只大型齿轮，门下和中书、尚书三省如同三只中型齿轮，尚书省六部及其子司如同二十四只次中型的齿轮，而审官院、三班院、审刑院、太常礼院、大宗正司、群牧司、军器监等如同一组小型齿轮。在这台母机中，三只大型齿轮和一组小型齿轮在充分地运转，而三只中型齿轮和二十四只次中型齿轮却被废置一边，或者被处于半工作半休息的状态。这样的母机虽然也可能照常运转，但显然要白白消耗许多能量。确实，叠床架屋设置的机构，增加了大量的冗官和冗吏，不仅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而且降低了中央行政体制的办事效能。
这个形象生动的比喻，通过陈桥驿兵变，深刻揭示了北宋官僚政治存在的种种弊端：机构臃肿庞大，职责交叉重叠，办事效率低下等等。这些弊端不仅存在于中央政府，在地方政府和机构中也同样存在着。
北宋朝廷大量的冗兵和冗官造成了冗费的大量支出，比较典型的有官方的各种祭祀活动、朝廷修建宫观佛寺等，这些活动规模非常浩大，每次都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中最为隆重的一次应属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八月在京师开封举行的道释万人大会，大会当时在天安殿举行，人数竟然达到了13086人。第二天，真宗亲自到场观看，而且还用大量的白银铸造了很多钱币，赏赐给这些人。这些愚蠢的活动，每年耗费的钱财竟然达到了七十余万。
由于真宗皇帝把大量的钱财和精力用到了祭祀斋醮等活动上，致使政事逐渐荒废，国家财政出现了巨大的赤字。因此，真宗并没有在太祖太宗所开创的盛世局面下把社会发展再向前推进一步，相反，由于他的懦弱无能，不理朝政，宋朝的国势自景德之后逐渐衰弱。
北宋政府除把大量的钱财用在斋醮祭祀上，还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官员的赏赐。北宋的文武官员若有功绩或者得到朝廷的赏识，都可以得到丰厚的奖励，甚至官员的升迁乃至生老病死，也往往会得到其他的恩赐。乱封乱赏无疑给北宋的财政加重了负担，使北宋的财政雪上加霜，北宋政府的这些政策也导致了严重的阶级矛盾。
北宋统治者一直采取“不抑兼并”和“田制不立”的政策，纵容地主阶级兼并农民的土地。北宋前期，地主侵占土地的现象已相当严重，到北宋中期，更达到了“势官盛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以成俗”的地步。官僚、豪绅、吏胥、地主被称为形势户或官户，僧侣、道士地主被称为寺观户，他们拥有大量土地，享受免役特权，还大量隐田、漏税。北宋政府控制的纳税土地日益减少，到英宗以后，纳税土地仅占全国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三左右，大部分耕地都被官僚、豪绅、吏胥、寺观地主所占有。
冗兵、冗官、冗费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国家日益贫困，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与社会危机。太祖太宗所开创的盛世局面不仅没有维持下去，反而在北宋开国不久就爆发了农民起义。因此他必须加强自身的力量，以防止有人通过同样的手段来颠覆赵宋王朝。比较典型的就是淳化年间的王小波、李顺领导的起义。
宋初，川峡地区保留较为落后的生产关系。土地集中尤其严重，宋朝消灭后蜀，除向蜀地人民征收两税等常赋外，还在成都设置博买务，征调各州农民织作一些精美的丝织品，禁止商人贩卖和农民出售，使川峡人民的生路几致断绝。到淳化四年（993）二月，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王小波、李顺起义。
王小波说：“我非常痛恨这种财富分配不均的现象，现在我们就要改变这种状况，平均分配。”此话一出，立即获得川蜀人民广泛的响应。起义军攻占青城，转战邛州（今四川邛崃）、蜀州（今四川崇庆）各县，进而攻打眉州彭山县。起义军把贪污害民的彭山县令齐元振处死，并把他搜括所得金帛散发给农民。起义队伍发展到一万多人。王小波在作战中牺牲，起义军推举李顺为领袖。李顺继续贯彻均贫富的主张，凡起义军所到之处，将“乡里富人大姓”家中的财物、粮食，除生活需用外，剩下的全部分给贫苦农民。
淳化五年正月，起义军攻克成都府，建立了大宋王朝。赵匡胤深知自己的皇位是怎样得来的，李顺建国号“大蜀”，年号“应运”，占领了剑关以南、巫峡以西的广大地区。宋太宗极为震惊，立即派遣两路大军，分别向剑门（今四川剑阁北）和川峡路进军。李顺原想在宋大军入蜀前，先派兵占领剑门栈道，但未获成功。宋军占据栈道，得以长驱直入，李顺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起义军余部在张余、王鸬鹚等人领导下，在川南、川东一带坚持斗争，直到至道二年（996）最后失败。起义虽然被北宋政府镇压了下去，但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封建统治者沉重的打击，使得北宋的统治者不得不改变策略，取消了成都的博买务，川峡地区的封建生产关系得到了一些调整。
民族矛盾也是造成北宋财政危机的另一个原因。实际上，北宋始终没有实现过真正的统一。在它的北边，有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都城在临潢（内蒙巴林左旗附近）；在它的西北边，有党项族（羌族的一支）建立的夏政权（西夏），都城在兴庆（宁夏银川市）。此外，还有云南的大理，西藏的吐蕃以及西北的高昌、龟兹、于阗等政权。
宋太宗在灭北汉之后，曾经两度出动大军征辽，企图把契丹贵族势力逐出长城，可是全都失败了。对党项贵族的战争也多失利，民族矛盾相当严重。
从宋对辽、西夏的关系来说，每次战争的结果，宋方都是屈膝求和，并奉献出大量的银、绢。如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契丹大举攻宋，一直打到黄河北岸的澶州（又名澶渊，河南濮阳县西南）附近。后来宋军虽然打了胜仗，但最后却订立屈辱的“澶渊之盟。”宋方每年给契丹银10万两，绢20万匹，叫做“岁币。”
公元1040年1042年，西夏皇帝李元昊对宋方又发动多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双方损失都很大，结果在1044年订立和约。宋万每年给西夏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叶3万斤，叫做“岁赐”。契丹乘机要挟，宋方又增岁币银绢各10万，先后合计55万匹。北宋政府的软弱，战争的巨额赔款，使得百姓怨声载道，生活日益贫困，国内矛盾非常尖锐。
宋夏和约订立后，西北边境平静了二十多年。到宋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西夏又开始挑衅，战争又开始进行。长期的战乱使黄河北面的农民遭受宋、辽和西夏统治者的重重迫害，弄得无家可归，到处流浪。
条约的签订，战争的赔款，使得北宋的财政状况更加捉襟见肘。
§§§第二节变法彰显其本质
嘉祐四年，王安石经过深思熟虑，进献了洋洋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治国方略。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都未得到仁宗的回应。对此，王安石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知道，仁宗宽容软弱，非有为之君，§§§第一节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北宋
宋太祖赵匡胤以后周武将的身份，因而他的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不过他自己也意识到，自身的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方面，并且他认为以传统儒学作为富国强兵的利器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他开始留意经学，试图从先王之道中寻求变法的理论基础。经过多年的努力，一整套全新的方案在他的头脑中逐渐成型。有了这一套理论基础之后，王安石乐天知命，静静地等待时机，并且利用空闲时间讲学授课，倾尽毕生所学为国家培育英才。神宗的即位使得北宋的历史拉开了一个新的篇章，王安石治国梦想得以实现。于是，圣君贤相就如此因缘聚合，一场惊天动地的变革就此拉开了序幕。
公元1070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由此开始推行新法。早在王安石之前，那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已经尝试进行过改革官僚体制，但是受到保守派官僚的抵制而失败，而王安石的改革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
熙宁变法改变了许多既有规章制度，设立了许多新法，主要内容包括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免役法、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以及建立军器监等。此外，还改革了科举制，整顿各级学校，并对“恩荫制”进行了尖锐批评。
王安石变法中最重要的一项是青苗法。在青苗法实行之前，每年夏、秋两季庄稼未熟，也就是俗称青黄不接的时候，贫困农民需要向地主或者奸商借高利贷，高利贷的利率一般是每年40%-50%，如果农民还不起，抵押的田产就会被放贷者拿走，于是自耕农就成了贫雇农。这是北宋时期土地兼并的重要原因之一。
青苗法就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以各路常平、广惠仓积存的钱粮做本钱，放贷给农民，夏收或秋收之后归还，利率是20%。青苗法的意图是让农民在青黄不接之际，不至于受大地主和豪强势力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同时也可为朝廷增加一些收入。本意是减轻农民受到的高利贷的盘剥，打击以高利贷为手段的土地兼并。同时增加朝廷的收入。而从实际效果看，除了最后一条得到实现，对于其根本目的，也就是救济贫民，不仅没有实现，反而对处在社会中下层的老百姓们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打击。
为什么会这样呢？
首先，青苗法的立意是好的，灾年由政府出面给农民借贷，但王安石的青苗法，放贷给农民，虽然自称利息是20%，但却是半年的利息。北宋政坛重量级选手韩琦说曾经对宋神宗说：“如今实行青苗钱，春耕时贷款给百姓，半年之内还款时需缴纳20%的利息，秋天贷款时亦如此，贷款时不问远近之地，春秋加起来需缴纳40%的利息。臣想说的是王莽时官府贷款给百姓的年终利息只是10%。比起今天的青苗取利，政府财政虽有所增加，但却给百姓造成了很大的负担。而王莽之后，上自两汉，下及有唐，更不闻有贷钱取利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