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易法的普遍实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它改变了全国各大城市中富商大贾控制和操纵市场的局面。但是，虽然这些人操控市场的局面得到了有力缓解，但是其本质在于官府替代了这些富商大贾。市易法的实行，为北宋王朝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从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到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京城开封府的市易司就收到了133.2万贯的利润，由此可见市易司的利益所在了。可是，虽然富商大贾这方面的弊端被控制住了，但朝廷这方面的弊端又随之而产生了，至此，民间的商人被抑制住了，官商却乘机崛起。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保平军节度使推官王韶在陕西古谓寨，用官钱设市易司，控制西北边境贸易，一年可收入10万～20万贯。熙宁五年，王安石接受魏继宗建议设“常平市易司”，先在汴京试行，后改为都提单市易司，又在重要城镇设市易司（务）隶属都市易司。
市易法设置的市场管理机构“市易务”，设立市易司，由政府拨款作为本金负责评价购买滞销货物平买平卖，其价格由市易司规定，这一措施是为了维持市场价格均衡，不至于出现巨大的价格波动从而影响经济和稳定。市易法使得朝廷拥有了庞大的官家产业和钱庄，由王莽时期传下来的官家垄断商业经营的状况在北宋得到了极致的发挥。行政干预市场造成了不均衡，但是对于王安石和宋神宗来说，大大增加了的利润是他们所乐意看到的，商人们由于利益损失而发出的不满声自然就被朝廷忽略了。本意是收购滞销货物，待至市场上需要时出售，以期稳定物价。然而实际执行中，“市易务”的官员们根本不会收购滞销的货物，他们只会利用行政权力疯狂抢购畅销货以牟取暴利，从而推动物价的上涨和混乱。别忘了，“市易务”也肩负着为朝廷敛财的重任。
免役法又称募役法。什么叫免役法，这还要从差役法说起。宋代沿用唐的两税法，按说徭役都打进税钱里上缴过了。但由于北宋官僚机构不断膨胀，官员队伍不断扩大，官府入不敷出，老百姓们缴完了税，照样还得服役。
宋代差役又称职役，分为四类，“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以耆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以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给使令。”官府根据民户财产及男丁多少确定等级，差役分派大致是这样的：小地主、富农或者家境富裕的手工业者，充任衙前、里正；上中农担任户长、乡书手、耆长、弓手、承符；下中农充任壮丁、人力、手力、散从。贫雇农因为太穷不用出差役，最富有的品官形势之家，也就是官僚、大地主享有免役特权，也不用出差役（“命官、形势占田无限，皆得复役。”）。
在免役法实施之前，差役法的杀伤力是相当惊人的，其中衙前、里正负担最重，应役者往往破产，其余各种差役也会使应役者大大破费。城市或农村的中下等人家，均畏之如虎。北宋政坛著名人物韩琦曾经上疏说：“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衙前。自兵兴以来，残剥尤甚。至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分求死以就单丁，规图百端，以苟脱沟壑之患。”韩绛也说：“向闻京东民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云：‘吾当求死。使汝曹免冻馁也。’遂自经死。又闻江南有嫁其祖母，及老母析居以避役者，此大逆人理，所不忍闻。又鬻田产于官户者，田归不役之家，而役并增于本等户。”吴充说的更厉害：“民间规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甚者嫁母离亲，以求兄弟异籍。……又近年以来，上户寝少，中下户寝多，京城的市易务改称都提举市易司，役使频仍，农人不得不困，地力不得不遗。养生之资有所不足，则不得已而为工商，又不得已而为盗贼。国家之患，常兆于此。”
可见，差役继续实行不但民户深受其苦，国家亦因农户避役造成农业生产发展迟滞与赋税收人流失。就连司马光都说：“故置乡户衙前以来，民益困乏，不敢营生，富者返不如贫，贫者不敢求富。……臣尝行于村落，见农民生具之微而问其故，皆言不敢为也。今欲多种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粮，藏十匹之帛，邻里已目为富室，指使以为衙前矣，况敢益田畴、葺庐舍乎！”
差役既有害于民，又无益于国，因此，当时上上下下要求改革差役法的呼声很高。熙宁元年（1067年），在王安石变法之前一年，就已经有输钱免役的尝试。熙宁变法的免役法也就应运而生了。
我国古代，即使很强大的政权，到县一级就到头了；县以下，各乡村一般是没有牢固的政权组织机构的。那么，县以下的公务怎么办？这就要靠地方上的自制能力了。在汉朝，地方上有三老，三老之下有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主收田租，游徼管抓捕防备盗贼。他们都代表地方，协助政府。这一制度，到隋唐便没有了。而唐末五代，地方上的公务不是少了，而是大大增加了。唐末五代乱世，各路军队开来调去，每到一地，就要像地方上要房子住，要稻草，要马料，要用具，要壮丁，要给养。这种差事明知道不好办，但地方官也得勉强办。地方官也有办法，就地找上一户或几户人家，把差事强行摊派给他们，就是差役。差役是极为沉重的负担，差役户长则三五年，短则几个月，必定破产；然后地方官再把差役派给新的差役户。
免役法的实行，就是把差役户免掉，按照民户等级征收钱粮，地方政府再拿征收来的钱，雇人当差服役，就是募役。这样做有很多好处，首先是维护了社会的公平和稳定：过去是官府逮住一家民户使劲宰，宰得破产之后，再去宰下一家；免役之后，大家都出一点钱，也都不用破产了。
其次有助于民户提高生产积极性。过去因为怕当衙前、里正，全国的很多城市也相继开始实行市易法。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宁肯把桑树砍掉，不养蚕，宁肯少打一点粮食，宁肯穷点、再穷点，宁肯当下中农，也不当富农。市易法在北宋王朝得到了全面施行。免役之后，有条件的民户就可以积极养蚕了。
另外免疫法还有一个亮点：过去享有特权的品官形势之家，也就是官僚、大地主，也要出钱了。当然，为了体现他们的特权，他们出的不是免役钱，而是助役钱，以免役钱的一半为标准，按人头收取。但地主老爷毕竟开始出钱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会公平。
至于社会最底层的贫雇农，因为太穷，不用出免役钱。
看上去很完美的政策，但在执行中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和青苗法一样，免役法也担负着为朝廷敛财的重任。这样，在收取免役钱的时候，就难免会对老百姓们横征暴敛。《宋会要辑稿·食货志》记载，熙宁九年征收免役，助役钱计1041万余贯，支用648万余贯。收支相抵，余额达392万余贯。这还不包括增取的免役宽剩钱。
什么叫免役宽剩钱？就是官府以“宽备窄用”为借口，向民户征收免役钱的时候多征收的一部分钱，宋时叫免役宽剩钱，在清朝时则叫火耗钱或火耗银子。免役宽剩钱归地方官府，火耗银子归地方官。
同样因为免役法担负着为朝廷敛财的重任，而且是地方官政绩考核时的重要项目，聪明的地方官们自然会动动脑筋，变着法子让老百姓们多出。据有关学者考证：东明县知县老爷贾蕃就是这样的聪明人，他在民富等级划分的时候，故意把第四等农户划成第三等，这样，不用缴纳免役钱的贫农，就变成了需要缴纳免役钱的下中农。官府收到的钱也就增加了。但农民们觉悟不高，不知道舍小家为大家尤其是为贾蕃老爷。尽管下中农缴的钱不多，但贫农本来就穷，区区几个铜板也看在眼里。东明县是开封府下属的一个县，离帝都开封很近，居然有一千多人越级上访，跑到王安石的家门口大吵大闹，严重影响了王安石的信心。
面对这种局面，王安石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严厉制止了反对声音。在朝堂之上，王安石驱逐了所有反对变法的谏官，全部换上自己人。本来宋代台谏官员对宰相有钳制作用，宰相是换不动谏官的，但神宗皇帝支持王安石，王安石就可以完成对台谏官员的大换血。
至于民间的反对声音，王安石也有办法。为了防止百姓不满而讪谤朝廷的新法，熙宁五年春正月，朝廷下令在首都设置逻卒兵丁，对百姓实行“监谤”，不许乱讲新法如何。
“深疾谏者，过于仇雠；严禁诽谤，甚于盗贼”，“潜遣巡卒，听市道之人谤议者，执而刑之。”在消除了所有的反对声音之后，王安石得意洋洋地说出了著名的三不足，管辖各州的市易务，即“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
将兵法又叫“置将法”。废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渐推广的办法，把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单位置将与副将一人，专门负责操练军队，以提高军队素质。王安石一方面精简军队，裁汰老弱，合并军营，另一方面实行将兵法。自熙宁七年始，在北方挑选武艺较高、作战经验较多的武官专掌训练。将兵法的实行，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兵，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王安石还建议取消士兵刺脸刺手背，指出朝廷对士兵应该“以礼义奖养”，而不要“使其不乐”，做于事无补的事情，规定实行大营制，规定将军带兵为本部兵，就不用再刺青以区分兵将了。
王安石整顿军队，最能够吸引人眼球的事情莫过于王安石的裁兵，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和平裁军，王安石作为直接指挥者，其魄力和勇气，都不是一般大臣所不及的，如果刚裁完兵的北宋就遇到了大规模的战事，那这次的裁兵岂不是就成为了反对派攻击王安石一个最好的把柄吗？敢于去做，就足以说明王安石的魄力，此时的王安石早已将身家性命献给了这个国家，此时恐怕不是仅用“高尚”一词就能说透彻的。
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淘汰出军队中的弱者，王安石命令将领对禁军和厢兵进行了全面考核，以便在百万人的军队中真正选拔出一支战斗力精良的部队。因此，这一次的考核是非常严厉的，王安石经过与其他大臣商量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施行措施。对于军队中那些身高不合格体能不达标通不过的，不管已经当了几年兵，一律淘汰，逐级下放，直至免为平民。而农村保甲中的那些人来说，凡是有能力有本事的人，都可以破格选进军队，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发给军饷，以此来鼓励农村中的青壮年加入军队。除了淘汰那些战斗力低下的人，王安石还对各地兵力进行合并精简，大批大批地裁减，其中仅陕西一路，骑兵和步兵加起来原本有327个营，现在只保留227个，整整减掉100个营。手笔之大，由此可见一斑。通过并营，有效的精减了各地军队。
王安石整顿军队的另一个大的举动是置将。王安石首先对全国的军事部署进行了调整，在京畿设37将，鄜延五路设42将，东南六路设13将，全国计设92将。并派具有丰富战场经验的大将军掌管训练，每天早晚各训练一次，天天练习武艺。在王安石看来，兵经过考核裁减以后都是好兵，关键就是要看带兵的将领了。有句俗语不是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吗？这句俗语也许正适合王安石此时的想法。宋朝时的一将，自从在京城开封实行了市易法后，其级别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军，但麾下人数往往从3000到10000不等。
从军事部署上看，力量最强的是鄜延五路，直接面对西夏，明显带有主动向西夏开战的意图。宋朝除了前期以外，主动开战的事例几乎可以说是不存在的，但在这里对西夏却是主动开战，这是何意呢？因为北宋的统治者认为自己的力量虽然不能对付辽，但对付西夏还是足够的。再简单点来说，一个王朝不能一直处于对外求和的一面，也得有胜利的一面，而北宋王朝的统治者认为西夏似乎可以充当这个胜利的奠基石，可惜这一切的如意算盘都打错了。力量其次的为京畿，毕竟是皇帝的根基所在，不得不重兵护卫，三十七将“拥卫京师”，主要用于防范辽国的南侵。
等到军队部署完毕以后，王安石就命令士兵即不能再随意调动，每个军队拥有自己固定的将领，让大家彼此熟悉，打仗时才能让自己的士兵出死力。这就彻底改变了北宋王朝初期“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更重要的是，将领在此时拥有了一支相对较为固定的军队，对其进行严格的训练，且将领的权利不受州县长官的干预，这无疑增加了将领的权利，同时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想当年范仲淹在陕西进行变法改革的时候，就曾经对军队编制进行过调整，他把鄜延路禁兵一万八千人分成六将，每将派人指挥训练，当时蔡挺正在范仲淹手下，等到王安石主政时，蔡挺被提到枢密院任枢密副使，将兵法在蔡挺的主持下展开，有人据此认为王安石整兵置将的思路源自范仲淹源。其实思路源自哪里并不重要，范仲淹也好，王安石也罢，他们的目的都是相同的，都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变革来改变现有的矛盾，延长北宋王朝的寿命，从这一点来说，他们是一致的。将兵法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北宋王朝的军事力量，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通过裁兵置将这一套办法，宋朝军队的人数从116.2万锐减到55.86万人，仅从数字就可以看出，裁军过半！此举不仅节省了大量军费，而且还大大提高了军队战斗力，军队的士气也由此开始振兴。一时间名将辈出，例如郭逵能在战场上将自己的技能发挥得淋漓尽致；高永在遇到敌人的时候每次都能身先士卒；刘昌祚对于箭术则非常擅长，百步穿杨，无人能敌，致使西夏的官兵都以为他是神明。由此也就造就了一批战无不胜的骁勇之师，以至后来宋朝在对西夏作战的过程中，屡次能够以少胜多，曾经出现过以“不满千人，却贼数万”的非凡战绩。这种辉煌的战绩放在历朝历代都可以称得上是骄傲和自豪的，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胜利，让敌人闻风丧胆，在一定程度上洗刷了宋军之前的颓废之气，这在以前都是不可想象，更不可能做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