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后范纯仁当谏官时处处与王安石抬杠，神宗看不下去了，亲自找范纯仁谈话：“王安石老师一直以范公为师，你何必处处和王安石过不去？”
范纯仁却回答：“臣不敢以私废公。”
范仲淹在自己的文集中，和韩琦一样，没有提到过王安石一个字。
难解的是，林语堂先生为了壮大反王安石阵营队伍，把范仲淹也列为王安石的政敌，此举让人感觉有点莫名其妙。
§§§第四节荆公与欧阳修
欧阳修和王安石同为北宋著名政治家，共同追求政治改革理想，使他们结下深厚友谊。纵观两人交往始末，基本上是义兼师友，清人全祖望称王安石为“庐陵门人”。王安石对欧阳修的道德文章也十分称颂，说他生前能闻名当时，死后能流芳后世。
王安石欧阳修虽同为江西人，原来并不相识。直到庆历四年（1044）曾巩上书欧阳修说，友人王安石虽中了进士，但为人正直，很少与人交往。至和二年（1055），欧阳修服母孝期满，赴京恢复原职时才与想识，并写了一首七律给王安石，其中有“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句。王安石在酬谢诗中说：“它日尚能窥孟子，此身安敢望韩公”，可见两人情趣相投。
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资格主持了礼部贡举。由于他大力提倡平实朴素之风，排斥西昆派“阴怪奇涩之文”太学体，选拔培养了一大批古文后起之秀，这就是王安石、苏轼、苏辙、苏洵、曾巩等人。素以为国举才荐贤为己任的欧阳修认为王安石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议论通明，兼有时才之用，而举荐他与吕晦叔、司马光三人为相辅接班人。这时王安石也向仁宗上万言书，建议在政治上改易变革，表现了他对宋代政治改革的伟大抱负。
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为参政知事。当时北宋政府因用度大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每年财政亏空1570万缗。天禧年间（1017-1021）财政收入为15085.1万缗，总支出为12677.52万缗。到治平二年（1065）总收入为11613.2万缗，总支出为12034.31万缗，还有临时性特殊开支1152.2万缗。20年间输赋增至10倍。在这巨大财政赤字面前，作为首辅王安石必须采取有力措施，精减开支，扩大收入。这就必然引起某些守旧势力的不满、反对和攻击。
王安石、欧阳修都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据说，一次，王安石想写一首题为《残菊》的诗，开头两句说：“黄昏风雨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欧阳修看见了，说：“百花都落，独有菊花不落，是枯干在枝头上的。”他并且带着嘲讽的口吻，接着吟了两句：“秋花不落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吟。”王安石很不服气，说“欧阳修真是不学习，屈原的长诗《离骚》里有晚上吃秋菊的落花的句子，难道没看见吗？”其实菊花本来有落瓣和不落瓣的两种，凡花瓣结密的就不落，盛开后，浅黄的转白，白的转红，枯萎在枝子上。花瓣稀疏的落，盛开后，赶上风雨，就飘落满地。欧阳修只知菊花有不落瓣的，不知菊花有落瓣的，知识就不全面，却以片面的知识去嘲笑王安石，是犯了知识性的错误。那么王安石就完全对了吗？不然，他也犯了知识性的错误：他知道菊花有落瓣和不落瓣的两种，这自然是对的，但他反驳欧阳修时，引用《离骚》的诗句作根据，却是不确切的。因为屈原的诗句：“夕餐秋菊之落英”里的“落英”两字，不是“落花”。那个“落”字，不当“掉落”讲，而是“开始”的意思。即是说，屈原的诗句是说“晚上吃秋菊刚刚长出的花。”王安石错误地理解了屈原的诗句，根据这个错误的理解来写诗，自己也不确切了。当时，王安石如果不引证屈原的诗句来反驳，而是说：“我就看见过风雨打落的菊花瓣儿。”那么，他就完全正确了。在菊花落瓣的问题上，王安石、欧阳修都错了，闹出了笑话。
有史籍说，欧阳修反对过王安石变法，抵制过青苗法。王安石为相时也曾痛诋欧阳修。据近代史学家梁启超、钱穆考证，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说法。梁启超查阅了欧阳修的全部著作，都没有看到非议王安石改革的言论。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指出：“王半山变法有南北地域背景，主变法皆南人。”何况王安石变法有利于南方，作为江西同乡为何要持反对态度呢？
仁宗无嗣死后由侄子赵曙继位。皇室想通过群臣之口引经据典名正言顺给濮王有一个冠冕堂皇显赫谥号，这时就出现了称“皇伯”还是称“皇考”的两种提法。现在看来提出这些意见，都是为臣分内之事，但封建皇朝要维护正统，更复杂的是还涉及到濮王几位夫人是否称皇后的大事，这就涉及到大批人的切身利益，因而引起两派激烈争议。反对派便乘机对欧阳修进行人身攻击，诬其与长媳存暧昧关系。这些事经朝廷查明纯属“诬罔”。神宗还两次下诏安慰欧阳修。但身为宰相、一代儒宗的欧阳修认为这是奇耻大辱，再也无心向政，决定求退，以全晚节。事实上欧阳修去毫州、青州、蔡州做地方官并非贬谪。对“濮议”之争，虽然宋明理学曾非议过欧阳修，但清代乾嘉学派却执赞赏肯定态度。然而有趣的是，攻击王安石变法改革最激烈的人，却是弹劾欧阳修最起劲的吕诲。
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拜相，欧阳修还致书祝贺。此前，欧阳修已调毫州等地做地方官了。此后，因病再没有参加议政。熙宁五年（1072）欧阳修去世，王安石曾撰祭文悼念。高度评价了欧阳修的道德情操、学术文章，表达了对他深切怀念之情。明人茅坤说：有关欧阳修的祭文，当以王安石之文为第一。清人蔡上翔说：“王安石的祭文对欧公其人其文，其立朝大节，其坎坷困顿，与夫有平生知己之感。死后临风想望之情，无不具见于其中。
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哲宗继位，宣仁太后临朝，由于以母后们为首保守势力坚决反对，王安石变革新法逐遭彻底破坏。
一天，宋神宗与王安石谈到欧阳修的《新五代史》，问他读过没有？王安石说他对这本书没有兴趣，因为书中满是“呜呼”。
《新五代史》是历史著作，按说是不应该多用“呜呼”这样充满情感色彩的词语。但欧阳修用了，他写了这么多的“呜呼”，又是有原因的。五代，在欧阳修的眼里，是很黑暗的，“民生之多艰”让他不能不感慨。这一时代，又是缺乏道德观念的时代，许多大臣对前朝没有忠诚之心，很随便地为新朝服务。这也让欧阳修很气愤，写《新五代史》的动机之一，就是对这种现象进行批评。如后人所指出的：“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
还有一点也不能忽视，那就是欧阳修的这本书，也是为君王写的。他想通过这本书，让君王懂得一些道理。明白江山怎样能“得”、又怎样会“失”的道理。在讲这些道理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欧阳修不仅表现了他的政治智慧，而且也表现出他的智力优势，我们感觉，可以说，他想是通过感染君王，而让自己的这部历史书发挥教诲君王的作用。
《五代史伶官传序》即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篇。实际上，他是通过这个记载，告诉君王怎样治理天下？让君王以后唐庄宗李存勖为鉴，不可蹈他纵情声色的覆辙。
欧阳修在文中讲：“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都是对君王的告戒。可以看出，欧阳修确实是儒家思想的信徒，他以匡正君王为己任。
从这方面看，王安石与欧阳修是很不相同的。他是按照君王的意志办事的，对君王不提什么意见，对五代的史实也没有多大的兴趣，因此，他就很冷静，不满意欧阳修《新五代史》的“呜呼满纸”。
对于王安石的德行文学与政治才能，作为前辈的欧阳修是赏识的，嘉祐年间，在《赠王介甫》云：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尙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试拂弦。
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尊酒盍留连。
诗里行间充满了对王安石殷殷期待之情。在王安石称相以后，欧阳修在熙宁三年十二月作《贺王相公安石拜相启》云：
高步儒林，著三朝甚重之望，晚登文陛，当万乘非常之知。
表达了对王安石的称扬。
但欧阳修对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则竭力反对。王安石行青苗法时，欧阳修在青州任上，他当时上书给皇帝历陈青苗法之弊，欧阳修反对青苗法，其理由是青苗法放债取利，于百姓不利。在他的辖区，禁止俵散青苗钱。他要神宗慎重考虑，收回成命。
作为受欧阳修提携的后辈，王安石对欧阳修深怀崇敬之情，这从他以后所作的《祭欧阳文忠公文》可以看出。有人说王安石做了宰相之后曾经诋毁欧阳修，清人欧阳修曾经为欧阳修辩解。如实而论，即使欧阳修反对俵散青苗钱，王安石亦不至于去诋毁王安石。
综观王安石与欧阳修的思想，二人相同之处甚多，特别是在文学思想方面，彼此基本一致。在宋代的古文运动中，王安石与欧阳修一样，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于政治上，二人都有改革时弊的要求。差异在于，从庆历改革到熙宁年间，欧阳修的政治立场已有变化。他参与庆历改革，为的是巩固皇权，或者说这一时期他是站在朝廷的立场上来从事政治活动的，这与王安石变法的立场并无不同。熙宁变法时，欧阳修由于较长时间的地方官生涯，更能体察民间疾苦，遂由朝廷的立场转移到为民请命的立场。他看出青苗法的实质为朝廷放债取利，故不能不加以反对。在这一方面，欧阳修对新法的态度与司马光、苏轼等人是一致的。王安石与欧阳修的分歧，亦即王安石与司马光、苏轼、二程等人的分歧。不同的是，欧阳修在熙宁初年已是年老体衰，他反对熙宁新法不如司马光等人激烈，因而在王安石与欧阳修之间没有形成正面冲突，王安石对欧阳修始终怀有崇敬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