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执中本来还要下令让王安石就任，但他家里却出了一件事情。一个叫迎儿的丫环被活活打死了。陈执中怕因此事给自己招惹麻烦，于是上书请仁宗派官员来查自己的案子。不久此事就因种种原因不了了之，各种流言蜚语也就销声匿迹了。
所以，受到牵连的陈执中心情原本就十分的烦躁，再加上王安石的屡次辞职，这对陈执中来说无疑就是火上浇油，心里愈发的不痛快，就把王安石的辞职信往桌上一扔：“这个王安石，简直就是倔到家了，别人想进集贤院还进不了，他倒好，一个劲地推辞，晾他几个月再说。”
王安石就这样被晾在京城里了。
恰就在此时，海门县令沈起前来拜会王安石。
沈起是鄞县人，王安石在鄞县工作时兢兢业业，给沈起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所以沈起借进京的机会特来拜见王安石。
沈起告诉王安石，他学习王安石在鄞县兴修水利的作法，正在海门通河疏水筑堤防潮，想请王安石前去指导一下。王安石一向赞成兴修水利，听了沈起的话，十分感兴趣，此时朝廷也没什么新的消息，于是他就随沈起一起到海门去了。
王安石在海门，先参观了沈起修的几处水利工程，又看了看临海大堤，对沈起的工作很满意，特意写了一篇《通州海门兴利记》，表扬沈起，并希望其他地方官员都能向沈起学习，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从海门回来，王安石顺道去了一趟褒禅山，并写下了一世名文《游褒禅山记》。褒禅山地处安徽含山县，相传唐代有个叫慧褒的和尚在此修行，死后就葬在山上，可能这个和尚也有点名气，这个山就被命名为褒禅山。
《游褒禅山记》原文：
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阳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虽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于是余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而不至，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
王安石这种平实的写法，需要人潜下心来去体会，用心去和作者进行一番心灵上的交流，才能从他的文章中，体会到他当时的心境。而且文中一些词句的用法，初看时，平淡无奇，但如果静下心来慢慢体味，才知王安石用字之精妙。王安石在这篇文章里表达的思想是，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即使结果不遂人愿，但只要自己问心无愧，不给自己留下任何遗憾就可以了。
假使以这种观点来衡量王安石变法的结果，那对于王安石本人来说，未免不是一种成功，王安石虽因司马光尽坏新法而郁郁而终，但是王安石已经尽力了，他也没什么好遗憾和后悔的了。王安石从褒禅山回来，仍在京城待命。这时欧阳修帮了王安石一把，他对陈执中说：“王安石既然不想做集贤院的校理，干脆就再提他一把，让他做群牧司判官吧。”
陈执中一想也好，老把王安石晾在京城也不是个事，于是便再次下命，委任王安石群牧司判官之职。
欧阳修也担心王安石还会拒绝，就亲自给王安石写信，并让王安石的好友韩绛前去劝王安石不要再拒绝朝廷的任命，否则可能会影响到他今后的仕途。
韩绛见了王安石，先拿欧阳修的信给他看，然后对王安石道：“你不要再一味地固执下去了，胸怀天下之人，从不拘泥于小节，凡事都要慢慢积累，你先在这个职位上好好干，以便等待更大的时机来施展你的抱负。”王安石思索良久，最终默默地点了点头，答应了下来。
群牧司是真宗朝所设，专管全国马政，直属枢密院，一般情况下由枢密院副使任一把手。王安石所担任的群牧司判官是在群牧司下设的判官厅工作，职务比集贤院校理高一级，而且待遇比较优厚，这样就可以帮助王安石解决经济问题了。事已至此，王安石也不好再推辞，只好赴任去了。
但任命刚刚下来，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
当时有一位馆阁校勘名叫沈康，在朝廷已经是任职多年了，听说王安石被破格提任群牧司判官，一肚子不高兴，就直接找到宰相陈执中，希望能够任命自己为群牧司判官。
陈执中因之前种种不快而耿耿于怀，恰巧沈康在这时撞到了陈执中的枪口上，陈执中当然不会客气，便指着沈康道：“王安石辞让集贤院校理，故朝廷优与差遣。而且，朝廷设馆阁，为的是优待天下贤才，就当以德为先，你却直接来抢，和王安石比，情何以堪！”
一通话，让沈康惭愧不已，沮丧地退了下去。
王安石到群牧司任职之后，认识了司马光。
司马光，字君实，陕西人。他比王安石大两岁，早两年中进士，也许像是上天特意安排的一样，北宋时代的两个大文学家、大政治家身上有着颇多的相似之处，似乎两人天生就应该是朋友。这两个人都才华横溢，从小都博览群书，文采都相当的出众。当时他们只是觉得相见恨晚，彼此非常欣赏，因此很快成为了挚友，经常在一起谈诗论赋，讨论国家大事，若有几日不见，彼此都会觉得落寞不已，似乎少了点什么。
虽然有这样的益友为伴，王安石的群牧判官生涯还是十分痛苦。因为这个职务太清闲了，他觉得自己正处在大展宏图的好时光，可以为百姓效力，却不得不在这里蹉跎岁月。而且他感觉和这些京官在很多方面上都格格不入，在官场上有一种被排挤的感觉，远没有自己在做地方官时的自在与洒脱。
在任群牧判官期间，王安石也曾于嘉祐元年十二月，任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这个官职也没多大实权，王安石不愿干这些琐事，因此，写了一封《上执政书》，仍然要求到外地去做官，并说自己一直要求外放，希望朝廷能派他到地方去做一点实事，可以“少施其所学”。
就是在这个时期，他作了许多诗来表达自己的苦闷心情。
寒堂耿不寐，辘辘闻车声。
不知谁家儿，先我霜上行。
叹息夜未央，遽呼置前楹。
推枕欲强起，问知星正明。
昧旦圣所勉，齐诗有鸡鸣。
嗟予以窃食，更觉负平生。
在这首《强起》中，王安石说自己整夜都睡不着，一直想为百姓做些什么，可是他能做什么呢？他有的只是叹息自己在浪费百姓的粮食，碌碌无为。在这个清闲的位置上，即使是满腹经纶，才高八斗，又能怎样呢？
他经常回忆起自己任地方官时的日日夜夜，想起那个时候自己整日忙碌于兴修水利，劝课农桑，虽然很累，但是心里却很充实。他对南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感情都太深了，他做梦都想回去。
因此，在任群牧判官两年多的时间内，他写了十多封请求信给朝廷，要求外放为官。他不满于在京城无所事事，他觉得应该为老百姓做些实事。至和二年，他在答《钱公辅学士书》中提到，中个科甲，当个京官，只要不傻，谁都可以做到。读书之人，重要的是行道，能够把自己的毕生所学贡献于百姓和国家。这才是读书之根本。如果不能行道，即使贵为天子，拥有天下，亦无所用。
在请求信中，他当然不能写这些内容，他只能继续以家庭为借口，请求朝廷准予外放。过一段时间之后，王安石又说自己身体不好，这在某些程度上来说也是实情。王安石学习时，经常苦思冥想，用脑过度，导致头昏失眠。
最后，他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东南宽闲之区，幽僻之滨，与之一官，使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学，以庚禄赐之入，则进无所逃其罪，退无所托其身，不惟亲之欲有之而已。
在这封信里，他吐露了自己的真实心声，他太盼望着能为老百姓做些实事了。
在十多次请求之后，朝廷终于批准了王安石的请求。嘉祐二年，36岁的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五月离京，七月到任。消息传来，王安石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随即赋诗一首：
二年相值喜同声，幷辔尘沙眼亦明。
新诏各从天上得，残樽更向月边倾。
已嗟后会欢难忘，更想前官责尚轻。
黾勉敢忘君所勖，古人忧乐有违行。
§§§第四节空负报国之志，难遇知音明君
王安石于五月处理完公事，和京城里的几个朋友简单道了别。梅尧臣见王安石仍如此朴素，非常敬佩，曾写过一首《送介甫知毗陵》送给王安石，对王安石简约的作风进行了赞扬。
……每观二千石，结束辞国都。丝鞯加锦缘，银勒以金涂。兵吏拥后队，剑挝盛前驱。君又不若此，革辔陪泥乌；欵行问风俗，低意骑更驽。下情靡不达，略细举其麤。曾肯为众异，亦罔为世趋。学诗闻已熟，爱棠理岂无。
梅尧臣在诗里抨击了那些只知向老百姓逼钱催租的地方官员，讽刺了爱摆架子喜好前呼后拥的庸官俗吏，称赞王安石不随波逐流，一身清风明月，光可照人，实为当世之师表。
王安石在奔赴常州路上生了一场病，有一个儿子也夭折了，一路伤心，走走停停，七月才到常州任所。
到常州以后，王安石还是和鄞县的时候一样，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当地经济。当时的常州是江南富庶地，渔米之乡，农民的基本生活还是能得到保障的，所以，王安石并没有在常州推放青苗钱。
王安石了解到，常州地处江南水乡，特点就是水多地低，常州要发展，还是应该大力整顿水利，开挖运河，这样不但可以将多余的水排走，解决一直困扰这里农民的涝灾问题，还可以将大量的洼地腾出来变为良田。
这个想法，应该说，是很合理的，判断也相当科学，所以王安石在稍作准备以后，就立即着手筹备开挖运河的工作。但这一次，王安石算是初步偿到了改革的艰难与阻力。
说干就干，王安石开始立刻筹划建设。但是这条运河却很长，要穿越好几个县，工程浩大，如果按照在鄞县时那样，靠老百姓义务出工是行不通的。这需要和各县的官员共同协商。
然而，出乎王安石的意料，大家都不同意这个计划，官员们说，开凿运河是常州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开凿了以后会使一些河流改变原来的流向，是利是害谁也说不清楚。再说，义务征调百姓，牵扯的事情太多，不利于与农民的关系，大家都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王安石并没有以官压人，勒令大家服从，而是做了许多的工作，大部分知县架不住王安石苦劝，同意出工。只有宜兴县知县，也就是王安石变法的死对头，司马光的哥哥——司马旦，此人和司马光一样，都是头脑一根筯，出了名的倔，只要他认准的事情，不管你是何许人，他也绝对不服从。对于王安石这一套，司马旦一直拒绝配合，宜兴县绝不出工。巧合的是，王安石也是个倔脾气，他并没有受到司马旦的影响，也没有再去和他罗嗦，与其做一些无谓的工作，还不如争取时间多做点事，于是他决定立即开工。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工程还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难。首先是由于各县的官员动员不力，并没有多少老百姓愿意义务出工，每个县派出的仅仅只有几十名百姓，而且多数还是老弱病残。司马旦做的更绝，干脆一个百姓也不出，恰好在这个时候又赶上了连日下雨，生病的人越来越多，工程只好暂停了下来。
对于诗人而言，颇有诗情画意的江南绵绵细雨，却着实让王安石忧心忡忡，奈何老天不帮忙，他也只好等待。因此开凿运河的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几乎没有进展，待到天气放睛的时候，又到了农忙的季节了。
但王安石并没有放弃，他准备等庄稼收完以后，再行开工。但是天不遂人愿，王安石调任他处的任命很快就下来了。这次的任命是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因此王安石在常州的这项工作只好半途而废了。
这时，王安石接到了刘敞的一封信，说起这个刘敞，他也算是王安石在京城的一个故交。在这封信里，刘敞劝王安石到了地方以后，没必要和自己的上官闹的不愉快，有时清静无为，也未必就不是一个好官。
王安石给刘敞回了一封信，即《与刘原父书》。在信中，王安石首先说明自己当时的心情，对开挖运河失败表示“愧恨无穷”。王安石继续说：“若夫事求遂，功求成，而不量天时人力之可否，此安石所不能，则论安石者之纷纷，岂敢怨哉”。这是王安石深深的自责，他太希望这件事情能够成功，所以没有仔细地考虑到天时人力，以致于才有此一失，受到大家的批评，但我王安石并无怨言。
但是，王安石对刘敞责备他“初不能无为”，则不以为然。“此非安石之所敢闻也”，王安石指出，“今方万事所以难合而易坏”，也就是说天下的事情，之所以败坏到如此程度，就是因为有些人常常以“无为”自居。应该说，王安石对刘敞观点的辩解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他对北宋社会的看法同样是有一定的见解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时为官之人的一些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