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鬼谷子(大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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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中卷(27)

圣人用来成就事业的手段有五种:有时用道德公开感化、怀柔对方,有时暗用计谋加害对方,有时作出诚信的姿态与对方结成联盟而借用对方力量,有时用蒙蔽的手段迷惑对方,有时却用一般化的手段按平常程式解决问题。使用“阳德”手段时,要力求说话前后一致,言行必果,讲信誉。使用“阴贼”手段时却要善于说两套话,真真假假,令人摸不透我们的真意。再配合常规的手法以及关键时刻运用的机巧手段,此四者都要微妙地加以综合运用。在决断事情时,要用过去的历史来参验,用将来的事来检验,用当下发生的事来参考佐证,如果可行的话,就要做出决断。给王公大人谋划事情,虽然有危险因素,但我们可以用来博取美好的名声,只要能实行,就马上作出决断;不用耗费大的财物与心力便可容易获得成功的,只要能实行,就马上作出决断;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忍受劳累困苦,然而又不得不做、非做不可的,只要能实行,就马上作出决断;能排除忧患的,只要能实行,就马上作出决断;能带来福利与幸福的,只要能实行,就马上作出决断。所以说,决断事情,解除疑难,是办好任何事务的关键。它关系到社会的治乱,关系到事业的成败,是非常难办的。所以,即使是圣明的先王,也要用蓍草和龟甲占卜,来帮助自己作出决定,从而使自己的决断正确无误。

【以史为鉴】

【决策前目标的选择十分重要,最佳的选择便是名利双收的目标:或者是选择有把握的,使决策的事物能够上下紧密联系;或者是选择当务之急需要解决且棘手的问题;或者是选择轻而易举便能解决的;或者是选择对自己利益最大的等等,但所有的选择都需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而且还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只有两者结合才能完成目标。

文中还说到圣人成功的五种决策方式:“有以阳德之者,有以阴贼之者,有以信诚之者,有以蔽匿之者,有以平素之者”。“阳德”重在肯定、鼓励对方,以德泽服人;“阴贼”重在暗地里阴谋诡计的使用;“信诚’’重在与对方坦诚相交,真心相待;“蔽匿”重在以仁爱包容他人的弱点与错误,以调动对方的积极性;“平素”重在遵循常理的规范性决策。从总体上分析,这五种方法就是指所做的决策是光明正大还是阴谋诡计,而且两者还可相互转化,需要运用时灵活把握,所以说这五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本篇提出对不同的人要采用不同的对付手段,而且公开宣传对于特定对象可以采用阴谋手段:“以阴贼之”,,道藏本注释“以阴贼之”说:“情隐言伪者,以阴贼决之。”这就不同于其他诸子的道貌岸然;而与兵家主张的“对敌贵诈”有相似的地方,,后来传说鬼谷子是军事家孙膑、庞涓的老师,可能与此有关。《战国策·魏策一》所记载的公孙衍(犀首)阻止张仪担任魏国丞相所使用的手段,就是“以阴贼之”。苏秦的分析,就符合:“危而美名者,可则决之”、“去患者,可则决之;从福者,可则决之。”】

李世民当机立断成帝业

隋朝末年,天下纷乱,群雄并起,高祖李渊也顺应时势于太原起兵,并最终推翻了隋炀帝的残暴统治,建立了大唐。

天下统一后,李渊之子李世民、李建成及李元吉皆各自收罗了一批文武人才,作为自己的心腹和党羽,从而开始了针对皇位继承权的明争暗斗。

众子之中,李建成是以嫡长子的身份而被立为皇太子的,他长期留守关中,既得到了陇西士族势力的支持,又受到宫中妃嫔和贵戚的拥戴,在政治上拥有压倒秦王和齐王的优势,而且手下还有王珪、魏征等重要谋臣,冯立、薛万彻等优秀战将,还招募了四方骁勇二千余人充当东宫卫土。

秦王李世民虽是高祖的次子,但从最初的太原起兵,到统—天下,建立皇朝,他都一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实际上可以称得上是大唐帝国的真正缔造者。长期的征战,使其手下也是人才济济。秦王的天策府中,既有房玄龄、杜如晦、徐茂公等足智多谋的策士,又有程咬金、尉迟敬德、秦叔宝等威名赫赫的骁将。他们都希望李世民能取代建成而立为太子。

至于齐王李元吉,本是高祖的第四子,此人生性凶狠,不愿事奉兄长。但由于自己的地位与声望都不及两位兄长,根本没有独树一帜的条件,便暂时和太子结成联盟,共同与世民较量,伺机而动。

一开始,李元吉就劝说建成要尽早除去世民,他说:“你若不忍下手,我自当替你亲手把他杀了!”当李世民随同高祖前往齐王府时,元吉便让护军宇文宝埋伏在寝室里面,准备谋刺李世民,而李建成不忍心,连忙制止了元吉。元吉恼怒地说:“小弟这是为兄长着想,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

此时还是太子洗马的魏征也屡次劝说建成:“秦王世民功盖天下,内外均归心于他;而殿下不过是因为嫡长子身份才被立为太子,并没有大功可以镇服天下。理当及早动手除去秦王,以免后患无穷。”但建成始终犹豫不决。

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某日,李渊正准备前往外地行宫仁智宫,命令建成留守京城,世民与元吉一起随行。建成要元占乘机谋害世民,不料阴谋败露,事后多亏元吉和一些嫔妃轮番为建成讲情,封德彝又在外面设法解救太子,才没有对此事深究下去。

太子、齐王见一计不成,便又生一计。一天夜里,太子召来秦王饮酒,李世民应邀到太子府赴宴,饮酒数杯,突然感到心痛如刀绞,连连吐血。他赶紧命人把自己扶回府中,总算保住了性命。高祖得知后,便来到西宫询问世民病情。他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但也不希望他们兄弟之间彻底决裂,互相残杀,于是便假装糊涂,责骂太子说:“秦王平时就不善饮酒,从今以后,你们不许再在夜里饮酒了。”

还有一次皇家打猎时,太子让部下给秦王备马,结果,秦王骑马差点被摔死。

不仅如此,太子和齐王还加快了其他置秦王于死地的步伐,他们唆使后宫的嫔妃日夜不停地在高祖面前诬陷秦王。久而久之,高祖信以为真,便准备惩治李世民,但是因为他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手心手背都是肉,因此,对无故杀秦王的做法,并不赞同。

秦王的频频遇险,再加上当时风云变幻、祸福莫测的宫廷斗争形势,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让秦王府上下极为震骇,秦王的部属也人人忧虑,个个恐惧,不知所措。府中的重要策士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多次极力劝说李世民,认为太子与秦王的嫌隙已经形成,公开的较量势所难免,一旦两人兵戎相见,刚刚统一的国家又要陷于战祸之中,这与秦王治国安民的理想是相违背的,所以希望李世民能早下决心,先发制人,诛杀太子和齐王,以力挽狂澜,从而保持天下的长治久安。所谓“事势如此,不如向周公学习,对外安抚周围各国,对内安抚社稷,先下手为强。否则国家沦亡,身名俱灭,您应早做决断,绝不能再迟疑!”

而此时的朝中,太子与秦王两派已是剑拔弩张。为了打击李世民,李建成想方设法瓦解他的谋士勇将。他告诉李元吉,秦府中最有谋略的人是房玄龄和杜如晦。因此,他们在李渊面前极力中伤房、杜二人,并最终通过李渊的圣旨将他俩逐出了秦王府。接着,他们又利用调兵遣将的机会,设法调动秦王的部将。程咬金原是秦王府统军,乃秦王的得力干将,李建成奏请父皇让他出任康州刺史,程咬金却借故拖延,滞留长安。

李世民看到这种情况,知道再等下去,只有死路一条,他决定按房玄龄的计谋,先下手为强。于是,他派长孙无忌秘密召见房玄龄、杜如晦。房杜二人不清楚秦王究竟是否下定决心,他俩故意激将,对长孙无忌说道:

“皇上敕旨命令我们不再为大王办事,我们如果私自见大王,就是死罪,不敢奉召。”

李世民得知后大怒:“怎么连你们都不愿忠诚于我!”当即取下佩刀,对尉迟敬德说:“你再去一次,如果他们无心见我,就提他俩的人头来!”

尉迟敬德和长孙无忌又秘密召见房杜二人,对他俩说:“这次大王真的决心已下,你们快来谋划大事吧。”

房玄龄和杜如晦便穿上道袍,乔装打扮,秘密进入秦王府,同秦王密谋对策。

此时,适逢北方的突厥又进犯中原,李建成不失时机地推荐元吉代替世民督率各军前去征讨,并同时举荐秦王府的尉迟敬德、程咬金、秦叔宝等大将和秦王府精悍勇锐的士兵随军出征,李渊听从了他的建议。李建成、李元吉同时密谋在昆明池饯行的时候杀死世民并活埋其部将,再逼迫高祖让位。但这次阴谋还是没能得逞。

在建成、齐王咄咄逼人之际,秦王又想让人占卜是否应该行动,适逢幕僚张公瑾从外面进来,见状一把抢过龟甲,扔在地上说:“占卜是为了解决疑难,眼下的事毫无疑问可言,还占什么卜?如果占卜的结果不吉利,大王您难道就放弃这次行动吗?”李世民这才终于定下了行动的决心。

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 六月三日,李世民进宫向李渊密奏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淫乱后宫以及试图谋害自己的事实。待李渊怒火升腾之时,世民乘机进言:“儿臣无半点亏负兄弟之处,现在兄弟联手欲害儿臣,像是要替王世充和窦建德报仇。儿臣今日冤死,便再也见不到父皇了,魂归天下也耻于见到王、窦这两个奸贼!”李渊这才大惊不已,便命令他们明日一同进宫对质。

六月初四夜半,秦王已命长孙无忌率兵预先埋伏在玄武门。未及天晓,嫔妃张婕妤密遣内侍,向太子报告秦王上表的大意。太子叫来齐王商议此事,齐王说道:“我们应当统率着东宫和齐王府中的兵力,托称有病,不去上朝,以便观察形势。”太子说:“现在兵力已经布置严密,我与你应当入朝参见,亲自打听消息。”于是,两人一起走向玄武门。待他们走到临湖殿时,才觉察到情形不对,立即拨转马头,想赶回东宫和齐王府搬救兵,但已然来不及了,李世民正等在后面招呼他们。元吉搭箭射向世民,慌急之中,一连三次都无法将弓拉满。李世民回身一箭,将建成射死。尉迟敬德率领着七十多名秦王府的亲兵赶来,命令左右齐射元吉,元吉坠马。此时世民的坐骑受惊,狂乱奔入树林,人马皆被树枝绊倒,不能起来。元吉急速赶到近前,夺去世民的弓,想用弓弦将世民勒死。尉迟敬德跃马来救,元吉转身便逃,但仍被尉迟敬德追上一箭射死。此时,东宫和齐王府的将士们闻讯赶来,猛攻玄武门。秦王一边让卫士拼命抵抗,—边让尉迟敬德进宫,逼迫高祖颁下亲笔敕令,命令各军一并接受秦王的节制。一场残酷的宫廷政变就这样迅速地结束了。

(69 玄武门)

政变三天后,也就是这年的六月初七,高祖即立李世民为太子,还颁布诏书说:“从今天起,天下大事,均交付太子决定,然后朕再听奏报。”所以,实际上,从这一天起,李世民已成为实际上的皇帝了。两个月后,全国局势稳定,李渊便把皇位传给了李世民,自己退为太上皇。李世民终于登上皇帝的宝座,改年号为贞观,从此,翻开了唐朝历史新的一页。

所谓“决情定疑,万事之机”,即言判断实情、解决疑难是成就万事的关键,直接关系着事业的兴衰与成败。这场惊心动魄的政变发生在玄武门前,而玄武门卫兵的作用是保护皇宫,秦王李世民抓准这个关键要害和太子、齐王欲谋害自己的关键时刻,当机立断、先发制人,从而先下手为强,并控制了父皇,才得以成功地登上权力的顶峰,进而开创百世流芳的帝业。

陈轸一言之辩退敌军

战国时期,各国混战不休,弱肉强食,形势一天一个样儿。这一次,轮到楚国的上柱国昭阳带兵攻打魏国,并在襄陵一战中打败魏军,得到了八座城池。

昭阳大喜之下,得陇望蜀,又欲移兵攻打齐国。齐王得到消息后,连忙召集群臣共商对策。当时齐国的军队战斗力还很薄弱,若与楚兵交战,必遭惨败;但若固守城池不出,也不是长久之计,所以齐王为此忧心忡忡,群臣一时之间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阻挡楚兵的进犯。

正当齐王一筹莫展之时,忽有人报说秦国使臣陈轸前来拜见。

陈轸上殿后见齐国君臣皆面有难色,问其原因,才知道楚国上柱国昭阳在得到魏国八座城池之后,又要转而攻打齐国。稍作沉吟,他便对齐王信心满满地说道:“大王不必担忧,待我前去叫他罢兵回国。”

齐王无法,只好抱着姑且一试的态度委托陈轸去见昭阳。

陈轸见到昭阳后,便开门见山地问道:“请问按照楚国的赏制,对那些击败敌军、杀死敌将而得城池的人,应给予什么样的奖赏呢?”

昭阳回答说:“官封上柱国、爵封上执。”

陈轸又问道:“还有比这更高的奖赏吗?”

“那就要数令尹了。”

“您回国后,能封令尹吗?”

昭阳哈哈大笑,志得意满地答道:“当然没问题了!因为我马上就能当令尹了。”

陈轸也仰头哈哈大笑。

昭阳见状,奇怪地问他:“您笑什么呢?难道您认为我是在说谎吗?”

陈轸摇摇头,道:“我并没有丝毫怀疑之心,只是觉得既然令尹之位已非您莫属,那您又何必自取降职杀身之祸呢?”

昭阳听了,气愤地问道:“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将军请先莫动怒,让我来给您讲一个故事吧。有人赏给他的门客们一杯好酒,门客们商量道:‘一杯好酒,分与这么多人饮用,还有什么趣味可言?不如我们每人画一条蛇,看谁先画成,那杯酒就归他一人享用。’众人纷纷称好,于是皆取来笔墨在地上画起来。其中有一人顷刻便画完了,拿过酒杯正欲畅饮,但他见众人都还没有画完,便自以为是地给蛇添起脚来。此时,恰逢另一人也画完了,那人抢过酒杯一饮而尽,还讥笑第一个画完的人:‘你见过有脚的蛇吗?它穿不穿鞋呢?’那个先画完的人羞愧不已,后悔万分。

现在您攻打魏国取城八座已是胜利画成蛇了,若再进攻齐国,打下来了呢,你的官职还是令尹;若万一打不下来,身死而爵夺,不亦悲乎?况且这还有损于楚国的威望。两下皆不讨好,这与那个画蛇添足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您不如带兵回国,功德圆满,安然接受楚王及全民的欣赏和赞颂,何乐而不为呢?”

(70 春秋战车)

昭阳听罢,仔细地想了想,觉得陈轸说得很有道理,果真连夜就撤兵返回楚国了。

陈轸的游说之法之所以能够达到最终的目的,其原因也不外乎陈说利弊,待人自作决断。他站在对方的角度为其仔细分析了昭阳所处的位置,指出他伐齐纯属多此一举,并用寓言的形式点明了利弊,使昭阳不得不深以为然。打了胜仗,自己已身居显位,也不会得到更高的地位了;而一旦打了败仗,还可能会受到惩罚,更何况自己又没有必胜的把握,权衡利弊,当然择其利己者而从之了。

诸葛亮隆中决策三分天下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在刘备三顾茅庐时做出的隆中决策,可以说得上是善于决疑断难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