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曹操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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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依法治军:严明军纪逐鹿中原

一 严格执法 赏罚分明明法纪

曹操本人虽然奸诈多疑,但却有着崇高的威信和权威,使得众将领对他深信不疑。这也是由于他在军中推行严肃风纪、严令治军的结果。

曹操作为一名不世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深知法制的作用与威力。在他刚刚执掌洛阳城北治安事务时,即执法如山,敢于碰硬。为了扩大影响面,他还拿皇帝身边的红人,宦官蹇硕的叔父开刀,终于肃清了洛阳的治安问题。他担任济南相时,又将胡作非为的地方官和豪强恶霸严厉惩治了一番,济南国内一时间吏治清明,百姓称颂。

通过在不同职位上的政治实践,曹操充分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因此,曹操起兵以后,把法治同军事家的严肃军纪结合在一起,形成严格执法,赏罚分明的治军法则。自陈留起兵,至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去世的30余年间,曹操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军规法令。这是他之所以能够以弱胜强、不怕强敌的重要因素。所以即使是曹操的敌人在对曹操咬牙切齿的同时,也不得不赞叹曹操的治军能力。

曹操治军军令严明,他带兵打仗靠的是治军的智慧,他给曹魏留下了一套严明的管理制度,所以魏国才不想蜀汉一样靠人治才得以维持。从这一点来讲,曹操不愧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

曹操有着超越同时代人的法制观念。他亲自制定各种军令、法令等,并带头严格施行。其中,行军作战的具体条例有《战船令》、《军令》、《步战令》等。

在《战船令》中规定,登上战船前擂第一通鼓开始做准备;擂第二通鼓,什长、伍长先登上船,整理好槽桨,战士再持兵器上船,各就各位;擂第三通鼓,大小战船依次出发,前后左右不得随意交叉,违令者要斩首。

在《军令》中规定,将士在行军中可以打开调试,但不准搭箭,而在在军营中,不准拉开弓;行军开始时,要举直矛戟,展开旗帜。擂鼓后走出三里,才可以斜拉矛戟,卷起旗帜,停止擂鼓;军吏不得在军营中杀牲口出卖;行军时不得随意砍伐人民的树木等。违令者量刑予以处罚。

在《步战令》中规定,临阵时不准喧哗,静听鼓音,指挥旗指向哪里,就要冲向哪里;有部队受到敌军攻击时,其他部队要前去救援;没有将军的命令,不得在军阵中随意走动;战士在将要作战时,不准抢夺牛马衣物,违令者要斩首。

由此可见,曹操对行军作战的一些规定,是明确的、具体的,而不是笼统的、抽象的,这样便于将士们掌握。在其他方面的军令条例,也基本上也能事无巨细。

曹操颁布的这些法令,并非是表明上的虚文,而是每一项都要严格执行的。在实际执行中,他的态度也是非常认真的。他曾这样说:“我没有听说过,让无能的人和不勇敢作战的士兵得到奉禄和赏赐,就可以建功立业,使国家昌盛。所以贤明的君王是不会这样做的。和平时期可以崇尚德行,但战争时期要奖赏有战功的人。”他说到做到,被他奖赏的著名事例可谓俯首皆是。

曹操还曾这样明确表示:“只奖不罚不是国家的正法。将领带兵出征,打了败仗的要按律治罪,造成损失的要罢官和削去封爵。”这对那些随大流、恃功而骄的将领来说,无疑是一种有益的约束。

曹操在《孙子兵法》注中总结说:“对待士卒不能一味地施予恩惠,也不能一味地进行惩罚,是奖是惩要按律严格执行。如果不这样,他们就像被娇惯的孩子,不服管教,这样反而害了他们,不能很好地调用他们。”

曹操在宛城被张绣打败以后,夏侯惇属下的青州兵,乘势下乡,劫掠民家。平虏校尉于禁下令,有见到青州兵胡作非为者立刻杀掉,毫不留情,以此安抚乡民。青州兵流着泪向曹操诉苦,都诬陷说于禁要造反,要把青州军马赶尽杀绝。曹操听后非常震惊。不一会儿,夏侯惇、许褚、李典、乐进都巳经到了。曹操和众人商议,若于禁果真造反,必须刀兵相见,不得手下留情。

于禁见曹操等都到了,乃引军射住阵角,开始安营扎寨。有人告诉于禁说:“青州军在丞相面前说将军你造反,现在丞相也在,你为什么不前去分辨,让丞相明察,为何先安营扎寨?”于禁说:“张绣的追兵在后,离我们很近,若不先准备,怎能御敌呢?分辩是小事,退敌才是大事,要分清事情的轻重缓急。”刚刚扎好营盘,张绣的军队就从两路杀到了。于禁起身先出寨迎战,张绣急忙退兵。左右诸将,看见于禁向前,都率兵迫赶,张绣军大败,被一路追出百余里。张绣无法抵挡,只好领着败兵授刘表去了。

曹操收军点将,这时于禁才入账叩见曹操。详细说明了青州兵肆行劫掠,大失民望,因此自己才下令诛杀。曹操说:“你先不来跟我说明情况,而先安营扎寨,这又如何解释?”于禁也详细做了解释。

曹操听后很高兴,说:“将军在匆忙之中,能整兵坚垒,任谤任劳,使我军反败为胜,古代的名将也不过如此啊!”于是赐以金器一副,封益寿亭候;同是发布命令责备夏侯惇治军不严之过。

论功行赏,大功大奖,小功小奖,有特殊贡献的给予重奖,这样分级奖励,才会激励将士们尽力作出更大的贡献。赏和罚的手段是相辅相成的。要处罚就要迅速执行纪律,及时教育。因为赏罚的目的是鞭策警示他人,否则一旦时过境迁就失去了效用。

赏罚历来是统御者非常重视的问题。它广泛存在于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等社会各个领域,可以说,只要有人存在,就会把赏罚作为一种手段运用起来,否则,集体将成一盘散沙,军队将成乌合之众。

曹操之所以能一人掌控全局,就在于他高超的驾驭能力。他知道,高明的君主只要控制刑与德的权力即可掌控群臣。对人处罚即为刑,对人封赏即为德。作为大臣,都害怕受刑罚而喜欢得奖赏。因此,君主掌握了奖惩权,大臣们就敬畏他的管理权威而努力使自己趋奖避罚。

曹操奖得既诚恳,又大方;罚得也铁面无私,不别亲疏,公平公正,令人信服。

曹操的三子曹植才华超群,称得上曹操诸子之英,深受曹操宠爱。但由于临战前醉酒不能受命,被曹操罢免了所有的官职。曹操对儿子的要求如此之严,在当时确实难能可贵。

曹操以法治军,赏功罚罪,也确实收到了提高军队战斗力,以弱为强的作用。他训练了一支无往不胜的军队,为曹氏集团统治秩序的稳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实际上,由于曹操严格执行法令,他的军队在作战时步调一致,行动一致,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保证了他在军事上的胜利,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又促使他的政治地位逐步提升。

二 以身作则 严于律己作表率

《论语》中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条千年古训,证明了一个颠簸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人,特别是有影响力的人,自身的素质与行为对别人有巨大的影响力。曹操虽然不是皇帝,但实际上却比皇帝还要权威。他为什么就可以令出必行,让人心服口服呢?究其原因,其严于律己、身体躬行的作风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曹操之前,除《孙子兵法》外,没有其他可参考的军事理论书藉,他常常对兵书加以评说。曹操自登上政治舞台,戎马倥偬三十余年,从来手不离书,这十分难能可贵,对他也非常重要。否则,难以想像他把那么多的文人志士聚在自己的周围,也不可能写出出那么多独具特色的“建安风骨”的篇章。

曹操虽然生性奸诈多疑,但有一点比较奇怪,就是其手下众将领对曹操深信不疑。纵观曾操征伐的30多年,他手下的一些名将领没有一个在其危难之际背叛,这种对主公的忠诚之心,不能不说与曹操平日一视同仁、赏罚分明有关系。

曹操为了学习怎样治军,不仅对部下不偏不倚,公正对待,他还在熟读前人经典的基础上,亲自写了十多万字的兵书,并用以指导军事行动,这本身就足以奠定他的军事统帅地位;大凡按他照的命令打仗,往往胜多负少,其在三军中的威望自然就竖立起来了。曹操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将丰富的政治、军事实践上升为理论,又用理论指导实践。因而,与同时代许多优秀人物相比,给人产生了更多的服从感、敬畏感和敬重感,这也是他比同时代群雄有更高超的领导艺术的重要保证。“一代之治,始于一代之学”。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实际、不同的难题。曹操顺应时代的要求,开一代学风,创一代业绩的史实,对我们当有深深的启迪。

在我国历史上,外戚专权,后宫干政,衙内非为而导致一个政权衰亡的例子实在不少。曹操非常注意吸取历史上的这类教训,按照“欲治其国,先齐其家”的古训,从严治家,以治好自己家庭的实际行动,来推动整个国家的治理。曹操一生,娶妻纳妃甚多,有名有姓的就有十几个。对于众多的妻妃,曹操管理得很有条理,一不让她们乱干预朝政,二不让她们挥霍浪费。

曹操的几个儿子,有的文采出众,有的武艺超群,都与曹操手把手地调教有关。除了几个早死的外,其余都上疆场冲杀锻炼,有的战死在阵地上。这也是曹操管教有方,以身作则,才使他们个个脱离了公子王孙的声色犬马,得以青史留名。

曹操对曹植曾抱有极大的希望,在曹植23岁那年,他专门给曹植写了一封戒信,以自己年轻时的经历启导曹植积极进取。曹操从严治家的事迹,至今不失现实的意义。

曹操十分崇尚严明的法纪,讲究以法御军治国。他一生主持制定了很多法律和其他规定,一旦颁布,他就带头身体力行,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千军万马。

曹操有“逆气病”,睡觉以后时常发作,开始用铜器盛水置床头备喝。但水爱变味,就改用银作了一个小方器来盛水。有人不解,误认为曹操爱财,曹操听说后,立即又改用木器。曹操如此谨小慎微,对这样的小事也十分注意,为的是不给下级造成不良影响。按照那时的风俗,像曹操这样的大人物去世,送终埋葬该是相当排场,曹操对此很反感。他在死前,专门发布了薄葬命令,为了保证他的遗令落实,并在生前自己制作了简单的葬衣。

曹操具有治军的智慧,也有一颗公正的心,他的治军原则是以正确与否为标准,在事实面前,人人都平等,自己也从不例外。正因如此,他的部下平日也都敢于尊重事实,据理力争,不能不说这一切与曹操平日的训练有关。

曹操注重自身修养,虽居高位仍然以身作则,以自身的“正”来影响下属、激励下属。这种行为上的躬身垂范必会给人以极大的心理上的激励。这样的队伍,在关键时刻才能爆发出大的战斗力来。

曹操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的行为,很大一部分来自其统一天下、图成霸业的强大抱负,但确有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

三 割发代首 遵守军纪无例外

当今社会是个竞争激烈的时代,谁要想在社会中站稳脚根,就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不能置之法外。曹操生活在“刑不上大夫”的时代,已经好地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好的表率。

曹操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统一天下,极力争取天下民心。因为他懂得“民为邦本”的道理,所以他每次出征,大都严明军纪,防止扰民。

在一次兵伐南阳张绣途中,曹操一路上见麦已熟,人民因为大兵将到,所以都逃避在外,不敢回家收割麦子。曹操派人四处寻访远近父老乡亲以及各处守境的官吏,并发布命令:“吾奉天子明诏,出兵讨逆,与民除害。方今麦熟之时,不得已而起兵,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军法甚严,尔民勿得惊疑。”百姓知道后都欢喜称颂。官军经过麦田,都下马用手扶着麦子,互相传递而过,不敢践踏。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百姓也都纷纷在路边拜谢。

一天,曹操乘马正在行军,忽然田中惊起一只麻雀。曹操的战马突然收到惊吓,窜入麦中,践踏了一大块麦田。曹操于是把行军主簿找来,拟议自己踏麦之罪。行军主簿说:“丞相是军队首领,岂可议罪?”曹操说:“我自己制定的法令,自己却违犯了,如果不惩治,何以服众?”随即拿起剑就要自刎,众将急忙拦住。郭嘉说:“《春秋》上说:法不加于尊。丞相总领大军,怎能自戕?”曹操沉吟良久,说:“既然《春秋》有法不加于尊之义,那我暂且免死,但也要有所惩罚。”于是用剑割下自己的头发,扔到地上说:“割发以代首。”并派人将此事传告给三军说:“丞相踏麦,本当斩首号令,现割发以代。”

曹操割发代首的事传开后,全军上下无不震动。十分佩服曹操这种精神,纷纷更加自觉遵守纪律。军队继续前进,经过麦田时,大家更加谨慎了。曹操这种严于律己的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加强和提高了曹军的战斗力。

曹操这个割发代首的故事是用一个小小的阴谋实现了大大的目的。当自己的战马践踏麦田时,曹操感到很为难:一方面要严守军纪,另一方面要保全自身。当郭嘉说出“法不加于尊”的古训时,曹操就坡下驴,适时演出了割发代首这精彩一幕,以严肃法令。

其实曹操完全可以宽恕自己,但他并没有这样做。曹操用了一个小计谋——割发代首。他这样做,既维护了军队的法令,又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同时又能使其他官兵警醒。将自己的头发割下来掷在地上,表示自己受了髡刑。髡刑是古代剃去头发的一种刑罚。在封建社会,人们认为身体发肤是父母给的,毁伤了它就是不孝。因此,割发被列为一种刑罚。曹操的割发,有以发代首的意思。在封建统治者宣扬“刑不上大夫”“罚不加于尊”的情况下,曹操能够表示自己不置身于法外,确实难能可贵。

对曹操的“割发代首”,后人多认为这是曹操的诈术,用以收买军心民心,这实在让人不敢苟同,这是他不以己废法,不以情废法的品质。其实曹操采取这样权变的办法也情有可原。如果曹操真的因为犯自制之法而自刎当场,有这必要吗?在东汉末年,群雄纷纷并起,军阀割据。大多趁乱胡作非为,又有谁因此而自责过呢?

相比之下,曹操能“割发代首”,既说明了曹操的军纪严明,自己犯了法也不饶恕,也表明了他图霸天下的决心,这确是难得的。

曹操出身于小吏家庭,后经自己的不断努力才走向权力顶峰。因此,他对于形形色色的人物,尤其是基层人员的心态很了解。曹操知道,决定他胜败关键的不仅仅是几员将领,更重要的是手下数以万计的官兵。正所谓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为了收买官兵之心,曹操始终把自己与官兵放在同一个标准上,这种做法是曹操的过人之处。

四 有功必赏 厚待部下收人心

《孙子兵法》中提到:赏罚是军队管理的重要手段。后世的军事学家也指出,赏罚的有效与否在于是否公开、公平,并能够立竿见影。然而,赏罚的手段有很多,曹操的赏罚手段与众不同,他将赏罚与一个将领的荣誉结合起来,创新了赏罚形式。并且他深知,处于乱世,大家都是为了“居有屋,食有粟”,所以,凡有功者,必大加封赏,并尽可能让每个军士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勇敢向前冲,绝对有好处。他的这种收买人心的做法,在群雄并起的纷乱时期,确实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当年,曹操初登铜雀台,挂袍比箭,本是为了欢庆一番。当曹休射中靶心并且引发了一场将军之争时,台上的曹操并没有因为众将失态而生气,相反,他抓住机会,出乎众人意外地对众将均有赏赐。依常理,登台喜庆,大家高兴即可,对于突然发生的争袍之事,不能不说有失曹军本意。但是曹操对事情的处理方式,可谓高明之举,不仅没有冷了众将领的心,相反却笼络了人心,巩固了自己在众将领中的地位。

仔细分析争袍之事,曹操挂袍,众将相争,说明在众将心目中曹操的地位非比寻常;曹操看众将争来夺去,虽行为粗鲁,有失自己的本意,却从一个侧面显示出曹军人才辈出,这让曹操非常高兴;曹操遍赏众将说明不受常理约束,不但不责怪,相反能把这种事情转化为众人皆大欢喜的局面。曹操的机智聪明和善于把握大局的能力可见一斑。

战争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要战争就会有伤亡,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所以战争中难免有贪生怕死者,临阵脱逃者,进攻时后退者。要制止这些现象的发生,赢得战争的胜利,就要靠严厉的惩罚手段。

曹操认为惩罚是军令的基础,是指挥员号令三军的权威所在,因此,无论治政还是治军,都必须做到赏罚分明,分清是非善恶,这样才能令行禁止,指挥有度。

曹操奉行有功者必赏的原则。最集中的一次,是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的大封功臣。曹操下了一道《封功臣令》说:

从我起义兵讨伐叛乱,到现在已经有十九年了。每战必胜,这难道是我个人的功劳吗? 实在是文武官员献策出力的结果啊! 天下还没有完全平定,我还要和文武官员一起去平定;若独自占有这些功劳,我怎能安心呢? 现在要赶快给大家评定功劳,进行封赏。

在这个令文中,曹操认识到从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起兵讨伐董卓到现在,十九年间所取得的辉煌成功,并不是靠他一个人的力量,而是靠众多谋士、武将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未来的统一大业,还需要靠大家的共同奋斗。功劳不能自己独贪,要由大家分享。因此,论功分别封赏了很多文武官员。

曹操进行封赏的态度是严肃的,也是认真的,有功劳该封赏的,本人不接受也要想办法要他接受,因为他要贯彻论功行赏的原则。

曹操远征乌桓,田畴立了大功,曹操要论功行赏,表封田畴为亭侯,食邑500户。田畴认为自己逃到徐无山中避难,没有替自己在幽州的旧主刘虞报仇,是不义的行为,不应该享受荣誉,坚决不接受封爵。

曹操非常体谅田畴的心志,暂时没有勉强其接受。可是曹操南征荆州回来后,觉得这样做不合适,又发布了《爵封田畴令》,令中说:田畴言辞恳切,一再辞让。历经三年,一直未能封赐。这虽然成全了一个人的高尚声名,却严重违背了论功行赏的国家制度,损失是很大的。应该按照前表封赏,不要使这个过失一直延续下去。

后来,田畴还是坚辞不受,曹操又多次做了不少说服工作。尽管最后田畴还是没有接受封赏,但这说明曹操对执行论功行赏的原则,在态度上是认真的、严肃的。

建安八年(公元203年),荀彧对于自己被封为万岁亭侯坚决推辞。于是曹操给荀彧写信说:与荀公共事以来,建立朝廷,您辅助纠谬辅政,帮着举荐人才,还帮着提出计策,并进行周密谋划,已经做得太多了。立功不一定非得在战场上。希望您不要推让。

荀彧见曹操如此恳切,才接受了封爵。当公元207年给荀彧增封时,荀彧反复辞让多次,曹操又给荀彧写信说:您的计策和谋划,不只是表奏(《请增封荀彧表》)中所说的那两件事。您前后反复谦让,想学战国时的鲁仲连先生吗? 这实在不是节操上通达的圣人所看重的啊。您的周密谋划,安定众人,使我多次获得荣誉,用表奏的两件事来报答您,您还推辞不接受,为什么还要多次谦恭推让呢?!

在这封信中,曹操不仅肯定了荀彧的功劳,对他过于谦让也提出了批评。最后荀彧才接受了增封。

有功必赏,既有力地执行了国家的封赏制度,也极大地笼络军心,让将士们行军打仗有了盼头,同时也借此稳固了自己的权威地位,何乐而不为?

五 树威立信 身若正则令必行

曹操从起兵反董卓到最终登上魏王宝座,前前后后经历了无数场生死之战。曹操在许多战役中常常身先士卒,勇敢杀敌,赢得了将士的尊崇。在曹操心中,乱世中的人心可以说是最浮躁而捉摸不定的,其进退行止会带有很大的随机化、情绪化。因此,曹操懂得在乱世统领人心不一的人马,如果不能从自身的角度加强修养,严以律己,以身作则,有错必纠。将很难令众人信服,他人的支持也会大打折扣。

威信,就是威望和信誉,是领导者必须具备的素质。有威信的领导者,其计划、指令、任务容易被下属接受。他的指示、意见令下属信服,他领导的团体就像是一部运转正常的机器,能快速、高效地工作。否则,决不会有所作为。树立威信的要素很多,严于律己首当其冲。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其实圣贤也不一定无过。像诸葛亮这样比较全面的人不也有失误吗?关键是能不能像曹操那样有自知之明,有自我发落的勇气。

在曹操的官宦生涯中,威信与人情始终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要立威当然就要铁面无私,而铁面无私就会给人一种不近人情的感觉,这也是为官做人的两面性,不可避免。但曹操始终铭记这一点:将帅的威信只有从严肃纪律中来,才能真正得到大家的真心服从,这是一个既浅显又深奥的道理。

曹操常说:“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对于胸怀天下的曹操来说,有了这种威信,就有了感召天下、不怒自威的力量源泉。

古语说的好,“上行下效”“上粱不正下粱歪”。只有自己这根“顶梁柱”行得正,站得直,才能让下面的军士没有钻军令的空子的机会,这样的队伍才能是铁板一块,才有征服天下的实力。

曹操始终明白,腐败往往是由统治者的内部开始的,风气的败坏是从上层渐至下层的。所以榜样的作用十分重要。榜样有两个方面,一是好的,可以催人奋进,一是坏的,可使世风变坏,古今中外,榜样的影响是一样的。我们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如果给自己树立一个能鼓干劲可添豪气的榜样,这确实是一种自我激励的好方法。

曹操西征关中时,在与马超对战的渭水之战中,为了在战术上对敌人形成犄角之势,同时也为了稳定渡河军队的军心。他不顾危险,亲自断后督军。结果引来了马超的全力攻打,险些送了性命。多亏许褚奋力杀敌,加上丁斐施计才使他得以抵达对岸。将士们看到曹操这般躬身退敌,怎能不感动,以一当十奋力拼杀。

作为军队的最高统帅,曹操完全有理由不冒这个险。但他经过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再加上目前的严峻形势,知道自己必须亲自去督军振奋军心,才有胜利的希望。再加上一向诡计多端的曹操,往往会把事情做到举一反三。他要让全军将士都明白这一点:我曹操都这样做了,大家看着办吧。果然,他的这一行动不仅稳定了军心,更让自己在军队中的威信空前提高。而且顺利完成了渡河的预定目标,完成了对敌人的战略部署,极大地推进了战争的进程。

渭水一战,曹操几乎丧命,纵然是有不得已而为之之嫌,但在统帅作风上,堪称一代风范。由此可见,如果你想从心里抓住人,只有一个办法:上下一心,同甘苦,共命运,这样的队伍才永远不会被打垮。

曹操此举虽然冒了不小的风险,但却不仅从短期内完成了战略部署,而且从长远看,自己的威望确实提高不少,他的这一行为对他而言真的是“投入少,产出多”,是完全值得的。由此可知曹操作为一军之主,能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就这点来说,他不愧为三国时期的英雄,我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军事家、政治家。

在曹操的军营中,历来讲究依法治军,而当他自己“知法犯法”的时候,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曹操当机立断,以“割发代首”之举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这令部下深为敬服。于是全军悚然,没有人再敢轻忽军令,纪律大整。

由于曹操在治理军队、治理国家时严于律己,所以他们在军民心甘中有极高的威信,做到了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军队的士气旺盛、战斗力强。这恐怕也是他最终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吧?

六 宽宏大量 宰相肚里能撑船

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对领导者来讲,谋略和大度是两个优良的品质,二者相辅相成,若能熟练运用,必能高人一等。有谋略而不能宽容待人,则显得太过残忍;空有大度而无谋略,往往难以有大的建树。曹操这两点都做到了,所以他成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和谋略家。曹操虽然一生奸诈多疑,但惟在用人方面却能够宽厚待人,不翻旧账,从而赢得手下人为他拼死卖命,敌方投靠者也不在少数。这些人才也各尽其能,最终打造了一个高效运转的团队,为曹操的开疆拓土立下汗马功劳。

曹操用人不念旧恶。有一次攻下敌人城池后,从袁绍的图书案卷中翻检出一束书信,皆是曹营里的人暗中写给袁绍的投降书。当时有人向曹操建议,严肃追查这件事,把凡是写了黑信的人统统抓起来杀掉。然而曹操却有着更高的眼光和更宽广的胸怀,他说:“当袁绍很强大的时候,我自己都不能自保,何况其他人呢?”于是下令把这些密信付之一炬,一概不予追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是用人的一个重要原则。而那些私通袁绍的人何尝不感曹操的恩?不死心塌地地为曹操出谋划策、肝脑涂地呢?曹操因此而迅速稳定了军心。

曹操为何不把这些人严加镇压,而是采取如此宽宏大量的措施呢?这是因为这样做有两个好处:

一、避免误伤忠臣。曹操既然已掌握了与敌人私通书信的名单,他对这些人已心中有数,只要以后谨慎使用,仍可发挥作用。这样,曹操对他们就掌握了主动权。而这些与敌人私通书信,原因各不相同,其罪有轻有重,不能一概而论。如果不问青红皂白,都加以严惩,将扩大株连,造成不必要的内部混乱。

二、不自砍臂膀。此时,群雄并起,天下大势未定,正在用人之际。曾操烧了这些书信,以示宽容,那么这些与敌人私通书信的人将会对曹操感恩戴德,衷心不二,死心塌地为曹操服务。事实也正是如此,这些人中有很多以后都成了曹操得力的帮手。曹操的这一举动可谓真切体现了他灵活多变的性格。

张绣是董卓四大将之一张济的侄儿,年轻时只是一个县吏,因打败了一次黄巾军的暴乱而闻名于当地。后来,他拉起自己的队伍,投奔了叔叔张济。当时司徒王允与吕布等人设计杀了董卓,董卓的四大将领趁机起兵,打着为董卓报仇旗号,壮大自己。张绣随军参加了对吕布的战争,并因军功升为建忠将军,封宣威侯。后来,张济在一次战争中身亡,张绣便接替了叔叔的位置,驻屯南阳,并与刘表结为联盟。

曹操迎献帝都许后,挥师南征张绣,大军杀至宛城,张绣自知不敌,于是投降。一开始双方欢宴终日,气氛倒很融洽,没想到曹操坐收了一支大部队,有些得意忘了形,竟然收了张绣的婶婶为妾。

张绣无法面对这种侮辱,于是复反,发动了对曹操的突然袭击。曹操猝不及防,大败而逃。长子曹昂、侄儿曹安民被杀,自己也中了流矢,险些遇害。曹操缓过气来,兴兵报仇,张绣与刘表互相援助,双方攻战几年,各有胜败,曹操一时奈何不得张绣,只得咬牙切齿,望城兴叹。

后来,曹操要去对付更大的敌人袁绍,官渡之战前夕,曹、袁都来争取张绣这支生力军。在这节骨眼上,张绣听从了谋士贾诩的意见,再一次向曹操投诚。贾诩准确分析道:曹弱袁强,投曹才会受重视,且在此紧要关头帮曹操一把,可消除昔日宿怨。

果不出所料,曹操听说张绣来降,异常欢喜。并让自己的儿子曹均娶了张绣的女儿,冤家变成了亲家,还拜张绣为扬武将军。在官渡之战中,张绣果然为曹操出了大力,打了袁绍又接着攻打袁谭。曹操对他的封赐也特别大方,封他的地比诸将都多。两亲家誓将袁家赶尽杀绝,又一起并肩出征乌丸,追杀袁尚。

贾诩曾经给张绣出谋划策,差点儿将曹操杀死,曹操也不计前嫌,还亲自迎接,拉起他的手说:“有小过失,勿记于心。”此后,贾诩还成了曹操帐下重要的谋士,为曹操的征伐立下大功。

对于那些反对过自己,甚至辱骂过自己的人,只要有真才实学,肯转变态度,曹操也总能够宽大为怀,不予追究。陈琳在官渡之战前夕为袁绍起草了一篇讨伐曹操的檄文,历数曹操的种种“罪恶”,其中有真有假,难以分辨。还说曹操的祖父曹腾是宦官,父亲曹嵩是领养的,而曹操则是“赘阉遗丑”,揭曹操出身的老底,这是明显的人身攻击。

陈琳把曹操骂到父祖,比骂本人在感情上更难接受。但是,曹操对陈琳如此的“恶毒攻击”,在打败袁绍后抓到陈琳时,却只是责备陈琳说:“你过去为袁本初写檄文,骂我也就行了,怎么往上牵扯,骂到我父亲祖父的头上去了呢?”

陈琳赶紧向曹操赔罪,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是不得已而为之。曹操爱才,不但没有杀他,还任命他为司空军谋祭酒。这是曹操不念旧恶的突出的事例。

能够做到“得容人处且容人,不记他人小过失”的人确实难得,而为了雄韬伟略放弃个人恩怨更是难能可贵。由此看来,曹操还真是一个宽弘大量的英雄。

一个军事指挥员如果心胸狭窄、鼠目寸光,为了一点区区小事,就不能容人而打内战;发现自己的部下有一点与自己不一致的地方,就使出一套整人的权术,其结果必然忘记战略目标,做出许多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这种鸡肠小肚之徒,是不能成大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