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给自己烦恼，别人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烦恼只因你的内心放不下。生命的实现与生活的开展，需要宽广的心理生活空间，因此，“放下”和“空”是每个人所必需的生活艺术和智慧。
灵泉宗一禅师有诗云：“美玉藏顽石，莲花出淤泥。须生烦恼处，悟得即菩提。”凡有奢求必得烦恼，所以不要去追求什么，只问自己该做什么，这就是安分。求心安，求解脱，首先应该做明白人。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怎样获得。明白人既能努力改变环境，更能努力改变心境。
改变环境靠聪明，改变心境靠智慧。智慧的人能悟出人生真谛，把握生活方向，知道自己的根本追求。这样，行也安然，坐也安然，穷也安然，富也安然，达到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得失无意，随天际云卷云舒。
净慧大师说：“学佛几十年，我对佛教最重要的体会只有六个字的体会，看破，放下，自在。”所谓的放下，就是去除你的分别心、是非心、得失心、执著心。万物皆为人所用，但非我所属。我们要抛弃的是一切的执著，淡泊明心，放下贪、嗔、痴，不绝望于人生的苦，也不执著于人生之乐。
非我非非我
我们上古老祖宗的那个时候，人都自然，不用修道，个个有道，在道的境界。他在睡觉时“徐徐”，“徐徐”是怎么个睡法？就是睡觉很悠然，舒服得很。难道现在的人睡觉不悠然？现在的人睡觉是很不悠然，很紧张。
为什么现在的人连睡觉都很紧张、很可怜，人为什么就不能活得自然一点？
每当你踏入山林、海滨或原野的时候，面对摇曳的杂花绿草，耳听潺潺的流水和鸟雀的啼唱，你就会忘却尘世的种种烦恼。甚至，你还会情不自禁地扯开五音不全的嗓子吼几声，脱掉鞋子在泥土小径或河边行走……
是啊！因为你面对的是大自然，而不是各怀心态的人。在大自然面前，你无需掩饰什么，也不需要任何的做作，你也不会感到害羞或胆怯，更不用担心被算计或者遭侮辱。你投身于大自然，大自然也在与你交流，这种交流是圣洁的、平等的、自由的。
但如果你面对的是社会上的人，那么就可能不一样了。在单位里，你要思考上司对你的眼神或言语，要考虑同志对你的印象和感觉，甚至不关紧要的人一句莫名其妙的问话，也会让你捉摸一番，因为扑风捉影的空穴来风和怀有各种目的的肆意歪曲实在太多了。即使彼此熟悉的朋友之间，也会有误会、猜忌或种种说不出口的意见；而在陌生的人群中，你也会在意别人对你平常的或异常的注视，从而保持你的警惕，维护你的名誉和尊严。
如此，你难免会活得不自然、不轻松，甚至会感到疲累。
毕希纳在《给思想者》中说：“人啊，活得自然一点吧！你本来是用灰尘、沙子和泥土制造出来的，你还想成为比灰尘、沙子和泥土更多的东西吗？”这话乍一听，似乎不太“鼓舞人心”，有几分颓废之意，细细琢磨，却很有道理，甚至可以说深谙人生真谛。
人本就是自然的产物，来自于泥土，最终还要回归泥土。上帝用泥土造人，女娲抟土造人，这一点倒和现代科学研究有些“暗合”，正是潮湿的泥土孕育了单细胞生物的诞生，又经过数亿年的演变，才有了古猿，有了人。然后，一代又一代人就是这样自自然然地来，又自自然然地去。既然，自然地来无法选择，自然地去又无法抗拒，人唯一有所作为的就是在有限的生命中争取活得自然一点，如同“鹰击长空，鱼翔浅底”；活得潇洒一点，好似“山间明月，江上清风”。
活得不自然的人，常常自视甚高，总妄图以征服者自居，以地球的主人自居。“征服大自然”，这就是人类喊的一句最不知天高地厚的口号。事实证明，人类每一次对大自然的征服，都会遭受大自然的无情报复。一场场日益肆虐的沙尘暴就是给我们一些不想“活得自然”的人上课，而在大西北植树种草恢复生态平衡，则说明我们已经懂得，人还是“活得自然一点”为好。
群体如此，个人也不例外，有句俗话说“一个人浑身是铁能打多少钉”，现代科学也证实，一个人的肉体价值：脂肪能造7条肥皂，石灰质能刷白一小间房，碳含量能造20磅焦炭，磷含量能造2200根火柴，铁质可铸一枚一英寸铁钉，还有一小勺硫磺。多想想这句俗话，想想这一组数据，有助于使一个人“活得自然一点”，远离骄狂、虚妄、征服者的心态，与他人和谐，与大自然和谐。
活得不自然的人，老爱说一句话：活得累！这种人累就累在心为形役，太精于算计。你总是想适应别人，迎合人群，因而你的举止，言语往往是为他人，为社群设计的，你没有办法毫无顾忌地自自然然地表述自己的苦怒哀恨，无法肆无忌惮地流露内心情感。甚至你的穿着，也是为着适应别人的审美情趣。见了上司，本可以很自然地打一声招呼：您好！可是你却一定要极不自然地媚态十足。与下属交谈，本来可以和颜悦色，大家都轻松自然，你却要板起面孔，打起官腔。开会，爱讲些言不由衷的套话、大话、假话。处世矫情、虚伪、扭捏作态、装模作样。财力不逮，还就爱和左邻右舍比阔斗富，打肿脸充胖子。相貌平平，却硬要以美女自居，终日浓妆艳抹，自以为得意，其实弄巧成拙，还不如素面朝天、自然本然。
也许，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张聪明的、互为对方织就的网。
人，要是太会“做人”，太善于表演，太讲究做人“技巧”，累，也是活该！
不过，我们还是应当尽可能地挣脱出来，使自己活得轻松自然一些。这就需要我们保持一个把自己置身于社会像置身于大自然中那样的心态，即两句中国成语“旁若无人”、“毁誉不计”的境界。这样，你就不会去想某句话说出来会有什么影响，你的举止言语也就会按你的心灵去表露感情；你就不会再受别人眼神的左右，更不在意别人会说好或是说坏，并能坦然解脱工作中职务、地位、条件、待遇等诸多烦恼了。
活得不自然的人，说到底，是因为太在乎自己，总以为天下之大，该有我表现之地，而别人对自己的认可，才是自己的成功；总以为世界上除了自己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改变世界还得自己做皇帝；总以为自己登高一呼，会应者云集……自己太把自己当回事，以为没有了自己，单位不能运转了，社会要停滞了，世界也少了一个人才。
试问：
花儿开的时候，它是否注意到自己发出的清香能吸引路人呢？
果儿熟的时候，它是否预知到自己将为人们提供美好食物呢？
其实，作为花儿、果儿本身，它们不知道自己的开放、成熟会给其他生命带来好处，只是它们在默默地按照自己的生长规律成长。而正是因为这种默默的成长，构成了大自然精彩绝伦的生物性配合，使我们人类从中受益良多。
但是，花儿不采，就有败的时候；果儿不吃，也有腐的时候。它们大的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最大的受益者又是谁？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为花儿、果儿的价值是有人去看它、食它。但是，如果没有人去看它、食它，它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吗？我觉得不尽其然。它们的存在，给自然添了一点红、一点香，如若没有人发现它们，它们还是给自然添了一点红、一点香。这就是说：它们存在的价值就是给自然添一点红、一点香，没有必要理会人类知道与否！也许，就连它们自己，也是抱着这样的心态，自开自败，自熟自腐。
于是，反观我们自己，是否可以从大自然学到点什么呢？
有时候，我们太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为了给别人以好印象刻意改变自己；
有时候，我们太在意对别人的看法，有求别人改变自己；
有时候，我们上学不是为了学知识，考研不是为了搞研究，仅仅是为了抬高自己在别人和社会心中的地位，以获得更好的资本；
有时候，我们总是想说点什么，却发现自己说的和别人想的完全不一样而受到冷落，因此伤感不已；
……
所以，别把自己当回事。以平常的心态，顺其自然，做自己该做的，想自己可以想的，说自己该说的，只是别把自己做的、想的、说的当回事。是非总有评定，公道自在人心。就算人心取不得，还有历史，历史如果太短，还有漫漫宇宙。只要自己活得舒坦不憋闷，活得开心不压抑，活得自在不委屈，你管他谁去采那花儿、果儿呢？
毛主席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那是他们伟人做的事。我们是平凡人，争什么？争蝇头小利，没意思；争龙头暴利，没本事，还是当好花儿、果儿，自开自败，自熟自腐，活得舒心，岂不更好？
人，来不知从何处来，去不知向何处去，来非自愿，去更非本意，几十年光景，稍纵即逝，因而。还是卸下面具，放下包袱，像毕希纳所言：人啊，活得自然一点吧！
算来着甚干忙，世俗功名是苦海
为名所囚、为名所累是世人之大害。
我们看全世界人类的历史，尤其中国历史，几千年来每一个朝代，皇帝前面的党派意见纷争，都犯了这个毛病，“德荡乎名”所谓读书人想成大功立大业，但是名心去不掉，为了好名而超越了道德范围。历史上这样的故事太多了，都是因名心的驱使，知识分子最容易犯这个毛病，千万要注意。
为什么说虚名是骗人的呢？因为人往往只看到虚名给人带来的荣耀，却没有注意虚名给自己所带来的危害。
说起虚名之害，可谓随处可见。
以一个“大书法家”兼“大作家”为例。安徽林业厅原厅长唐怀民，人称“大书法家”。他是安徽省书协顾问、中国林业书协副主席。2005年《中国名家书画》精装版台历里，他的名字和启功、范曾、欧阳中石、文怀沙等排在一起。
他又称“大作家”。他的小说《张果老外传》印出6万册，到他出事时还有2万册没有卖出去，“而一些单位买的书实在太多，只好堆在仓库或办公室里，后来干脆当废纸给卖了”。他在法庭上解释自己的合法财产，说《张果老外传》“收入约30万元”。这样一个“大书法家”兼“大作家”，最后却成为一个大贪官，在法庭上忏悔说：“请法庭伸出正义的大手，惩罚我吧！”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贪官，是被金钱权力害的，怎么能说是被虚名害的？没有监督的权力，确实害人；作为诱饵的金钱美女，也确实害人。但是，老话说，无欲则刚。如果自己是一个能够把握原则的人，对自己手中的权力、身边的金钱美女，既不会恣意妄为，也不敢肆无忌惮。之所以一步一步坠入深渊，的确是那个贪字害的。可是，虚名能够助长一个人的贪欲。贪实利而慕虚荣，再加上不知过、不知悔，胃口慢慢就大起来。一旦忘乎所以，必定身败名裂。在这条轨迹上，虚名常常是驱使一个人迈上不归之路的原动力。
生活场是名利场。自古以来，身居高位者尤其注重留名。于是，在官场就不乏这样的现象：官大文章好，当职位达到一定级别时，粗通文墨甚至大字不识一箩筐的也能留下几篇署名文章作为宝贵的文献资料、精神财富了。这些文章是怎么回事，想来大家都知道，自然是捉刀者的功劳。有的是捉刀者把文章弄出后，直接署上领导大名；也有的是以联合署名的形式发表，领导在前，真正的作者在后面心甘情愿地做“拖斗”。许多领导对这种做法心安理得，久而久之便在圈内成为“惯例”，人们也就习以为常见多不怪了。当然，历史上也有位居天下之尊而不追求这种“署名”文章的。隋朝开国皇帝杨坚手下的贺若弼便是一例。
《资治通鉴》第一百七十七卷载：
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开国元勋贺若弼撰写了自己在隋灭陈之前提出的计策，却冠上《御授平陈七策》的题目，献给隋文帝（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明明是贺若弼自己的理论成果，却说成是领导隋文帝杨坚的思想，自己只担当个“整理者”的角色——至少相当于“联合署名”吧）。没想到，杨坚看也不看，就对贺若弼说：“你想为我扬名（提高我的理论知名度），出发点是好的，可是我并不想追求虚名，你还是把它记载到你自己的家史中去吧。”硬是没让贺若弼拍成马屁。
杨坚这个人，史书上说他不爱读书，估计文化程度不是很高。然而，不爱读书并不妨碍他坐天下（就像现在很多人不读书并不影响其成为大领导、大老板一样，可见读书并不是万能的，哪个以为读了书就应比不读书的人强，就应什么都会、什么事都能办成，那就很有可能到头来像梁元帝那样怪罪书籍了）。作为一代帝王，杨坚的业绩虽然不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但总的来说，应该算是过得去的一位。此人的优点之一就是做人“低调”，不图虚名。
不图虚名，在唐太宗李世民身上也有表现。《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五卷载：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著作佐郎邓世隆上表请求收集唐太宗写的文章（相当于现在的出个“文集”）。李世民说：“我的辞令，对老百姓有用的，史官都记录下来了，足可以不朽；如果没有用处，收集了又有什么用呢？梁武帝萧衍父子、陈后主、隋炀帝都有文集传世，哪能挽救他们的灭亡呢？作为君主，应该担忧的是不施德政，光靠文章有什么用？”
唐太宗不出文集，和隋文帝不要“署名文章”颇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二位都是政治人物，而不是文学家，当然不必也不应热衷于搞这些务虚的名堂。“署名文章”，如果是自己写的，发表一下倒也无可非议，拿到人家的东西据为己有，就没这个必要了，而且容易带出不劳而获、贪图虚名的风气。唐太宗不出文集，这个考虑也是自有他的道理：他作为全国最高领导，毕竟和普通文人不同，此事一旦“操作”不慎，便有可能加重群众负担，而且让官吏们重文章而轻实绩。当然，如果他不是领导，只是一个文人，条件允许的话出上几本书又是另当别论的事了。
一个人一旦浮名缠身，其实学问早已终结。王选说：“一个人老在电视上露面，说明这个科技工作者的科技生涯基本上快结束了。”就是这个意思。王选还说过：“中国古代有句话，上士忘名，将名利彻底淡忘；中士立名，靠自己的成就把名立起来；下士窃名，自己不行就窃取人家的。我做不到上士，因为我做不到忘名的地步，但是我不会为了立名而去窃名。”有的人本来靠的就是窃名、买名，如果再不能摆脱“自恋情结”，天天还要捧着那块金字招牌到处炫耀，与招摇撞骗也就相差无几。这样的“大书法家”兼“大作家”，当然令人嗤之以鼻。
《唐语林》卷五写过王维一个故事，说，“王缙多与人作碑志，有送润笔者误至王右丞院。右丞曰：‘大作家在那边！’”王维讽刺的这位“大作家”王缙，是他的亲弟弟。王缙字夏卿，少好学，与维俱有闻誉。后来做官，也是一帆风顺，累拜黄门侍郎、同平章事。可是他却没做什么好事。史书上说他“素奉佛，导帝设道场，致大历政刑日以陵替”；又说他“性复贪冒，招财纳贿，事败当死”，只是皇帝可怜其年纪太大，贬官而已。可见也是一个大贪官。这样一个大贪官，却喜欢给人写墓志铭之类的谀文，贪图丰厚的酬金，弄得连自己的亲兄弟也看不起。那一句“大作家在那边”，实在发人深省。
苏轼有一首词《满庭芳》，全词如下：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
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