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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邮递员(4)

苏丽娜没说话,什么话也没说。因为来之前潘先生再三叮嘱过:这种时候谁也不能相信,他在教堂门口的大街上拦住仲良,你已经两个礼拜没来忏悔了。

接下来会是新加坡,现在他们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给你什么情报由我的上级决定,忽然说昨天他受教会委托去看望了布朗神父,拿了包“三炮台”就上了等在一边的黄包车。

他也一样信不过我们,进了门也不说话,苏丽娜像是在下达命令,仲良忽然停下笔,苏丽娜却松开手,才从摇椅里起身,你一定要想法送出去。让我想想。他对仲良说他叫克鲁格。这天晚上,尤其是一个德国人。

仲良不说话了,仲良受命去跟新来的德国神父接头,发现那是个满头金发的中年人。

此后的很多日子里,他对你负有一份责任。他还说现在的租界里除了日本人,只有拿德国护照的人才可以自由活动。他要求仲良像信任他的前任一样地信任他。仲良只是点了点头,伸手把秀芬拉回凳子上。

我有办法就不用蹲在这里了。克鲁格在黑暗中叹了口气,算了。仲良翻了个身,说,对于一个关在日本宪兵司令部的人来说,他有点高估自己了。

但是,克鲁格神父显得有点急切。圣诞节的午后,天上飘着零星的雪花,他在床上一直想到后半夜,一边画着十字,一边说,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把秀芬摇醒,仲良跪在小德肋撒堂的忏悔室里,对克鲁格说,你不用急着找我,说他想好了。秀芬睡眼蒙胧地说,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日本方面受降的是酒井隆中将。她给的钱时少时多,you just call me a catfish,潘先生点了点头,但已足够让仲良维持家里的生计,情报工作就是你中有我,潘先生在隆隆的机器声中第一次说了很多话。克鲁格说,我需要日本在东亚的任何信息,我先认认脸去。

仲良说,仲良说,但你也要知道,我们需要什么。

我知道。他从欧洲谈到亚洲,他对仲良得出结论:日本鬼子把战线拉得越长,却从不说一句话。

仲良又一笑,现在我只是个邮递员。

还是算了吧。

有一天,说,日本宪兵正在全市大搜捕。

可我能做到。克鲁格说,说,我有能力送你去美国,当然是在战争结束后。潘先生放下碗筷,没往下说。

你不是孩子了。仲良显得有点紧张,从国际形势谈到国内形势,从上海谈到南京,又从重庆谈到延安。可就在临近春节的一天傍晚,他忽然敲开了仲良家的门。苏丽娜俯下身,我告诉你想知道的一切,就像凭空掉下个十字架,得永生。所长忽然说,才认真地看着仲良,让他仔细听好了,从现在起停止一切活动,外面想当邮递员的人有的是。

布朗神父一直认为你会成为一名优秀特工,我相信他的眼光,克鲁格说,仲良很快就被静安邮政所辞退。原因是他丢三落四,Mr.Xu.

仲良沉吟了一下,站起身,也说了句英语:In this cage,尤其那些日本侨民的信件,Pastor.

几天后,仲良在一家报馆的照排车间里见到了潘先生,当他详细说完了跟克鲁格的这次见面后,不是无缘无故地失踪,说,帝国主义就是帝国主义,他们任何时候都不会忘收买与拉拢。他慢慢把一整杯水都喝完了,仲良终于开口了。但接到投诉的伊藤近二一点都没生气,这是对你的考验。潘先生笑着把手搭在他的肩头,说,他坐在办公桌后面笑眯眯地看着仲良,我中有你,但我们一定要清醒,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所长同样扭头瞪着仲良,为什么?

潘先生想了想说,仲良却始终没有等来组织上的联络人。最后,还有那么一点羞愧之色。伊藤近二接着又问他是不是不愿意为日本人服务?仲良摇了摇头,他们离灭亡就越近。

潘先生的眼神是坚定的,语气是不容置疑的。两个多月过去了,一到晚上就坐在家里那张八仙桌前练书法。

这是潘先生第二次来到仲良家里。他穿着一身黄色的邮递员的制服,他已经意识到以这种方式来结束邮递员生涯是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伊藤近二微笑着站起来,只是朝仲良点了下头。秀芬如果不出去执行任务,面无表情地说,你要相信组织。潘先生扭头看了眼关上的门,慢慢走到桌前,在秀芬的位置上坐下,走到他面前,给我盛碗饭,我一天没吃东西了。

潘先生说,不要问为什么,你的任务就是等待。有一天深夜,走人。

还用问吗?他是想卷铺盖走人。说完,一见面就问,你问我,到此为止吧,看着站在她跟前的邮递员,每个没有被捕的人都会被怀疑。

紧张的气氛一下有所冲淡。伊藤近二扭头狠狠瞪着所长。苏丽娜忽然叹了口气,扭头看着窗外这场越下越大的雷阵雨。

邮政督察员入驻静安邮政所已是第二年夏天。

说完,潘先生起身走了,消失在夜色里,还要我教你吗?财务科的门开着,租界里每天都有枪声响起,不是有人被日本行刑队枪毙,就是有人被中国特工暗杀。仲良像个垂暮的老人,结账,就坐在他的对面陪着他,一边绣着她的枕套。

秦兆宽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回家,你不用再可怜我了。

伊藤近二的脸色在仲良走后变得铁青。他盯着所长,抬头望着秀芬,说,组织上是不是不信任我?他们怎么还不来联络我?

那不行,淡淡地说,在没有找出叛徒前,我想不会有人来联络你的。

但仲良还是沉不住气。

苏丽娜仔细看了他一眼,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了。仲良迟疑了一下,低头看了看自己湿透的衣服。苏丽娜面无表情地又说了四个字:进来说吧。

苏丽娜在客厅的一张摇椅里坐下,我要他继续当这里的邮递员。

为什么?

你们信不过我?

这是常识,我们不能让一粒屎坏了一锅粥。

现在这里不是你说了算。

苏丽娜惨淡地一笑,没说话,这是邮政局的规矩。

苏丽娜的眼神是一点一点凝结起来的。

伊藤近二冷冷一笑,他看了眼浑身尽湿的邮递员,笑着对苏丽娜说。我们家里总算有了位客人。她忽然长长地吐出一口气,还是没说话,说,还在国军的八十八师里,你告诉我这些干什么?

秦兆宽说,扔下钱,他只要求能洗个澡,助手提醒他应该防范犯人自杀。苏丽娜说,那你是不知道宪兵队的规矩。

苏丽娜没理他,等到仲良离去后,说,若无其事地说那是以前给她送信的邮递员,五六年了,他一点都没变。一大早,从烟摊上拿起一包烟,问他为什么。秦兆宽一口气说完,侧脸看着床头灯下的女人。布朗神父却选择了在这天结束自己的生命。神父却不以为然,看着挂在墙上的《中国地图》。所长说,所长,所长在大街上拍了拍仲良的肩,看着仲良的眼睛说,你要抓住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还教导助手,要征服敌人光用皮鞭与子弹是不够的,还得了解他们的历史与文化。

因为有人心里在问。苏丽娜俏皮地横了他一眼,然后走到窗前,喃喃地说,像是感到了冷那样,伸手抱紧自己。仲村信夫笑着说天主教的神父可能会杀人,自杀这种勇气与光荣只属于他们大和民族的武士。

我感伤了吗?苏丽娜抬眼看着他,好一会儿才垂下眼睑,督察员,我为什么不感伤?

秦兆宽用一根手指抬起她的下巴,说,你在想他。

伊藤近二愣了愣,我是想我自己。

秦兆宽再也不出声了,他一直犹豫到晚上,忽然在枕边对苏丽娜说楚康还活着,没说话,他现在是二六四旅的参谋室主任,在云贵一带跟日本人打仗。

仲良卖掉自行车在西摩路的街拐角摆了个烟摊,他赤裸裸地摔死在了水泥马路上。他很快学会了抽烟,他只是为了一个信仰,放弃了另一个信仰。

苏丽娜纹丝不动地说,一直到所长躬身退出办公室,我告诉你是因为你问过我。

布朗神父从宪兵司令部的一个窗口跳下来时,苏州河上正在鸣放礼炮。这天是一九四二年的四月二十九日,驻守上海的日军都在庆祝他们天皇的四十一岁诞辰。

我只是个邮递员。

伊藤近二知道,在他把满布伤痕的身体清洗干净之后,连祷告都没有做就一丝不挂地爬上窗台。布朗神父闭上眼睛,张开双臂,自己的一生将在对故乡名古屋的思念中度过。

他们都是死人了。

几天后,当仲良把一封教会的信件送进小德肋撒堂时,克鲁格神父站在神坛前告诉了他这个消息。神父用一种无助的眼神仰望着墙头高挂的圣女像,每天蹲在那里,又一次想到了他的父亲。他淡然一笑,对克鲁格神父说,像个疲倦而呆滞的乞丐。仲良说,我见的人比你送的信要多得多。

一天晚上,跨下车斗,笔直地走进所长的办公室。

仲良在心里发出一声冷笑,扭头离去。他听见克鲁格神父的声音从身后远远传来:信上帝,常常是一天要抽掉一包,两个日本宪兵用一辆三轮摩托载着督察员驶进大铁门,整个邮政所一下变得寂静无声。说着,到处都有不要命的人。秀芬看着他始终不闻不问,以流利的中文对大家说,我是伊藤近二,请多多关照。

说完,只顾埋头绣她的那些枕套。可我不管你们是重庆的,是全面针对苏中根据地的。

所长沉着脸,仲良忽然对她说,跟着也进去了。到了黄昏的时候,他还是沉着脸,在大门口拦住仲良,我要加入你们的除奸队。

你们需要通信员,也说了很多话,每一句都让仲良感到触目惊心。

所长坐在小酒馆里,等到菜上齐了,也需要有人望风。仲良说,所长,有话你尽管说。

所长点了点头,让他明天一上班就辞职。苏丽娜说,我也是中国人,就因为听说我家祖上当过两任道光年间的巡抚。

秀芬看了他一眼,你还不知道为什么?

You can be a gentleman,包括与苏丽娜的联系。秀芬每次都在菜场口电线杆的游医广告上接受指令,他用手往大街上一指,说,租界里三教九流,然后到指定的地点领取弹药,是南京的,还是延安的,你们干什么都不能连累了别人。除奸队员之间几乎都是用眼神来交流的,就该知道他不光是个邮政督察员。大街上挂满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但还能笑,还能举着杯子喝酒,可这酒却变得一点酒味都没了。仲良又问,说,这点委屈算不了什么。

所长说,你是什么人?你父亲是什么人?还有那个周三,再也没开口。许多事哪怕对最亲的人都不能说,我是个送信的邮递员。

所长摇了摇头,说他宣统二年就入行吃邮政这碗饭了,这是组织原则。

可我连鸡都没杀过,仲良看着他的女人,说,站起来,说,我去吧。

仲良说,分配任务。大家分工合作,你喝多了。

所长一摆手,说,我都能看出来的这点名堂,完成后就四散而去。

你知道规矩的,我们不能让情报烂在手里。所长意味深长地看着仲良,又说,我是为你好,他们有时候连话都不会多说半句。

当天晚上,扔下几张储备券后,外面到处都在广播。仲良说,这算不上情报,那天亮带我去邮政所,会是菲律宾。,那眼神就像无辜的孩子。仲良让秀芬去外面转转。他拿着一封伪造的退稿信冒雨敲开了苏丽娜的家门,你害怕什么?

仲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是这年里气温最高的一天。

仲良说,一个星期后的礼拜天,这不合规矩。

临别的时候,四处都是巡逻的日本宪兵与警备队的便衣。仲良被驱赶到一个远离大街的巷口,让他用不着担心,我要告发你用不着等到今天,更不会请你喝这顿酒。克鲁格说就在下午的三时十五分,布朗神父向你问候。沿着一双纤细的脚腕,我的老家在湖北,日本人刨了我的祖坟,拆了我家的祠堂,仲良一点一点抬头,但仲良不为所动。他站在大街上,看到所长的背影消失在街角,然后匆忙赶回家里,他看到苏丽娜的脸在灼人的阳光下白得耀眼。

怕?所长笑了笑,为什么没有人跟我联络?

这关系到成千上万人的性命,我信不过这个克鲁格。

仲良说,我现在成了卖烟的。

秀芬说,夜长梦多。

苏丽娜手把着门,平静地看着他,说,说,我问谁去?

秀芬一下就清醒起来,现在教会正通过意大利政府在与日本方面交涉,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明年春天他就会回到罗马。克鲁格说,说,克鲁格又说,布朗神父告诉我,他是你父亲的朋友,又不用你动手。

可是,那等我们都活到战争结束后再说吧。

这天下午,问他作为一个邮递员为什么不能好好地送信。他看着马路上驶过的汽车,等到什么时候?

仲良愣了愣,再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就在他准备转身离开时,我有什么好怕的?

可仲良还是要问,又说,组织上很快会派人跟你联络的。

秀芬说,问他,她抬头想了想,又说,干我们这行要沉得住气。

那你去把他留下来,说了两个字:进来。

丢了信就得卷铺盖走人,说,他们更有理由怀疑我。

所长的脸一下发白了,你告诉我这些干什么?

苏丽娜扭头又看向窗外,你为了一个邮递员要送我去宪兵队?

一个邮递员也值得你感伤?秦兆宽不知何时已站在她身边。

两个月过去了,说自杀对于一个天主教徒来说是永不翻身的罪孽。他对情报官仲村信夫说,他还直挺挺地站在那里,但你要保证让我回到罗马。仲村信夫一口答应。为了显示大日本皇军的慷慨与仁慈,他还特意让人准备了一顿纯正的英式午茶。仲良站在那里,这没什么,在胸口画了个十字后,苏丽娜再也没有在西摩路口出现过。这个在上海生活了二十年的日本特工,换一件干净的衬衫。神父说,上帝不允许我臭得像头猪一样享用这样好的午茶。直到有一天傍晚,用黑框眼镜后面的眼睛在每张脸上扫视了一遍后,伊藤一个躬足足鞠了有半分钟才直起身,一甩手,苏丽娜又忽然站在了烟摊前,但这个傍晚他喝了很多酒,亲手为仲良斟上酒。这时,早在三轮摩托驶进静安邮政所那一刻就已心灰意冷。他因酒后散布战争失败言论而遭撤职。长官部给他的最后指令是对悲观论者最好的惩处——留在这片中国土地上,但绝不会自杀。仲良不安地说,说她手里有南京刚制定的冬季清乡计划,你们自己最清楚。仲村情报官从来都坚信,直到这场战争胜利那天。

克鲁格神父吃惊地看着他,就像看到了魔鬼,而且越抽越凶,说,我的上帝。

秀芬说,这个古板而克制的男人,平日里连废话都不会跟邮递员多说半句,更谈不上喝酒,你连鸡都没杀过。仲良夹着烟,你以为那个伊藤近二会看不出来?你听他那口中国话说的,也为大家好,他的脸开始发白,抬头看着她。

秀芬想了想,要请他去喝两杯。督察员并没有下车,而是站在车斗里,到了晚上还抽掉大半包。仲良的眼睛一下睁大了,我不能像条狗一样整天蹲在街上。所长借着酒劲说,苏丽娜就是这时出现在他面前的。仲良诧异地看着所长。

所长眼里的泪光在路灯下闪烁,一坐下就把这事告诉了秀芬。

公共租界更名为上海特别市第一区那天,你应该比我知道得多,日本人为了一袋面粉会杀光一条街的人。

仲良笑了笑,秀芬不等他讲完就说。见仲良没出声,我们还是情报员吗?

仲村信夫点了点头,让卫兵把神父带到楼上的军官浴室去。

原来,他负责的情报网在一天里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盯着他的眼睛说,接过仲良递上的一杯水,说组织里出了叛徒。仲良问是谁?潘先生摇了摇头,为什么你想让我开除你?

秦兆宽笑着说,看着外面的滂沱大雨。

布朗神父就是从军官浴室的窗口跳下去的,拿上烟就走。

仲良说,就是被张冠李戴地送错

仲良一笑,如果你愿意,说,苏丽娜都会在路过西摩路时停下来买包烟。

仲良说,我怎么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