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所建立起来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这就是异化，当人类所建立起来的东西到最后成为压迫自己的东西时，人的本质也就异化了。而所谓的文明，就是人类异化的最大根源。比如在原始社会，人是何等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他们充沛的精力和原始的欲望随时都能像山泉一样尽情地流淌。但是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人们便不得不用后天的道德准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压抑自己的情欲，从而把那种最初支配人们感性行为的原始而真实的驱动力压抑到意识底层，以至于形成了那种暂且屈服于理性和道德，但又随时准备犯上作乱的潜在心理力量。就像今天，我们这些所谓已经开化了的文明人，在无人看管的时候，在夜色朦胧的夜晚，都愿意褪去披在身上的虚假外衣，抛弃所谓的道德和理性，做一个真实的人，面对一个真实的自我，哪怕是今朝有酒今朝醉。
六、弗洛伊德的冰山
春秋时期，齐国的国君景公得了肾炎病，已经十几天卧床不起了。这天晚上，他突然梦见自己与两个太阳搏斗，结果败下阵来，惊醒后竟吓出了一身冷汗。
第二天，晏子来拜见齐景公。齐景公不无担忧地问晏子：“我在昨夜梦见与两个太阳搏斗，我却被打败了，这是不是我要死了的先兆呢？”晏子想了想，就建议齐景公召一个占梦人进宫，先听听他是如何圆这个梦，然后再作道理。齐景公于是委托晏子去办这件事。
晏子出宫以后，立即派人用车将一个占梦人请来，占梦人问：“您召我来有什么事呢？”晏子遂将齐景公做梦的情景及其担忧告诉了占梦人，并请他进宫为之圆梦。占梦人对晏子说：“那我就反其意对大王进行解释，您看可以吗？”晏子连忙摇头说：“那倒不必。因为大王所患的肾病属阴，而梦中的双日属阳。一阴不可能战胜二阳，所以这个梦正好说明大王的肾病就要痊愈了。你进宫后，只要照这样直说就行了。”
占梦人进宫后，齐景公问道：“我梦见自己与两个太阳搏斗却不能取胜，这是不是预兆我要死了呢？”占梦人按照晏子的指点回答说：“您所患的肾病属阴，而双日属阳，一阴当然难敌二阳，这个梦说明您的病很快就会好了。”
齐景公听后，不觉大喜。由于放下了思想包袱，加之合理用药和改善饮食，不出数日，果然病就好了。为此，他决定重赏占梦人。可是占梦人却对齐景公说：“这不是我的功劳，是晏子教我这样说的。”齐景公又决定重赏晏子，而晏子则说：“我的话只有由占梦人来讲，才有效果；如果是我直接来说，大王一定不肯相信。所以，这件事应该是占梦人的功劳，而不能记在我的名下。”
最后，齐景公同时重赏了晏子和占梦人，并且赞叹道：“晏子不与人争功，占梦人也不隐瞒别人的智慧，这都是君子所应具备的可贵品质啊。”
在上面这个“景公占梦”的寓言中，与其说景公患的是身体上的肾炎病，还不如说他患的是心理上的疾病。他突然梦见自己与两个太阳搏斗，结果败下阵来，是因为他潜意识地担心自己的肾炎病不会好，所以通过梦把他的这种潜意识呈现出来。他惧怕，而晏子对他的梦加以凝缩，把梦阐释，使他的病好了。
在中国这样一个以群体为本位的国度里，看重的往往是文化，而不是心理。因为心理是个人的，而文化才是群体的。所以，在中国，心理学并没有作为一门学科发展起来。但在西方，心理学却是一门严格的科学而出现的。因为，西方社会是一个以个体为本位的社会，松散的社会关系不仅让西方人拥有了宗教，还有了一个庞大的心理学体系。
弗洛伊德，是西方现代心理学的鼻祖，以研究人的潜意识著称。他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理论，即“冰山理论”。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意识结构实则就是一座冰山，我们看到的部分，即人的逻辑意识、理性意识、道德意识，只不过是冰山露出海水的部分，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罢了。而在海水下面不为我们所知的部分，才是整个冰山的主体部分。
弗洛伊德借此比喻人的潜意识。对人的行为而言，其支配作用的根本就不是人的意识部分，而是潜伏于人内心深处的潜意识。这一部分意识由于受理性、道德等文明因素的压抑，已经进入到了意识的最底层。只有在特定的情景，在特殊的条件下，这部分意识才会显露。比如，人在做梦的时候就是如此。我们所梦到的东西都是和现实格格不入的，它不讲常规，没有逻辑，违反常识，而且时间和空间的一切差别都已经打破。
弗洛伊德说，梦中的东西对人来说才是真实的存在，而那时的人才是真正的自我，因为当时支配人的不是在海平面之上的意识，而是隐蔽在其内心深处的潜意识。梦的内容之所以不讲道德，是因为人在本性上是反道德的；梦的内容之所以是不讲逻辑的，是因为逻辑在本质上是对人丰富性的一种阉割；梦里的东西之所以是不现实的，是因为人在本性上总是想超出有限，进入无限。正因如此，弗洛伊德在心理治疗上抛弃了古老的催眠术，代之以自由联想，也就是让患者想起什么就说什么，由此发现隐藏的病因。
七、自由与自在
佛陀在《百喻经》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批商人，要到远方去做生意，由于路途不熟，大家商量之后，请来了一位向导，于是浩浩荡荡出发了。
有一天，他们来到一个旷野，那儿有一座供奉天神的庙。依照他们的习惯，必须杀掉一个人来祭祀，方得通过这个地方。
商人们集在一起商量，都认为大家是亲戚族人，只有那个向导是外人，便决定杀他作祭祀。等到祭祀完毕，便开始动身前行，可是由于没有向导，迷失了方向，走来走去，一直都在旷野里打转，终于大家都困死在旷野里。
这个故事中的向导就像是我们自由的本性，它能发出正确的思考与判断，那些商人就如同我们的根尘色相，很容易障碍自性，使自己失去醒觉的能力，陷在愚迷的旷野中。
人一旦太执著于外在的色相，太迷恋于“我相”，太好面子，必然非常介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凡事在意的态度，便会感到别人都在注视着自己，而自己的言行举动，即刻变得不自在，不自然，不快乐了。我们一定看过许多人不敢放心地说出自己的感受，不敢自然无拘束地开怀一笑。
古人说：“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我们是否能够时而后言，乐而后笑呢？如果我们一天都不言不笑，那么喜悦就不存在了，自由的真我也就被抑制了。
人性爱好自由，自由就是心灵不受制于偏见、欲望和自我中心的虚妄，从心中直接流泻生活的情怀。因此，它能肯定内在的真我，作独立醒觉的判断。这样的生活是不卑不亢，不疾不徐，这时也许只能用“自在”才能表示这种心灵的自由，和心中所洋溢的自在。
但是许多人并不是生活在自由的心灵里头，即使每天高唱自由和民主的人，也未必有大自在的心灵自由。他们以为束缚越少就是自由，想做就去做，想说就痛快地说，这样的生活条件就是自由。但却很少注意到心灵上自由与不自由只是一线之隔，因为许多高谈阔论自由的人，可能心中正被一种不自由的动机所驱使。禅家所讲的自由是自然流露出来的慈悲，像活泉一样涌现的喜舍，像云去云来一样未曾拘束的自然。
人的生活本来是自由的，但为了追求欲望，往往牺牲那珍贵的自由。人宁可牺牲自己的本质，而求得一时的名利；情愿出卖自己仁厚的本性，违背自己高贵的本质，当一个随波逐流的流浪汉。其实，当你祈求获得别人的认可时，你必然已经丧失了自己最宝贵的情操。
抑制自己的本性，会使生活的创造性遭到严重的破坏，不但会使自己失去幽默感，而且也会使生活的欢喜乐趣丧失殆尽。你做错了一件事，会不会在意别人见笑，而不知所措？会不会愣在那儿紧张万分呢？如果会，那么你就应该改正了。让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故事：
唐朝南泉普愿禅师住庵时，有一天对一位新来访的和尚说：“我上山去工作，到时请你自己做饭，并送一份上来给我。”
过了一会儿，这位访僧就自己做饭吃了，一时闲散，在床上躺躺就睡着了。南泉不见访僧送饭来，就回庵去，看到访僧正呼呼大睡。南泉很幽默地也上床躺在他身边睡觉。
过一会儿，访僧起床了。于是南泉说：“我以前曾经看过一个‘伶俐’活泼的道人，直到现在没有再见过。”接着拿起一只掸子摇一摇，对访僧说：“那个‘伶俐’道人像是这个吗？”
访僧说：“不一样。”
南泉说：“你曾经在什么地方看过，怎么知道他们不一样？”
访僧说：“如果你想知道我在哪里见过，请和尚先放下掸子来。”
南泉高兴地说：“我印证了你一双自然流露智慧的眼睛。”
这个短短的故事，很生动地告诉我们，如果你拘泥不自在，就会失去自由，一直牵挂忘了送饭的事。如果自己是一位“伶俐”道人，自由自在，就很自然地请南泉放下那可以用来打人的掸子，要他放下掸子的人，正是主动自由的精神主体。但是，人总是被色相和物欲所缚才变得愚迷不安，失去欢乐。而禅家则在这个节骨眼上，直指人心，要人从单纯的生活面上直接承担，快乐自然流现出来。布袋和尚有一首诗，很能引发我们的反省：
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青目睹人少，问路白云头。
这首诗简直道破了人生的谜团，告诉我们单纯使一个人解脱，追求贪欲使人束缚重重。西江之水只取一瓢饮，熙攘繁杂的社交，一两知己难得，只要你能了解“青目睹人少”的时候，自己就会领略恬淡之智；当你知道“问路白云头”时，你就不会面临寂寞孤独的不安，相反地会拥有更多的自在与喜悦。这时，你已经从群众与世俗的眼光中真正解脱出来，哪还会有不快乐的呢？
八、反目成仇的兄弟
秦朝末年，同为魏国人的陈馀和张耳约为“刎颈之交”，并发誓：不能同年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日死。
后来，兄弟二人并肩作战，先是跟随陈涉、吴广反秦，经过一番出生入死之后，都当上了官，成了将领。特别是在跟随武臣北伐以后，二人的地位逐步提高。武臣自封为赵王以后，二人的地位更是一步登天：陈馀被封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武臣死后，二人拥护原来赵国国君的后裔赵歇为王，重新恢复了赵国。其实，赵歇不过是个傀儡或者幌子，真正的实权其实牢牢掌握在张耳、陈馀二人手中。他们之所以抬一个傀儡上台，是为了好拉拢势力，壮大力量，一旦条件成熟，就会马上废之而自立。这时候，二人的“事业”达到了人生的顶峰，该有的都有了，没有的也很快会就有的。
但事态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秦国的缴贼大军在章邯的带领下在大破楚军，杀死了项梁以后，北渡黄河，进攻赵军。张耳与赵王歇败走巨鹿，章邯率军围住了这座死城。而陈馀北收常山兵，驻扎在了巨鹿之北，但敌众我寡，无法突围进城营救。
赵国当时面临的形势是这样的：巨鹿城内兵少粮尽，命在旦夕；援军未到，即使有先到的，也是作壁上观，不愿意妄动，各怀鬼胎；陈馀率领几万人驻扎在了城北，也是不敢造次，害怕救人不成，造成无谓的伤亡。于是，张耳数次派人去请求陈馀前来援助，而陈馀犹豫不决。张耳很是恼火，想当年为刎颈之交，今天怎么做起了缩头乌龟来了？陈馀也有自己的理由：以卵击石，无济于事，白白地浪费生命。还不如留着一口气，即使你们死了，我还可以为你们报仇，而一起赴死，无济于事。
张耳的理由多是情感上的：你我是刎颈之交，彼此为对方应该不惜生命。即使知道白来送死，也应该来。何况，努力一把，还可能有希望。而陈馀的理由多是出自理性的权衡，他在比较“出兵”和“不出兵”的结果和代价。这样做起不到任何效果，为什么要去呢？还不如保存实力，即使你死了，还可以为你报仇。现在一定要共同赴死，就如同把肉送给饿虎，有什么好处呢？！
就这样，二人因为这次出兵的问题，产生了很大的过节，以至于隔阂越来越深，甚至到了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程度。后人这样评价二人：“谁道黄金如粪土，张耳陈馀断消息。”
在上面这个故事中，陈馀和张耳一开始的“约定”是真诚的，而且是能够付诸行动的。在那个随时都可能丧失生命的战乱年代，生命如草芥，生还是死都由不得你，生命意识自然淡薄。其实不止是张耳和陈馀，历史上大部分“刎颈之交”都诞生在朝不保夕的年代，还没有听说过哪两个人能在太平盛世，整天衣食无忧的年代结为“刎颈之交”！苛刻的外在条件、紧张的局势使得生与死的界限模糊起来，生死之交才成为可能。
但是，随着二人地位的变化，对自身生命价值的看重，“生还是死”对二人来说开始成为了一个问题。死亡的意识一旦进入头脑，以何种名义让人去“死”，无论是道义的还是情感的，都显得那么脆弱无力，因为“死亡”已经是底线，这是最后的砝码，也是无法倒退的地方。感人的举动，往往是在“一念之间”做出的，根本不会去考虑生和死的事情。正如孟子说的，看见一个孩子掉到水里了，立刻跳进去营救，而没有想到自己会不会游泳，孩子的家长是不是我的熟人，会不会给我报酬。而一旦想到生和死，康德意义上的“崇高”就荡然无存了。
斯宾诺莎曾经说过一句名言：“自由的人最少想到死；所以他的智慧不是关于死的默念，而是关于生的沉思。”张耳对陈馀的见死不救甚为恼火，是因为“死亡”这两个字眼已经在头脑中扎根了，成了最后的底线。而对陈馀来说也是如此，生命也成了必须经过深思熟虑、权衡比较才能付出的东西。所以，两个人都已经背叛了自己的诺言，都为生死问题所困扰，已不再是斯宾诺莎意义上的自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