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引喻到现实社会里就是：人太精明而过分苛察，就不能容人，从而没有了伙伴和朋友。因为精明者往往容不得他人的过错或性格上的差异。这句格言从自然现象谈起，告诫我们不要对对错、是非过于执著。就好比肥沃宽松的土壤，树木就必然会生长茂盛一样（这当然须有其他要素如阳光、水分等），人有了不执著于是非的开放心态，能动的触角就会四处延伸，做出尽可能大的效果和成绩。但人事之间的尺度是不易掌握好的，往往不是太过，就是不及，结果总是不能尽如人意。
据《后汉书》记载，大将班超在西域为都护时间较长，又有病，所以朝廷将他召回。接任者任尚请求班超临别赠言，班超说：“塞外的吏士本来就不是孝子顺孙，他们都是因为罪过而发配到边地的，而蛮夷又都怀有鸟兽之心，不容易安抚，却极易挑起事端。而您的性格太严厉而急躁，这是不好的，也容易出问题。水清了就没有大鱼，政务太苛察就不易让下面的人亲附，以至人事和谐，所以您还是应当将法度放松点，简易点，要宽容人家的小小过错，只要大事能够抓住、不出问题就算尽到职责了。”
这正是中国人的处世哲学，而这种哲学正是来自阴阳思维所带来的“是非观”。也正因如此，“难得糊涂”“大智若愚”等成语或谚语才让一辈又一辈的中国人去体悟、去把玩。凡事太较真，非要打破沙锅问到底，未必是件幸事。拿宋朝诗人苏东坡来说，他聪明过人，可偏偏不为当权派所容，一辈子都在被贬谪。无奈的东坡居士最后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著名管理学家曾仕强在北大办讲座时曾经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中国人有是非，但是没有是，也没有非。”正如《红楼梦》中所说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真真假假，是是非非，又有谁能说得清楚？即使说清楚了，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们如果太执著于是非，就永远看不清是非。庄子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庄子·齐物论》）换句话说，即使是圣人，他所知道的也只是“存在”而已。我辈于茫茫之中摸索前行，更是常常连“存在”也分辨不清。因果循环，红尘变幻，究竟是真是幻、是梦是醒，我们也同样看不清楚。就像到底是庄周做梦变成蝴蝶，蝴蝶做梦又变成庄周一样，分不清是梦是醒。
四、“中庸”中的平衡术
儒家的“中庸之道”，本是对世界和人生的一种态度，主张不偏激，不走极端，保持温和，防止在由量到质的巨变中付出沉重代价。对人，讲究身心的和谐；对社会，讲究局势的安定。但是，这样一种“天地之大道”，却被后人从另一方面加以发挥，成了一些人的处世哲学和把玩人际关系的“驭人之术”，并深深地积淀在华夏几千年的文化中。
翻开中国文化的词典，不知充斥着多少类似“明哲保身”“枪打出头鸟”“少管闲事”“左右骑墙”的俗语。正是这种对“中庸”的庸俗理解，中国文化在显示出其高尚和深刻的同时，也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完成了由“道”向“术”的蜕变。也正是这种蜕变，使得中国人成了鲁迅笔下的“冷漠者”，成了胡适笔下的“苟且者”。
这方面对“中庸”的发挥，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被我们所津津乐道的“平衡术”。
所谓的“平衡术”，就是把自己所能掌握的多个方面的人脉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使之发挥最大效用为自己所用。在这里，没有善恶，没有是非，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持“平衡”，不能让一方占据上风，而是让其相互牵制，从而让自己能够坐山观虎斗，扒在桥头看水流。比如一个高明的帝王，绝对不会偏执于是非善恶，而会让各种人才尽可能地发挥最大效用。所以，他们忠臣也用，奸臣也用，而且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上，用忠臣来牵制奸臣，用奸臣来遏制忠臣，从而达到稳固自己权力的目的。
据说，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一个善于玩弄这种驭人之术的高手。史书记载，唐太宗很重视李绩的能力，希望他助太子。晚年的时候，他对太子说，李绩是人才，你应该重用他，但你对他无恩，我先贬他，待你登位后，立即起用他，升他的官，他必为你效死力。这一招果然甚是给力，日后便成为历代帝王用人的不传之秘。
据《清史》记载，顺治皇帝离世之前，把康熙确认为自己的接班人。但当时的康熙只有8岁，必须要找大臣辅政。找什么样的大臣呢？康熙确实动了一番脑筋的。如果找皇亲国戚辅政，但又怕他们坐大多权，危及皇位。到皇室以外去寻找，又怕他们不和小皇上同心同德。经过一番挣扎，顺治最后找来了四位自己对其有恩的大臣，并委以辅政之大权。这四个人分别是索尼、鳌拜、遏必隆和苏克沙哈。这四个人自然感激涕零，一同发誓：誓协忠诚，同生共死，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怨仇。而且还强调，不私下与诸王贝勒等府往来，不受其馈遗，不结党羽，不受贿赂，唯以忠心仰报先皇大恩。他们四人的誓约，当然有诚意，但要有一个条件，就是一个监察制度，或者是在他们之间制造一种平衡，才能避免他们四人越轨，为康熙的亲政争取时间。
在四个顾命大臣之间维持平衡的正是大清朝那位了不起的女人——孝庄太皇太后。孝庄的精明在于，她没有来个垂帘听政。据说当时也有人劝她垂帘听政，但她坚决拒绝。因为她不居其位，所以不会变箭靶，政治出现不平衡的时候，她反而可以潇洒而又主动地处理问题。如果她好虚名而居其位，肯定是居虚名而受实祸，会处处受制于人。
由于孝庄的努力，四位顾命大臣最初是平衡的。但索尼一死，鳌拜便立即扩大实力，他首先收买了遏必隆，因为这个人见风转舵，容易对付。另外一个苏克沙哈呢？他和鳌拜对抗，极力树立自己忠贞的形象，表明自己是为了国家而对抗鳌拜的。其实，他的目的也是为了夺权，不过是走了一步险棋，以为靠所谓的忠心，便可以得到朝廷的支持打倒鳌拜。可是苏克沙哈打错了算盘。因为当时鳌拜的力量过于强大，康熙还未成气候，斗不过鳌拜。为了赢得时间，孝庄最后只好借苏克萨哈的人头一用，助长了鳌拜的骄傲和自大狂妄。
这果然是一个高招。孝庄因此而换来了几年时间，培养了康熙的实力，最后战胜了鳌拜。这也是在不平衡中的平衡术。看来，对那些深谙平衡之术的人来说，他们的眼里没有是非曲直，更没有忠奸善恶，唯一需要的就是不让任何一方独大，威胁自己的安全。而这种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得不说是受了阴阳思维的影响。
也正因如此，在中国的历史上出现了很多奸臣。小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奸臣丑恶嘴脸的时候，恨不得杀之而后快。可是，当时的君主为什么没有看出他们是奸臣？他们无恶不作，擅权独断，为什么不杀之后快？
其实，问题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否则，奸臣早就不存在了。恰恰相反，很多奸臣非但没有受到惩处，却都成了皇帝身边的红人。高力士之于唐玄宗，秦桧之于宋高宗，魏忠贤之于明熹宗，和珅之于乾隆，都是这样。大伙都说你坏，皇帝也说你坏，那是恶臣不是奸臣。奸臣的特点是无论他做多少坏事、害多少人，他都会被重用、被提拔，都会讨得皇帝的欢心。
皇帝糊涂吗？不是的。历史上的大部分皇帝对忠奸是有着最为基本的判断的，他们知其奸而用其奸，是有一定理由的。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理由估计就是平衡。从国家的长治久安出发，皇帝喜欢忠臣，但忠臣有时确实让皇帝很难受。圣明如唐太宗者被魏徵犯颜直谏惹恼了，回到家中都会恨恨地说：“这老不死的，总有一天我要宰了他！”忠臣得天下之正道与天下之人心，追求真理又有群众基础，免不了对皇帝的权威与尊严构成莫大压力。一旦压力过界，奸臣的作用就表现出来了。这时，奸臣就好似皇帝放出的一条狗，轻则可以让忠臣疲于应付，重则可以让其送命。其目的在于给忠臣以警告，让皇帝很好地驾御他：别以为自己是忠臣就翘尾巴。另一方面，忠臣被害死了，也可推到奸臣身上去，以免有损皇帝的圣明。
许多人认为自古忠奸不两立，他们没有看到，从皇帝的角度讲，这忠奸恰如硬币的两面。正因如此，每个朝代好像都有奸臣，《宋史》的编纂者还专门为奸臣写了传记，名之为《奸臣传》，不得不让我们深思。其实，奸臣的存在，正是统治者手中的一颗棋子，它的作用并不在于为国家出力报效（他们也没有这么做），而是牵制忠臣，防止忠臣蜕化成奸臣。通过两股力量互相制衡，皇帝的政权才能得以稳定，皇帝才能高枕无忧。
通过这些分析，我们不能不说里面蕴含着中国人的大智慧。但是，这种驭人的“平衡术”是通过内部“互相残杀”的方式来换取整体结构所需要的平衡的权术。因此可以说“平衡术”是一种恶性的循环，是一种致死的疾病，而非良性的互动和稳定。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整个结构系统暂时的平衡和稳定，是以带有大面积杀伤力的“内耗”为代价来实现的。但从长远来看，它则有着难以计量的负面效应。尤其是当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被纳入到整个民族的生存模式当中去的时候，更是成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诸葛亮总结历史教训时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倾颓也。”（《出师表》）但是智者的告诫总是显得自作多情，历史的发展并没有因为几个人的呐喊而改变方向。一切寄托于个人的好恶，一切依靠人的自觉，而没有一个民主性的政治体制，奸臣就会大有市场，总能被提拔被任用。以此观照历史，从秦汉到明清，每个朝代莫不尽然。
五、慈不掌兵
管理要靠体制，统治要靠法律，不能只凭人力。否则，即使你有分身之术，也不能把队伍带好。正如《孙子兵法》所说：“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分”和“数”分别是指中国古代军队两个不同的建制单位。“分数”说的是军队的组织编制，“形名”是指军队的指挥号令。只要把军队按照一定的编制组织好，并加以统一的号令，这样的领导一个人和领导千军万马的效果是一样的。捻重若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体制和号令一旦发挥作用，就会自己运转，而不依赖于领导者的干预。所以老子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力挽狂澜，扶大厦之将倾的领者不是最好的领导者，头上带满光环的将军也不是最好的将军。真正的高手不会时时刻刻都发挥关键作用，他们“求之于势，不责于人”，经常充当幕后英雄，无冕之王。正如如孙武所说：“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奇胜，无智名，无勇功。”没有勋章的将军才是最好的将军。
孙武去见吴王阖闾，与他谈论带兵打仗之事，说得头头是道。吴王心想：“纸上谈兵管什么用，让我来考考他。”便出了个难题，让孙武替他操练姬妃宫女。孙武挑选了一百个宫女，让吴王的两个宠姬担任队长。
孙武将列队操练的要领讲得清清楚楚，但正式喊口令时，这些女人笑作一堆，乱作一团，谁也不听他的。孙武再次讲解了要领，并要两个队长以身作则。但他一喊口令，宫女们还是满不在乎，两个当队长的宠姬更是笑弯了腰。孙武严厉地说道：“这里是演武场，不是王宫；你们现在是军人，不是宫女；我的口令就是军令，不是玩笑。你们不按口令操练，两个队长带头不听指挥，这就是公然违反军法，理当斩首！”说完，便叫武士将两个宠姬杀了。
场上顿时肃静，宫女们吓得谁也不敢出声，当孙武再喊口令时，她们步调整齐，动作划一，真正成了训练有素的军人。孙武派人请吴王来检阅，吴王正为失去两个宠姬而惋惜，没有心思来看宫女操练，只是派人告诉孙武：“先生的带兵之道我已领教，由你指挥的军队一定纪律严明，能打胜仗。”
孙武从立信出发，换得了军纪森严、令出必行的效果。
做人难，做个优秀的管理者更难。正所谓“慈不掌兵”，管理者就应该坚持正确的原则，而不应该优柔寡断。这是治国和为政的一个公认法则。
六、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在《政治学》第一卷中，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定义是：“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从词源学的角度上讲，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的概念显然不是凭空造出来的。“政治”概念的希腊文是politikon，这个词的本意是趋向城邦的。而政治生活或者政治制度的希腊文是politeia，城邦的希腊文是polis。可见，不管是作为概念的“政治”，还是具体的政治制度，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都是和城邦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当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的时候，是指人对城邦有一定的趋向性。也就是说，人按其本性必须结合成共同体才能生存，国家或城邦就是由此而来。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不可能独立存在，人首先是生活在家庭之中的，家庭就成为人类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社会的基本形式。家庭联合起来组成村坊，若干村坊组合就是城市（城邦）。”这是人存在的现实需要的结果，同时，也是由人类的本性决定的。人之所以可以和愿意趋向于城邦是因为：“人类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所以能不期而共趋于这样高级（政治）的组合。”
“人是政治的动物”，亚里士多德的这句话常被人们不加深省地应用于宽泛的意义上。实际上，在他那个年代里，他所能见到的只是人们在参与城邦管理，人们的寝食饮居无不与城邦密切相关。政治只是被定义在“城邦管理”的狭隘范围内，与我们现在常用的“阶级”“阶层”“政治犯”一类的政治术语毫无关联。因此，他的意思只是说：“人是生活在城邦中的生物。”人是城邦的人，城邦是城邦的人的城邦。
用现代人的眼光，很难理解雅典人何以那样忠于自己的母邦，城邦又为何让人如此信奉，因为现代人眼中的国家背后充斥着大量的国家机器，人们的行动有时不是凭着自己的喜好，而是一种被迫的行为。一个现代人在填写支票时会想：得！这些钱都到税里去了！这是很普遍的一种现象。而在雅典，类似于交税这种行为，又会在公民心中产生何种感想呢？他可以用他的税金建造一艘战船，他任船长；或出资上演一场戏剧之类的。这些虽也是一种负担，但其中的乐趣和所带来的荣耀，足可使令现代人生厌的交税行为变得生动一些。城邦的魅力也许正源于此。
正是种种类似于上面的原因，雅典人才甘愿为城邦做一切事情，他们将城邦视为是“能借以全面实现其精神、道德与理智能力的唯一框架”。换言之，公民的价值是在城邦中实现的，也只有在城邦中才能实现。公民积极地参与城邦管理，并且认为那就是在实现自己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