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的希腊是神话时代的希腊，神话化的希腊是柏拉图之前的，思想没有哲学化亦即没有概念化的古希腊。他所肯定和赞扬的希腊文化是充满了阳光、闻得到泥土芳香的。在他写的第一本书《悲剧的诞生》中，他提出用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这两位古希腊的艺术神来理解艺术的奥秘。两位神也称为日神和酒神。如果没有日神光辉的照耀就无法显现表象的美，故日神是美的来源和根据。梦中之形象也是表象之一种。
酒神是痛苦的解脱者、创造意志的体现者。酒神宣泄和肯定了生命本身的力量，也表明此力量不受道德和传统规范的制约。悲剧是日神与酒神的合唱。酒神狄奥尼索斯与苏格拉底、与耶稣基督形成了对立关系，而与查拉图斯特拉则形成了同一的永恒轮回的关系。在尼采看来，苏格拉底和耶稣都是痛苦的忍受者，都是受难者的形象，是生命的否定者。
尽管酒神也有受难，但是另一种形式的受难。酒神的受难是主动选择的，有着更为明确的目的，即再生；而苏格拉底和耶稣的受难则是被迫的。被迫的受难是创造意志的瓦解，是自身生命力的败坏与贫乏；而主动的受难则是创造意志的保存。耶稣的复活也不过是他本来面貌的显现，酒神遭受的苦难与受难造就了他的再生，使他成为全新的。
酒神在苦难中感受到的是此时此刻的快乐，而苏格拉底的快乐则是彼岸的虚假的快乐，耶稣则是在经历人的痛苦。所以狄奥尼索斯与耶稣的对立才是真正的对立，与苏格拉底的对立还不是真正的对立。苏格拉底和耶稣都是生命的否定者，只有狄奥尼索斯才是生命的肯定者。因此说尼采借狄奥尼素斯所要表达的就是对生命本身，亦即创造意志的充分肯定。
二是创造意志。
创造意志是尼采对于存在的规定。形而上学探究的是存在者的存在。尼采认为形而上学中的存在是理性的产物，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远离生命本身，远离活生生的人。力是指生命本身的创造力，而意志作为一种力乃是追求创造的力，意志乃是求创造的意志力。此力不是追求外在的权力、功业，而是不断地自我充盈、自我充实、自我肯定。
创造意志一词的重点在力而不是意志。力是能产生效果的。作为创造之力就是使一个现实事物从无到有，使之出现。世界的变化在于力。
创造遍存于世界，如水能熄火，乃是力的作用效果。效果导致了差异，火由燃至熄，从有到无，这就是差异。水使火灭这就是效果。事物的变化过程是力作用之结果。
生命本身的过程也是如此，要经历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过程。此过程就整体而言是一种循环。所以创造意志就是同一的永恒轮回。
创造力不是概念，意志也不是概念，创造意志不是脱离了感觉、知觉和真实生命的。尼采不再如叔本华那样认为意志是痛苦的根源，相反，他认为“意愿使人自由。这是意志与自由的真义”。但是假若有上帝，上帝已创造了一切，还有什么要人创造呢？所以，“意志带领我离开上帝和诸神。”
形而上学的核心是意志，而在尼采这里是力。一方面表明尼采思想中留有形而上学尾巴，另一方面也表明尼采与形而上学的分离。形而上学一直把意志当成自明的、十分熟悉的东西，叔本华更是把意志作为世界的本体，由此得出了悲观主义的否定性的人生观。尼采虽继承了叔本华的意志这个词，但彻底扭转和改造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从痛苦走向了欢乐。
三是上帝死了。
尼采最先是在《快乐的科学》第三卷中借疯子之口说出上帝之死的。
疯子大白天提着灯笼跑到集市去找上帝。集市上的人是不信上帝的人群，因此疯子受到嘲笑。疯子便对他们说：“上帝哪去了？我告诉你们吧！是我们把他杀了！是你们和我杀的！咱们全是凶手！”对于不信上帝的人来说，上帝是不存在的，无意义的。上帝之死只对相信上帝活着的人才有意义。如果上帝真如疯子所说死了，这也表明上帝曾经活着。
尼采为什么要借疯子之口说出这话呢？疯子相对于正常人才是疯子，而正常人之所以被认为正常，是因为他的理智是健康的，他能用自己的理智判断事物、认识事物。但正常人由于太相信自己的理智，也就是说太相信自己的和他人的理性，以至于他看不到理性自身的局限性，也导致他否定了理性之外的其他真实，比如生命本身的存在比理性更真实、更本原，理性只是生命的一个特性。疯子不是凭正常人自以为是的理智认识事物。疯子乃是理性的否定者。疯子是真实的发现者和宣讲者，是对于正常的、固有的观念的瓦解者和反叛者。尼采要瓦解理性哲学，瓦解形而上学，要反叛传统观念，疯子正是他这一思想动机的形象代言人，而上帝存在则是最为传统的观念，在传统哲学中是最为核心最为坚固的观念。
疯子要找的上帝指什么？尼采没有直接讲。在传统的观念中上帝是常识，是基督教宣讲的神，他创造了宇宙万物，也创造了人。《旧约》中他从来没有作为人显现过，《新约》则又成为人出现。他是一切价值最后的也是最高的根据。从形而上学的角度讲，上帝是本体，是存在自身，是开始的始者。但在尼采看来，“‘上帝’、‘灵魂不死’、‘拯救’、‘彼岸’，这些东西都属于概念。”上帝是虚假的上帝，也是人造的上帝。“‘上帝’成了诅咒‘这个世界’的公式，成了谎言‘彼岸世界’的公式！”
尼采借疯子说出的“上帝死了”，是一个象征故事。它象征了基督教的颓废性和形而上学的虚无性。
“上帝死了”这句话本来并不是无理的蛊惑人心。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上帝的第一次死亡。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意味着上帝的第二次死亡，但这次是上帝的“偶像”——教会和中介——神甫的死亡。尼采说的已经是第三次死亡了，这次死于谋杀。上帝第一次死亡有复活，第二次死亡不是自身的真死，而是神与人更直接的亲近，第三次死亡则是神自身虚无的显现。这句话表明了尼采对于基督教的批判和反叛。基督教是颓废的宗教。其颓废在于它扼杀人性、扼杀人的创造力。
“上帝死了”，集中表达了尼采对基督教极大的不满。不过，“是我们杀死了上帝。”我们是谁？是有意杀的还是无意杀的？“我们”是传统文化，特别是基督教文化熏陶下的人，是平庸的、没有生命力的人。
我们往往在无意中杀死了上帝。上帝被杀死了，我们连发现的能力也没有。这是人的麻木与无知。在所有的无知中，对于虚无的无知是人最大的不幸。
“上帝死了”隐含着形而上学本体之虚无。死是倒塌，虚无是不真实，没有根据。这句话也预示着形而上学的终结。尼采看出了形而上学之概念和理念的虚假性。不仅如此，形而上学还颠倒了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否定了现实的真实性。当人们凭空捏造了一个理想世界的时候，也就相应地剥夺了现实世界的价值、意义和真实性……上帝之死意味着一切价值要重估，意味着一个虚无的时代的到来。
二、灿烂的文学：热情洋溢，感情奔放辉煌的文学成就德意志的文艺复兴运动虽未像它的西方邻国那样产生伟大的文学巨人，但反映市民阶级利益的市民文学还是在缓慢地发展。市民们创造了适合表现他们自己的要求的文学形式，工匠歌曲就是其中之一。宗教改革前夕，他们更以传单、歌曲、笑话和戒斋节戏等形式来批判他们的敌人，维护自己的利益。塞巴斯蒂安·布兰特的《愚人船》（1494年）是当时比较著名的作品。
三十年战争的浩劫使德意志经济凋敝，国家分裂，领主专制进一步巩固，这种形势大大阻碍了市民文学的发展。大多数市民出身的作家没有继承和发展16世纪文学的传统，反而依附宫廷，为王公服务。他们一味模仿外国，玩弄形式游戏，形成了所谓的“巴洛克”风格。这种宫廷文学统治了整个17世纪的文坛，而且延续到了18世纪上半叶。17世纪的德意志文学也有不少成就。
马丁·奥皮茨致力于建立新的诗歌形式，他的《德意志诗论》（1624年）是德意志文学中第一部有影响的文艺理论著作。他还积极支持诗人和学者为纯洁德语而建立的“语言学会”的活动。弗莱明、洛高和格吕菲乌斯的诗歌标志着市民文学的新发展，而格吕菲乌斯的十四行诗和颂歌是这一发展的顶峰。
德意志文学的辉煌时代开始于启蒙运动。德意志的启蒙运动是在先进的英国和法国的影响下兴起的。众所周知，启蒙运动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出现的一种批判宗教思想、追求理性和人的尊严的运动。德意志文学在这滔滔无际的运动中跻身世界文学的洪流。
作为整个德意志启蒙文学的发起者，在整个18世纪上半期，约翰·克里斯托夫·高德盖特倡导理性并力图推动德意志文学和戏剧的变革，他在《献给德意志人的批判诗学试论》中把法国的古典主义文学当成德意志文学的典范和努力方向。
而作为德意志启蒙文学最杰出的代表是莱辛，他是德意志文学的奠基人，在文学、美学、戏剧理论和文艺批评方面都做出巨大的贡献。他的美学论著《拉奥孔，论绘画与诗的界限》、《汉堡剧评》奠定了德意志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莱辛的代表作有悲剧《萨拉·萨姆逊小姐》和《爱米利亚·迦洛蒂》，喜剧《明娜·冯·巴尔赫姆》，寓言《狮子与驴子》、《神与绵羊》。莱辛对德意志人来说是启蒙运动的宗师，海涅在（《论德意志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一书中说：“在路德之后，德意志还没产生过比莱辛更伟大、更卓越的人物。”
伴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由于德意志的分裂割据，资产阶级的软弱，人民反对封建主义的要求越来越高，德意志不能像法国在政治领域进行革命，只好在文学领域呐喊，从精神上发泄不满，这就诞生了“狂飙突进”运动，它是启蒙运动的深入发展。倡导者是赫尔德，当时年轻的歌德和席勒就是这一运动的主将。
赫尔德是德意志文艺理论家，狂飙突进运动的理论指导者。他的重要著作有《关于近代德意志文学的片断》、《批评之林》、《论语言的起源》、《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等，编有民歌集《各族人民的声音》。在这些著作中他提倡民族文化，重视民间文学，试图从历史观点来说明文学的性质和宗教的起源，并运用比较语言学方法解释语言和思维的关系。
深受卢梭、莱辛和斯宾诺莎著作影响的歌德青年时为狂飙突进运动的主要人物，政治上反对封建割据，渴望德意志统一，主张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早期重要作品有剧本《葛兹·冯·伯利欣根》和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1786-1788年间他对古典艺术产生浓厚兴趣，同时，研究自然科学，进行文艺创作，完成剧本《伊菲格尼》和《哀格蒙特》，后者以尼德兰民族独立战争为题材，反映作者对异族压迫的憎恨。歌德的代表作诗剧《浮土德》系根据16世纪民间传说写成，长达1.2万余行，反映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初德意志进步的、科学的力量和反动的、神秘的力量之间的斗争，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他的重要作品还有自传《诗与真》和小说《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他的抒情诗很优美，是德意志诗歌的瑰宝。
剧作家和诗人席勒是“狂飙突进”运动的另一位干将，生于医生家庭，学过法律和医学，当过军医，青年时期为“狂飙突进”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他的早期作品剧本《（强盗》歌颂了一个向封建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青年。剧本上演后，他遭到迫害，逃出符滕堡公国。他的剧本《阴谋与爱情》“是德意志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恩格斯）。
在艺术理论方面，席勒受到康德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写出《论悲剧艺术》、《美育书简》等美学论文。他认为通过审美教育能使人获得精神上的解放，从而使社会得到改造。
由于德意志社会发展的限制，18世纪90年代，“狂飙突进”开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德意志古典文学的兴起。德意志古典文学是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进行的，是文学领域的大革命。但是由于参加者也只有“狂飙突进”运动的干将歌德和席勒，因此，古典文学在德意志文学史上不是一个规模宏大的文学运动，也称不上是一个文学流派。
但是，就在这10余年当中，歌德和席勒完成了奠定德意志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占重要地位的光辉作品。如席勒的剧本《华伦斯坦》（1800年）、《奥尔良的姑娘》（1801年）、《威廉·退尔》（1804年）和美学著作《论素朴的与感伤的诗》（1796年），歌德的小说《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1795-1796年）、长篇叙事诗《赫尔曼与窦绿苔》（1797年）和诗剧《（浮土德》（第一部，1808年）。此外，他们还写了大量的诗歌，特别是叙事谣曲。席勒逝世以后，歌德在生命的最后20余年又写了包括《浮土德》（第二部）在内的一批光辉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