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逸待劳不是消极对待，也不是被动做事，而是在养精蓄锐，以精力充沛之势谋事、做事才能创造更多的奇迹。
1.沉着冷静，兼顾利害
冷静可以克制鲁莽、少犯错误，沉着冷静不是退缩，而是临机处变之道，同时也是蓄势之法。处理事情时，有时需要勇往直前，无所畏惧；有时则需要静观默察，以逸待劳。
西汉哀帝建平元年，刘秀出生在陈留郡济阳县，父亲是济阳县令刘钦，他在家里排行老三，哥哥叫刘演。
刘秀正是出生在一个矛盾丛生、动荡不安的时代。自从西汉成帝、哀帝以后，社会矛盾就越来越尖锐。
王莽建立了国号为“新”的王朝后，使得本来已经大乱的社会更加混乱。各地的反莽斗争风起云涌。王匡、王凤率领下发动了绿林军起义；樊崇领导青州饥民发动了赤眉军起义。
地皇三年十月，刘演在舂陵，刘秀与李通的从弟李轶在宛城，同时起兵。由于刘氏为西汉皇族，所以人们把他们领导的起义军叫做汉军。不久，汉军与绿林军结为联军，共同打击王莽军。
随着起义军的不断壮大，将领们都主张拥立一个刘姓的皇帝，以此统一号令，顺应人心。但在此时，产生了分歧，南阳一带的豪杰人物，都认为刘演有威望，治军严明，最为合适，而新市、平林军的将领们大都喜欢散漫放纵，他们担心立了刘演以后没有自由。他们认为刘玄懦弱，容易左右，因而策划拥立刘玄。
刘玄当皇帝后，改元为更始元年，并封了一大批官衔，封刘演为大司徒，封刘秀为太常偏将军。
农民起义联军建立了“更始”政权后一个月，刘秀与诸将分兵而进，攻下了昆阳、定陵、郾城，包围了宛城。
绿林军不断胜利，引起王莽的极大恐慌。他立即征调了全国兵力42万人，号称百万大军，由王邑、王寻两员大将向宛城进发，围困昆阳。
面对王莽军队的进攻，刘秀的将领见敌多势盛，不敢作战，都跑回昆阳城中，都想各自回本土自保。对于是否能守住昆阳城，起义军将领意见颇不统一。外有敌军压境，内部军心浮动，形势十分危急。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刘秀表现出大智大勇的军事才能。他力排众议，冷静分析，主张集中兵力坚守昆阳，争取其他外援夹击敌军。
他说：“现在来敌强大，并力抗敌，还有打胜的希望，要是分散，必然被消灭。而且宛城还没攻下，来不了救兵，昆阳一失，一天之内，各军也就全都覆灭。”刘秀又向大家讲了他的主张和具体要求，结果将领们一致同意。
当时昆阳城中只有八九千人，刘秀留下王凤、王常守城，趁着敌军尚未合围，刘秀只带13名骑兵从南门突围，到郾城和定陵去调集援军。
刘秀到郾县、定陵一带，把那里的军队全部集合起来救援昆阳。当时许多的将领们舍不得财物，要求留一部分兵力看守。刘秀说：“现我们的目的是打败敌人，如果被敌人打败了，脑袋都保不住，财物还有什么用？”于是把全部军队都带到了昆阳。
刘秀亲率步兵、骑兵一千余人，在距敌军四五里的地方摆下阵来。王邑、王寻派数千人前来交战，刘秀身先士卒，率军冲入敌阵，大败敌军，首战告捷。士气为之稍振。将领们都非常高兴，都准备继续前进。这时，绿林军已攻下宛城，但消息还没有传到昆阳，刘秀并不知道。
为了进一步鼓舞士气，瓦解敌军，刘秀决定诈慌敌人，他派人拿着他亲笔写的“宛下兵到”的书信送往昆阳城中，故意把这封信丢在路上。王寻、王邑拣到信看后，以为宛城的增兵已到，心中十分恐惧。
刘秀继续率军前进，结果敌军连连败退，杀敌近千人，士气大振。刘秀于是率领三千敢死队，从城西直冲敌军的中军地带，昆阳内外的起义军形成夹击之势。王邑、王寻轻敌守营，结果大败，落荒而逃。
昆阳一战，使王莽政权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王莽为之走坐不安，忧懑不食。同年九月，起义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推翻新政。
在整个对王莽的战争中，刘秀有勇有谋，指挥若定，表现出智勇双全、凛然不可侵犯的大将风度，为王莽政权的覆灭立下了汗马功劳，另一方面，也大大提高了刘秀在起义军中的威望。
随着刘演、刘秀兄弟的威名日益扩大，新市、平林军的将领们心中不安，劝刘玄除掉他们。而刘演手下的人对刘玄当皇帝一开始就不服，公开拒绝刘玄的任命，飞扬跋扈。刘玄担心刘秀兄弟影响他在更始政权中的地位，于是与农民将领共谋，把刘演与其部下一同杀害。
刘演的死，对刘秀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下，刘秀表现出遇大事而沉着冷静的胸怀与气度。刘秀赶紧回到宛城请罪。当刘演部下的官吏去迎接他，慰问他，他只是寒暄几句，表示过错在自己，不与来人私下交谈，不讲昆阳的战功，不为哥哥服丧，饮食言笑与平常一样，若无其事。刘玄见刘秀没有反对自己的意思，拜他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而刘秀每当独居，总是不喝酒、不吃肉，以此寄托哀伤。
但刘秀明白，尽管暂时的消除了刘玄等人的猜忌与疑虑，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了避开险恶的环境，寻求更大的发展，刘秀一方面隐忍韬晦，同时暗中扩大势力和影响。
更始元年九月，刘玄的军队相继占领了长安和洛阳。刘玄准备以洛阳为皇都，命刘秀前往修整官府。
刘秀到任后，严肃整顿，他安排僚属，下达文书，对所有官吏的装束服饰，全都恢复汉朝旧制，非常庄重威严。
更始元年十月，刘秀奉更始帝刘玄的命令，以破虏将军兼大司马的名义出使河北，稳定那里的局势。这时的河北形势十分复杂并且不稳定，刘秀虽然希望早日摆脱更始政权的限制，但也对在河北的发展信心不足。这时，冯异、邓禹等的建议，使他坚定了信心。
刘秀在河北，每到一处，考察官吏，按其能力升降去取；平反冤狱，释放囚徒；废除王莽苛政，恢复汉朝的官吏名称。当地的官民皆欢喜，非常敬重刘秀，争相持酒肉慰劳，刘秀一律不接受。
这时，河北的王郎谎称自己是汉成帝的儿子刘子舆，利用河北地区一些豪强地主为确保自身利益而排挤刘秀的心理，在邯郸建立了一个新的割据政权。王郎悬赏10万户通缉刘秀，刘秀几经逃难，最终在河北站稳了脚跟。
同年四月，刘秀亲自帅大军包围了邯郸。王郎军被消灭，王郎也被杀死于逃跑途中。这样，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基本上为刘秀所有，河北成为他脱离更始政权、创建统一大业的重要基地。
平定王郎后，刘秀发现官吏与王郎勾结一起毁谤刘秀的材料有几千份，这使许多人惶恐不安。刘秀一律不看，把王郎的宫吏召集起来，当面一大把火烧掉。他说：这样做是“令心怀不安的人放心。”
刘秀在河北的影响引起了更始帝的不安，为了削弱他的影响，夺回他的权力。刘玄派使节赶到河北，封刘秀为萧王，并命令刘秀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与有功的将领赶到长安去。刘秀明了这一意图，便以“河北未平”为理由拒绝应征去长安。从此，刘秀与刘玄的矛盾开始公开化。
更始三年秋，为了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刘秀调集各郡兵力，先后在馆陶、薄阳等地击败并收编了铜马、高湖、重连等农民起义军。
这个时候，以樊崇、逢安、徐宣等人为首的赤眉军，正迅猛地向长安进兵。刘秀感到争夺天下的时机即将到来，他一面派将军邓禹率精兵2万向关中一带进发，相机行事，同时选定北据太行山、南临黄河、地势险要、财物富实的河内郡作为进取中原的立足点，巩固自己。
刘秀先用文武兼备的寇恂任河内大守，冠以“行大将军事”的御号。让他保证军粮供应，训练士兵和战马，阻挡外面的军队。刘秀又在孟津部署重兵，时时窥视洛阳。
一切准备就绪后，刘秀又带领一支军队回到冀中、冀北一带。当时许多将领们纷纷给予刘秀上尊号，要他称皇帝，刘秀一律拒绝。
将军耿纯对刘秀说：“将领们离开亲人和家乡，跟从您出生入死，目的就是实现封官拜爵的愿望。现在您迟迟拖延，违备大家的心愿。恐怕他们会产生离去的想法。”至此，刘秀相信了将领们要他当皇帝是出于个人利益，并非是假的。
冯异是当时刘秀最亲密的人，自从刘秀任司隶校尉，他一直在身边，陪同和照顾刘秀渡过了最艰难的时刻，经常劝刘秀做争夺天下的思想准备。刘秀到高县后，把冯异从洛阳前线召口，向他询问天下的形势。
冯异对刘秀说：“更始皇帝的败局已定，考虑宗庙祉稷的问题就在大王你了。应当听从众人的主张。”这坚定了刘秀称帝的决心。
这样，刘秀于六月已末日筑起坛台登台告天地群神，当了皇帝，改这年为建武元年。
香港首富李嘉诚同样也是一个沉着冷静，为实现目标而坚持到底的人。
李嘉诚进入房地产的时候，房地产还不是大热门，但绝非冷门。
房地产已经成行成市，个中好手在其中创出了许多新意。
比如祖籍广东番禺的霍英东于1954年首创卖楼花的销售高招。
所谓卖楼花，就是一反原来地产商整幢售房或据以出租的做法，在楼宇尚未兴建之前，就将其分层分单元预售，得到预付款就动工兴建。
卖家用买家的钱建楼，地产商还可将地皮和未完成的物业拿到银行按揭（抵押贷款），可谓是一箭双雕。
银行的按揭制日益完善。用户只要付得起楼价的10％或20％的首期，就可以把所买的楼宇向银行按揭。银行接受该楼宇作抵押，将楼价余下的未付部分付给地产商，然后，收取买楼宇者在未来若干年内按月向该银行付还贷款的本息。
无疑，银行承担了主要风险。
霍英东售楼花的创举可以加速楼宇销售，加快资金回笼，弥补地产商的资金不足。因此，急功近利的地产商纷纷效尤，蔚然成风。
李嘉诚面对地产界的主流新风潮，作为一个新进者，他冷静地研究了楼花和按揭。
李嘉诚得出结论，地产商的利益与银行休戚相关，地产业的盛衰直接影响银行。正所谓唇亡齿寒，一损俱损。因此，过多地依赖银行，未必就是好事。
根据高利润与高风险同在的简单道理，李嘉诚制订方略：
（1）资金再紧，宁可少建或不建，也不卖楼花以加速建房进度。
（2）尽量不向银行抵押贷款，或会同银行向用户提供按揭。
（3）不牟暴利，物业只租不售。
总的原则是谨慎入市，稳健发展。
1961年6月，廖创兴银行挤提风潮证实了李嘉诚稳健策略的正确。
廖创兴银行由潮籍银行家廖宝珊创建。廖宝珊同时是“西环地产之王”。
为了高速发展地产，他几乎将存户存款掏空，投入地产开发，因此引发存户挤提。
这次挤提风潮，令廖宝珊脑溢血猝亡。
李嘉诚从自己所尊敬的前辈廖宝珊身上，更加清醒地看到地产与银行业的风险。
他深刻地认识到投机地产与投机股市一样，“一夜暴富”的背后，往往是“一朝破产”。